“我最后哭了”：人如何不变成机器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昨天上海一小区，本来已经解封了，可以自由出入，居民回来还是被一个志愿者“大白”拦了下来，要求必须出示健康码和行程码，才能进入。
居民不同意，发生了争执，大白坚持不放行。最终居民只好报警，警察来了，告诉“大白”解封了居民可以进去，他还是不同意，坚持“要等上面的通知，才能放行”。最终在警察和业主的反复劝说下，他才答应放行。
他工作非常认真，但是却没有任何感动人的地方，视频发到网上，引来很多嘲讽。还有人指出，这很像二战后很多年还在东南亚山地里坚持的日本兵，因为“上级”没说可以投降。
几天前，北京也发生过一件类似的、可能更极端的事。有小区要求居民必须持“48小时以内核酸阴性证明”，才可以进入。一位业主的核酸是“24小时以内阴性”，被保安拒绝了。
业主跟他解释，“既然48小时以内可以进，我这24小时以内的，不更可以进了吗？”保安死活不同意，说48小时就得48小时。怎么解释也不行，最后业主只好报警，警察来了，做了工作，保安才同意进去。
这个保安的表现，看起来像是智商出了问题，无法理解“48小时以内”本身就包含了“24小时以内”。但是，如果换一个情景，比如关乎到自己的工资和福利，他还是应该能够计算清楚。
保安可能出现了某种应激性认知障碍，这是一种“执行力”到了极致的后果。上海那位“大白”也一样，他只牢记自己的使命，把自己的工作简化为机械式的执行。在不断重复中，他们最终只记得了简化的指令，“只有……才”，“严禁”……“一律”……。
两个纠纷中，警察来了都得到了解决。警察向他们宣讲了政策，他们就认可了。这并不是说警察有更好的逻辑，讲的话更有说服力，而是对他们来说，警察代表了权力，警察无论如何是不可能错的。听警察的，即便是错了，自己也没有责任。
这样看来，这种所谓的认知障碍，其实也是一种权力带来的后遗症。在不断的服从中，一个人最终丧失了作为人的“感受力”和“判断力”。在执行自己任务的过程中，他们没有一点自我意识，最终也把自己变成了机器。
不想嘲笑他们，更不想谴责他们，他们也是受疫情影响的千千万万人之一。疫情对人的影响巨大，远不止感染者或者被拉进方舱的人，也不只在经济上遭遇损失——它可能会重塑我们的心理和行为方式。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防疫中摧毁人的正常情感。恐吓和制造恐惧是其中的核心，不管是施加者还是承受者，都会受到影响。在尊严不断丧失的过程中，人会“与邻为敌”，也会“交出自我”。
昨晚看到一段感人的视频。上海一个家政公司看库房的大姐，疫情中看到有女性无家可归，就“擅作主张”把她们放进公司大厅安顿下来。视频中有十几位无家可归的女性，都是这位大姐救助的对象。现在有关部门让她做出决定，把那些人赶走，否则“有可能坐牢”。她发视频，就是在进行求助。
这事感动我的地方有两个。第一，最初触动这位大姐的，是她看到无家可归者的艰难。她说：“我流泪了”。这让她做出决定，冒着风险把看到的无家可归的姐妹们都营救到公司——她从自己的眼泪中感受到人之为人的尊严，也获得了力量。
第二，面对有关部门的警告，她打电话给自己的老板。家政公司老板也是一位女性，她支持了自己的员工，“你做得对。我们这个公司，本来不就是为了帮扶女人吗？”这位老板，没有因为被有关部门警告，而忘记自己最初创业时的想法。
当下的防疫已经和疾病、医学和公共卫生学关系不大。它是一项“社会治理”，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被裹挟其中。它最终考验每个人的人性，每个人都面临一个机会：做出怎样的行动，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