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经济海啸淹没的都市阴暗后街

被经济海啸淹没的都市阴暗后街

　　生活与梦想轰然倒地

　　2022年4月29日，湖南长沙望城区，一栋位于长沙医学院后街的居民自建房发生坍塌事故。本次事故共造成54人遇难，10人受伤。因为靠近高校，遇难者中有多名在校大学生。这是继2020年福建泉州新冠隔离酒店坍塌、山西襄汾餐馆坍塌，2021年江苏苏州酒店坍塌几起事故之后，中国又一起“自建房经营场所”坍塌造成的重大伤亡事故。

　　这栋倒塌的“自建房”，一般俗称“农民房”，堪称是一个“迷你mall”，从一楼到七楼包含了餐饮店、放映室、旅馆、民宅。大部分离开家在城市打拼的中国人对这种建筑都不陌生，它们身处城市却是农村土地的性质，在中国都市光鲜亮丽的天际线后方默默野蛮生长。这种建筑组成的片区有一个统一的称为“城中村”。在某些地区，这种看起来不怎么漂亮的建筑群成为了城市的主要组成部分。虽然街道狭窄、光线阴暗，内部格局有如迷宫，但却五脏俱全、生活便利。对于那些在城市打拼的低收入者，没有收入的学生、刚刚步入社会的小白领来说，低廉的房租能让他们在高消费的大都市立足。

　　很多年前，我自己也曾经在这样的地方住过。那是在深圳二线关附近的一个城中村，只需要十分钟地铁便可以到达未来世界一般的福田中心区，但却只需要市区三分之一不到的价钱便可以拥有一个自己的套间。只是因为楼间距过近以至于出现“握手楼”，许多房间常年不见阳光，导致这里总显得闷热潮湿。不过这里消费十分便宜，当时村中的5元一件的肠粉便可解决早餐，猪脚饭10块钱便可果腹。这个“村”里有大型超市，有各种档次的快餐，也有各类便宜的娱乐场所，甚至还有一个规模不大的公园。像这类城中村，一度是深圳绝大多数人口的居住地。其实这种城中村的人口和建筑密度确实不符合安全和卫生的要求，大小火警时有发生。即使在摄像头密布的习时代，这里也常是鱼龙混杂的治安黑点。

　　几年后我搬离了那里，像许多来深圳打拼小有成就的人一样住进了有物业的“正规”小区。新的住处离我最初落脚的那个城中村并不远，可以每天俯瞰我在深圳的第一个“家”。从这个角度看过去，那个村子就像是光彩夺目的高楼中间一块灰暗的小洼地，直到2018年，这里终于拉起了动迁的横幅，整个村子被推平，即将建起一个新商业中心。而居住于此的数万打工人，不得不迁往离市中心的地方，一般是另一个还没有动迁的村子。

　　相比十年前，如今城中村里的年轻人想要靠自己闯出一片天的希望越来越小。除了金融、IT等有数的几个行业里部分专业人员，深圳一般企业普通员工的工资也就在万元左右，动辄六七千元的小区房实在是难以负担，只能长期在城中村“坚守”。而更要命的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城中村这种人口密集、小家庭和单身居民为主、多数人以服务业为生的居住区成为“中国式防疫”打击的重灾区。这里居住着大量手停口停的打工人，大部分住户家中没有储存食物和烹饪的空间，高度依赖在外就餐。而政府对这种“问题区域”的处理则相当简单粗暴，常常是在其四周筑起“隔离墙”了事。2022年3月深圳的“一周快速封城”基本没有影响到住在商品房里的中产，但多个城中村已经出现了食物短缺的人道灾难。甚至在有些村里，愤怒的居民——大多是年轻人——自发推倒这些墙。在经济海啸面前，这些“洼地”当然是最先被淹没的。

　　党国与乡土共存

　　很多人将城中村视为中国东南沿海，尤其是广东经济起飞的“蓄电池”。这些看起来不太体面，被某些官员成为“城市牛皮癣”的地方，可以容纳各种档次的消费，也给了许多初创公司成长的空间。这里似乎完全是外地人的天下，潮汕话、湖南话、四川话、东北话回荡在村子里，甚至还有很多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宾”。但在珠三角各地的城中村里，乡土低配版的水泥森林之中，却必然会有一栋古色古香的传统岭南建筑， 那是这座村子的祠堂。实际上，这才是这几万人生息之所的秩序来源。

　　知乎上有个非常外宾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贫民窟？”，各种懂王煞有介事地讲了一大堆“中国经验”。实际上如果按照一般对“贫民窟”的描述——流入城市的人口聚居的、未经政府规划、主要由各种自建房组成的人口过密的居住区，这些村子确实就是贫民窟。广州杨箕、深圳白石洲和孟买达拉维、里约法维拉的最根本区别，在于他们的土地理论上有明确的归属——这是当地农民的宅基地或农地，外乡人在这里只能是永远的租户。

　　城中村确实是在“乡土”力量，比如宗族之类本土自组织的卵翼之下存在的。它其实是看起来无比强大的中共党国能力受限的产物。改开之后，中共的国家机器并没有足够的能量去掌控自己不熟悉的市场经济，手里更没有足够的资源，只能到处“给政策”——也就是开放某些特许权益。东南沿海成为世界工厂的支柱之一，就是这种“政策”开的口子——当然这并不是“优待”，只能说是迫不得已的“正常待遇”罢了。被城市发展占去耕地的城郊农民，将自己的宅基地上的自建房拿去出租赚钱，实际上是帮助政府解决了城市化带来的住房问题。城中村低廉的消费、内部的相对“自治”，更成为各种冒险家完成原始积累的绝佳根据地。

　　城中村其实中国每一个城市都有，某些北方内陆城市如西安、郑州也曾达到非常壮观的规模。但以我对多个城市此类空间的观察，广东珠三角地区的“村子”相比北方的同类，普遍外观更整洁、内部机能更完善，甚至吸引了不少白领入住。除了经济发展水平，这也是广东地区远离帝国中心从而传统宗族组织能较好保存的结果。很长时间里，“党国”的力量并没有它声称的那么强大，即使在广深莞这样的大城市，它依然要与“乡土”的力量事实上分享权力。

　　土地是红色中华帝国最重要的财富命脉，其地位可以类比古代王朝的盐。中共改开之后对土地“级差分类”的垄断，可以说是撑起了整台国家机器，其重要性甚至远超各类垄断国企——那些国企在经济上的地位倒更像是古代皇帝垄断的矿税、市舶之类小金库。中国有点知识的人都知道，你买的五万一平的房子里头至少三万六是政府收走的土地出让金。因而土地的私有确权与自由买卖被中国政府看成动摇国本的事情，连讨论的余地都没有。而“城中村”这类灰色地带相当于在农民土地与城市土地之间密不透风的墙上打了眼。人们住在农民廉价建起的房子里，用低成本享受城市的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这一局面随着习近平时代中共大力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自然是要被以各种借口逐步消灭的。经济不太发达或是基层国家机器极端强大的地方，他们使用强制拆迁和“清理低端人口”之类手段。而在广东浙江这样本土势力强大、中共基层国家机器向来薄弱的地方，则是用钱砸出的“旧改”，这曾经一度成为一场财富盛宴。

　　熄火，原地腐坏

　　2015-2019之间，广深等地经常有“xx村拆迁村民补偿破亿”“某某村有人赔了几十套房子”成为网络热议话题。其实在全国各地，“旧改”都是一场财富盛宴。得到巨额补偿的村民，尤其是手握大量房产且掌握集体分红支配权的村干部自不必说。对于开发商来讲，“城中村”通常区位好，已经有了旺盛的人气，而各地对于此类项目的容积率的限制都相当宽松，城中村旧址上矗立起密不透风的高楼群是例行操作，开发商很容易赚到钱。当然唯一受损的可能是那些租住在其中的中低收入者，他们被迫搬去了更远的地方，不过他们本来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游戏跟他们无关。

　　但这一模式的支撑在于要有足够旺盛的地产市场。“旧改”项目体量大、动迁谈判漫长、涉及的利益关系也十分复杂，并不是一个容易应付的活计。而建成项目中有非常高的比例用于原村民的回迁补偿，迫使开发商提高容积率、降低项目品质，每一个大型旧改项目的出炉都会给该区域的房产市场形成一轮价格冲击。一旦没有大量急于上车的购房者——他们算是最后的接盘侠，这个所谓的“三赢”体系能维持多久就会有很大的疑问。

　　在四大一线城市中房价最低，也就意味着地方财政状况最紧张的广州，在过去的几年成为最热衷于旧改的城市。当地政府曾经制定了大跃进式的改造计划：三年完成83座、五年完成183座旧村改造。仅一个黄埔区就宣布要拆迁啊3200多万平方米的城中村。但在2021年激进的地产调控之后，这台飞速开动的拆迁推土机却停在了中途。随着一系列头部房企先后出现生存危机，大量项目被迫搁置。在许多地方，原村民的“临迁费”——意即在等待回迁房建好前开发商支付用以过渡期租房的款项——都遭到了拖欠，部分村民甚至出现了生活困难。

　　而在房价更高的深圳，此类现象也出现在一些已经被拆除的村子身上。当然在这过程中先被拖垮的是开发商。如我们前面所说，城中村作为党国和乡土秩序交接处的灰色地带，其内部的资源分配和权力关系极为复杂，而政府为了维稳又制定了较高的“村民同意比率”之类要求。旧改这块饼虽然香，吃起来却是要一番功夫手段的。不论是利益输送摆平村干部，还是对“钉子户”对谈判工作，更不要说对各级政府和审批部门的打点维护，这些工作都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漫长的协商和前期准备阶段需要大量资金运作，而这些钱不可能从银行借到，必须以更高的资金成本通过各类通道甚至民间借贷获取。这类项目占用的资金从总量上看似乎没什么特别，但因为时间长、变数多、成本高，对地产企业运营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按照地产行业的一般操作规律，经营这些项目的企业最后就只能靠规模取胜，尽可能多地搞这类项目，这样还能指望自己的项目池里出现现金流转正的去支撑其他项目的前期费用。这就造成了多地的几家“旧改王”，广州有时代中国，深圳又佳兆业。当然了，既然企业已经把自己的弦绷到这么紧，“调控”的刀子轻轻一拨，一大堆项目就得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个停摆。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失语的城中村租户，则承担了这种停滞带来的最大后果：他们即使侥幸没有被地产开发被赶出租住的房子，也将要面临基础设施的逐步恶化。如果大家都变成了三和大神，你的房东也会跟你一样不爽，更让人不爽的事，他会把那点本来用于让你住的舒服和安全一点的钱省下来的。长沙发生的惨剧，也许只是个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