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男杀女获减刑掀众怒 性别暴力再浮台面

土耳其男杀女获减刑掀众怒 性别暴力再浮台面

　　土耳其女学生古特金遭残杀，法院判定凶手受到“不公刺激”而动了杀机，因此予以减刑。消息传出后举国哗然，质疑此举加剧侵害女权，死者家属更斥正义已死。

　　土耳其层出不穷的性别暴力事件，及刑法中高度争议的“不公刺激”（unjust provocation）概念，在女学生古特金遭杀害后，再次掀起讨论。

　　来自土耳其西南部木拉省（Mugla）的古特金（Pinar Gültekin）2020年遭前男友奥泽（Cemal Metin Avcı）殴打后勒死。奥泽试图焚尸灭证未果，便将尸体弃置垃圾箱，再以混凝土覆盖。古特金27岁年华，戛然而止。

　　土耳其检察官原本要求判处奥泽加重无期徒刑（aggravated life imprisonment），法院今年6月基于奥泽受到“不公刺激”，将刑期减为23年，引爆举国怒火，也再次触发土耳其社会在世俗化与伊斯兰化两派势力角力下，对“杀女”问题（femicides）最深沉的无力感。

　　根据土耳其女性协会联合会（TKDF）数据，2020年有409名女性遭谋杀，2021年则至少367人遇害，意味着日日都有女性命丧黄泉。 “自由日报”（Hurriyet Daily News）6月引述非政府组织报导，今年1月发生26起杀女事件，2月23件，3月及4月各为24件。 5月则有35名女性命丧配偶或家人之手。

　　土耳其女性安全疑虑，除了与根深蒂固的“男强女弱”性别观有关外，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5月指出，土耳其政府打击女性暴力的方式是家长式的、保守的，也未将防治家庭暴力视为促进妇权或确保性别平等的一环。

　　此外，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数据显示，土耳其女性劳动参与率最低，经济依赖使女性更难抽离虐待关系。 “不公刺激”概念更无益缓解女性所面临的暴力威胁。

　　土耳其刑法第29条规定，任何人因不公正的行为而在愤怒或极度痛苦的状态下犯罪，罪刑若须判处加重无期徒刑，应处以18至24年有期徒刑；罪行若需判处无期徒刑，则处以12至18年有期徒刑。

　　究竟何以构成“不公刺激”，由法官裁量。土耳其女权平台“我们将阻止杀女”（We Will Stop Femicide Platform）发言人逊尼丘鲁（Dilber Sünnetçioğlu）指出，法官之所以能自由划定“不公刺激”意涵，是社会性别不平等的产物。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人们普遍认为“男性比女性更重要”。

　　男性受到“刺激”的原因大同小异：她没有看顾家庭、她忽视孩子、她骗了我等原因。例如2020年，寇马兹（Ersin Korkmaz）刺女伴博兹（Nurgül Boz）44刀夺命。受审时，寇马兹表情哀戚，再三向法官强调自己悔意什深，盼获减刑，并辩称博兹不忠在先，“激怒、挑衅”他，才发生憾事。

　　除了“不公刺激”外，法官还可以根据“被告的行为良好”斟酌减刑。良好行为定义为何？不明。

　　古特金遇害后，土耳其总统艾尔段（Recep Tayyip Erdogan）发推文哀悼。他写道：“当我们得知古特金被恶棍谋杀时，我们痛苦不堪。我鄙视对女性犯下的所有罪行”。对许多女权运动人士而言，这话听来空洞。毕竟土耳其政府在落实“伊斯坦堡公约”方面难见具体进展。

　　“伊斯坦堡公约”正式名称为“欧洲理事会女性暴力与家庭暴力防治公约”（Council of Europe Convention on Preventing and Combat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Domestic Violence），2011年在伊斯坦堡通过，要求签署国政府立法防治针对女性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

　　土耳其是伊斯坦堡公约首波签署国，于2014年生效。宗教团体等保守派坚称，公约鼓励离婚、破坏家庭和谐，而且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LGBT）社群也引用公约的平权理念争取社会认同。土耳其去年退出“伊斯坦堡公约”，对百年女权运动而言，无非另一迎头痛击。

　　土耳其司法部长博兹达（Bekir Bozdag）今年6月对“不公刺激”的界限提出质疑，并称“应该确定”相关案例的做法。要说这是翻转土耳其女权的一道曙光，或是政务官眼见众怒难遏而开口头支票，或许为时过早。

　　但是至少“不公刺激”争议再跃上台面，土耳其社会被迫直视女性在现行政治氛围及宗教制度下受到的钳制，及杀女事件的幽微难言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