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零”阴霾下被打破的“中国梦”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长久以来，海珠区那些逼仄小巷一直吸引着中国的打拼一族，比如来自中国中部产茶山区的纺织工人谢潘（音）。
海珠区是中国最大的纺织品市场之一，工人宿舍和纺织厂坐落于色彩明亮的建筑之中，这些建筑间距很近，邻里之间从窗口能握手。这里曾经只有散落的村庄，但随着中国几十年前开放经济变成了制造业中心。政府承诺放宽管理，让人民追求自己的抱负，涌入海珠区的无数人正是为此而来。
去年，谢潘踏上了希望之旅，与其他来自湖北的工人一样，在南方大都市广州这个人口稠密区定居下来。他们在嘈杂的工厂中辛苦劳作，忙于制衣或是兜售家乡名小吃热干面。但几个月前我见到他时，他的希望已经变得渺茫。由于经济放缓，他已经两周无家可归，后来才凑钱以每月800多元的价格租了个10平米见方的单间。
“不是人人都有活干，“31岁的谢潘当时说道。他讲话轻声细语，由于常年在缝纫机前劳作而变得驼背。“没法一觉睡醒就去找工作。太累了。”
后来情况变得更糟，严格的新冠封锁让工厂停工，面馆纷纷关门。到10月，谢潘被隔离了近一个月时间。
几周后，海珠区的民怨爆发了。当周末全国各地爆发反对新冠清零限制的抗议，数以百计的工人在周二违抗封锁规定，冲上海珠区街头，要求解封。他们拆除了街上的路障，还投掷玻璃瓶。当穿着防护服的警察穿过街巷，用警棍敲打盾牌时，他们喊道，“解封！”
这次爆发有力说明了世界上最严厉的防疫措施如何颠覆了中国人的生活。中国的强人领袖习近平正在扩大中共对民众的控制，其程度更甚于毛泽东时代。习近平将新冠“清零”的成功与他作为统治者的合法性捆绑到一起，强制“清零”已经压过自由开放精神的培养，哪怕后者正是让海珠区以及整个中国生气勃勃的原因。
这种转变撕毁了党与人民长期以来达成的社会契约。在1989年暴力镇压天安门的民主示威后，北京达成了一项不言而明的交易：人民要以限制政治自由为代价，换来生活的稳定和舒适。
但如今，这种稳定和舒适都受到了损害，限制却不断加码。据一项统计，11月下旬，近5.3亿人——也就是总人口的近40%——都处于某种形式的封锁之下。有人食不果腹，有人则因耽误救治丧生。
中国的安全机器已经开始镇压反对“清零”的示威活动，这是自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发生的最为广泛的抗议。全国各地的警方都在拘捕和威胁参与者。政府虽然没有公开回应这些抗议，但也试图通过放松限制来平息公愤，包括广州的部分解封。
但即便习近平能掩盖这些不满情绪，抗议所揭露的幻灭感可能依然存在。“清零”本身就已经表明，党能够且将会轻易和肆意地把自身意志强加于人民。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种颐指气使动摇了他们不断进步的期望，也打击了他们冒险的抱负和意愿。
这种转变在中国南方最大的都市广州及毗邻的深圳可能表现得最为深刻。中国的市场改革正是从这里起步。今年早些时候，我与一位同事在该地区待了两周，以了解正在改变的社会契约如何助长了不满、放弃和焦虑——这些情绪都与习近平提倡的民族复兴必胜愿景南辕北辙。
谢潘上个月解除了隔离，就在冲突爆发前。他逃离了广州，不确定是否还会回来。“广州这个地方，确实，能不去就尽量不去。”
渺茫的希望
这一地区的吸引力在于它能给所有人希望。这里有农民工能去的工厂，有想一展手脚的程序员能去的科技大厂，还有给创业者的商铺。只要有坚韧和干劲，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为了两个年幼的孩子，谢潘去年搬到广州，希望赚到更多钱。但当他来到这里，却发现了意料之外的麻烦。
由于经济放缓和封锁抑制了人们购新衣的需求，许多工厂已经减产。每天早上，谢潘都要挤过几乎密不透风的求职人群，与工厂老板就越来越低的计件工资讨价还价，这种工作包括给衬衫缝制下摆，或是给裙装打褶。8月时，如果有收入，他每天能赚到两三百元，但他听说疫情前别人的收入是这个数字的两倍。
他边工作边靠米饭和豆腐充饥，周围是齐膝高的一堆堆织物和缝纫机的低鸣。
然后到10月，新冠病毒开始在海珠区传播，封锁接踵而至。谢潘先是被关在家中，后来又被关进隔离中心，钱很快就用光了。
解除封控的当天早上，他就登上了返回湖北的火车。“因为现在都失业了，这段时间，马上饿肚子，”回到家中的谢潘表示。
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不仅在工厂变得遥不可及。在这里的摩天大楼也是如此，那曾是梦想成真的光辉证明。
疫情前，瑞安·刘（音）就代表了他的家乡深圳所承诺的希望。34岁的瑞安·刘在工薪阶层家庭长大，是中国一家互联网巨头的产品经理。他的爱好是收集威士忌和出国度假，享受着中国现代化带来的上流生活方式。
但新冠清零让中国互联网巨头也不得不低头。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报告上季度净亏损近206亿元，部分原因是消费者需求疲软。中国市值最高的腾讯今年进行了大规模裁员，这是近十年来该公司员工人数首次缩减。
瑞安·刘为自己创造的舒适生活突然变得岌岌可危。为防意外，他说自己已经开始浏览招聘信息，当时他正在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内的办公室附近吃着沙拉，这里的高层写字楼都设有独立唱K房和室内跑道等便利设施。他不再购买威士忌，并卖掉了股票投资。
瑞安·刘现在把重点放在了还清贷款和储蓄之上。“因为可以预见到往后几年也会比较困难，”他说。
“国家无处不在”
下沙是深圳一处人口稠密的社区，以廉价餐饮和经济适用房闻名。当官员们在这里发现一例新冠阳性，施工的声音立即想起。当天下午，工人们运来了金属板和红色塑料板，竖起屏障阻止任何人离开——这实体呈现了党对日常生活愈发明显的控制。
“监狱都没这样，”56岁的吴群林（音）在这里经营一家按摩院，他回忆起7月那次为期两周的封锁时表示，那是他今年第二次被封。
即便在围墙撤走之后，对生活的滋扰依然存在。每24小时就要做一次核酸。进入社区的人必须出示居住证明。官员通过手机监视着人们的行动。
动员如此众多的底层官员——有官媒报道称每人要负责管理约250名成年人——说明了“可能是过去40年来中国政府能力的最大扩张，”研究中国问题的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张泰苏表示。“以前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是感受不到多少国家的影响的。现在的情况就变成，国家无处不在。”
官员们甚至进入下沙的公寓，检查衣柜和床下，寻找可能试图逃避检测的新冠病毒感染者。
20年前开始做生意的吴群林说，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配合新冠措施。他每天都测核酸。他打了疫苗。然而，到头来他坐在几乎一片漆黑的巷子里，打量着附近那些已经关门的店铺——一家照相馆，另一家按摩院。当晚只有一位顾客来询问价格（标准按摩约150元），但最终还是离开了。
“你过去管我们，也是国家的职能，”吴群林说。但是，“好像你爹妈管你管得实在太狠了，你肯定也会不舒服。所以说你不反抗，你也肯定不舒服，就这样对不对？”
“非必要”
“清零”面临的问题是：现在人们都在表达不满，那接下来又会怎样？
过去一周爆发的抗议活动源于严厉的新冠政策，但一些抗议者扩大了要求，更直接地对抗党对权力的重申。在北京、上海和其他地方，他们高呼民主、言论自由，呼吁结束让“清零”成为可能的威权主义。
但是，经过过去三年的控制，安全机构变得更加强大。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抗议者有同样的要求或渴望更多政治自由；愤怒的广州工人关注的是工作和自由行动的基本权利。如果中国在放松限制的同时成功限制了未来疫情的影响，共同的不满可能会消散。
不过，即使“清零”政策取消了，习近平对控制的更大执着也不可能随之消失。在这种环境下，推动中国崛起的雄心壮志是否还能蓬勃发展，还有待观察。
这种雄心驱使36岁的李红（音）去年收购了海珠的一家服装厂。自从16年前从湖北来到这里，李红一直从工厂的底层工作到管理层，她渴望不断进步，不断投资自己。她知道经济不稳定，但随着许多工厂倒闭，她可以廉价买下一家工厂。
“机会都是给有做准备的人，但是我们就是说没有机会也想去找这个机会，”今年夏天，她在自己的小办公室里说。她在办公室里放了一张沙发，方便加班时打盹。
但今年春天，因为上海封城，切断了当地一家大客户的订单。接着，广州暴发疫情。海珠区的工厂被勒令关闭。李红自己检测呈阳性，被送往方舱。
她在电话里说，两周后她离开方舱，回到了湖北老家，因为在广州的家被封了。她的工厂租约将于明年1月到期；她不知道自己是否会续约。
她一直自认为是个能干人，尤其是在一个罕有女性当工厂老板的世界里。但她知道，光是自己有冲劲是不够的。即使广州在抗议活动后放宽了限制，她还是担心当地官员只是想避开更多的负面宣传，而不是倾听民众的需求。
“他不会按你的要求去执行那些，”李红说。最终她选择听天由命，“他们政策怎么下，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在中国的新冠限制措施中，一句无处不在的话或许可以最好地概括对期望值的约束——非必要。官员告诉民众：非必要不聚集、非必要不出门。许多曾经梦想着进步——甚至是奢华——的中国人突然又被告知，只许期待最基本的东西。
尽管如此，一些人仍然希望这种倒退只是暂时的。尽管目前存在种种困难，但在许多人的脑海中，当年的非凡增长岁月仍然记忆犹新。
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小山顶上，伫立着六米高的邓小平铜像。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是率先拥抱市场经济的中国领导人，他的目光注视着这座城市，以生动的方式提醒着人们，这个国家是有能力改变方向的。邓小平的塑像迈着稳健的步伐，彰显他开放只会加速的信条。
80岁的政府退休干部陈承志（音）每天都要来到这里锻炼，他认为是邓小平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上世纪80年代，在邓小平允许深圳进行经济试验后不久，陈承志就搬到了深圳。当时这座城市只有几十万人口，但经历过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的陈承志相信邓小平的愿景。
“有什么好事都跟深圳有关，”陈承志在每天例行的散步时说道。他还说，当中国总理李克强8月参观这座雕像并承诺中国将继续向世界开放时，他感到欢欣鼓舞。
如果不这样做，陈承志说，“中国就是死路一条。”
但李克强即将退休，而国家控制不断增强的习近平时代仍在继续。
现在，陈承志每天还是会继续攀爬这座小山——俯瞰着他参与建设的城市，他仍然相信这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