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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中国从哪里开始,也许你想象不到

京港台:2023-2-4 09:37|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 评论( 9 )  | 我来说几句


最早的中国从哪里开始,也许你想象不到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除了继续探索

  二里头遗址及其研究者的未来别无他路

  这不是以百年作为计量单位

  而是以千年为基本尺度的浩瀚工程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无论是官修正史,还是民间传说,千百年来中国历史一直都是这样被讲述的。尽管有字可查的文献典籍最早只能追溯至东周时期的记载,就连身处其时的孔子说起前尘旧事也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但在漫长的岁月里,这并未威胁到国人对上古文明的信念,更或者对于帝王天下的碌碌臣民而言,如此遥远的时空也许根本没那么重要。

  

  左:灰陶盉,夏代,二里头遗址出土。图/FOTOE 右:铜爵,二里头遗址出土,有“华夏第一爵”之称。图/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考古队

  直到时光的脚步走到清末,“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倏然而至,全新的世界与时代图景如同一声惊雷,打破了天朝黄昏最后的宁静。面对冲击和溃败的焦虑,连同对自我身份的追寻和确认,促使着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向固有的历史叙述投去重新审视的目光。从康有为的“上古茫昧无稽”,到胡适的“东周以上无信史”,“疑古”逐渐成为一时风潮。

  在这一过程中,因为甲骨文的发现以及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释读,殷商王朝的存在借由实证得以确认。王国维甚至不无乐观地做出一种推论:“由殷商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一定程度上,商的证实的确提升了传统文献的可信度,部分地赋予了研究者重建古史自信的依凭和底气,钱穆在《国史大纲》中便如是写道:“《史记·商(注:应为殷)本纪》所载商代帝王已有殷墟所得甲文为证,知其不虚。《商本纪》诸帝王可信,《夏本纪》诸帝王即不必不可信。”然而,这终究只是一种保有“温情与敬意”的逻辑推演,缺少考古事实支撑的夏王朝以及更早时期,依然难以在普遍范围内被当作信史接受。例如,与钱穆几乎同时开始编著各自通史作品的郭沫若、张荫麟,就仍只将商作为开端。

  在对夏文明发出挑战的行列中,最为知名的当属顾颉刚。1923年,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将禹定位为了神灵动物,认为古史中的夏禹是神话历史化的结果:“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尽管几年之后,他通过《答柳翼谋先生》一文和《古史辨》第二册的自序,申明自己已放弃这一假设,但同时又强调“这一说的成立与否和我的辩论的本干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在其后的观点中,顾颉刚坚持认为文献所涉及的夏史人物及事迹多出自后人编造,虽未质疑夏的客观存在,却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夏史伪史论。

  顾颉刚之论在当时即产生了巨大影响,一场随之而起的“古史辨运动”更是一举为初兴的中国现代史学奠定了基本的学术版图。不过拥趸蔚然,异见者亦不鲜见,从西洋哲学转向古史研究的徐旭生便是其中之一。在他看来,“(顾氏)走得太远,又复失真,所以颇不以他的结论为是。”从1938年起,他耗时四年将“古史上的传说材料予以通盘的整理”,以一本力透纸背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细数了古史辨派的研究缺陷,并重新建构起盘庚迁殷以前的历史基本架构。

  此后一生,徐旭生都没有停止对传说时代的探索。他的脑海里,始终还盘旋着顾颉刚曾留下过的那句呼唤: “好在夏代都邑在传说中不在少数,奉劝诸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掘的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瞧罢!”

  “夏墟”重现

  1952年,郑州城区东南部的二里岗,出土了大量文物和古墓。经研究,这是一处历史比安阳殷墟还要久远的遗址。1955年,规模庞大的夯土城墙又在这一带被发现,一座古老的商代早中期都城呼之欲出。而在1956年,二里岗遗址以西的洛达庙村也发现了一处遗址,年代早于殷商、晚于龙山文化。

  这些考古成果犹如一记信号,给一直挂念着寻找夏墟的徐旭生送去了渐趋清晰的指向。从1957年10月开始,他着手对先秦史书中关于夏代以及同一时期有地名表述的史料记载进行统计、甄选,最终在中原大地的广袤沃土上圈定了两个坐标:晋南和豫西。1959年4月11日,徐旭生终于在日记中写下了一个决定:“十四日启程往河南。”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决定之一,也将会成为中华文明探源最重要的决定之一。

  14日这天,徐旭生与助手周振华准时登上了北京开往河南的列车,辗转一周抵达登封。对于已经71岁的徐旭生来说,前方等待着他的是一趟艰苦跋涉:在他们的调研路线上,可以借助的交通工具只有马车和毛驴,甚至很多时候要靠双脚徒步穿行几十公里;至于一日三餐,无非红薯、窝头。

  庆幸的是,考察的过程颇为顺利。在登封,他们发现了王城岗和石羊关两处遗址,在禹县又找到了谷水河和阎寨两处遗址。一个月后,他们抵达洛阳以东的偃师,根据《乾隆偃师旧志》的记载,试图在高庄村寻找商代的第一个王都西亳。在当天的日记里,徐旭生留下这样一条记录:“除酉生(注:同行的考古学家方酉生)在村中坑内得一鼎足外,余无所得。往西走一二十里,未见古代陶片。过洛河南,渐见陶片。至二里头村饮水。”

  这是二里头第一次出现在与考古相关的文字中,如此偶然,却于冥冥中如有接引。正是在这里,徐旭生看见“前由五类分子劳动改造时所挖水塘旁边,殷代早期陶片极多”,并从村民那里听说挖到陶片的范围南北约三里许、东西更宽。一股难以抑制的兴奋在他心底暗暗腾起,即使“忽闻雷声,北方云起,大雨一阵”也无法浇灭。当晚冒雨回招待所的路上,“天黑泥大且滑”,只能“脱鞋踏泥前行”,徐旭生却反而生出了一种“无限辽远”的感觉。

  这也是徐旭生一行此次考察的最后一天,翌日一早他们便返回了洛阳工作站。在原来的计划中,他们本打算到山西再考察一个月,但因麦收季节来临,田野工作无法进行,于是决定提前返京。回到北京,徐旭生很快整理发表了《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其中在提及二里头的发现时,写道:“据估计此遗址范围东西约长3~3.5公里,南北宽约1.5公里。这一遗址的遗物与郑州洛达庙、洛阳洞乾沟的遗物性质相类似,大约属于商代早期。……此次我们看见此遗址颇广大,但未追求四至。如果乡人所说不虚,那在当时实为一大都会,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

  尽管在这份报告中,徐旭生并未将遗址与他念兹在兹的夏墟做出连接的猜想,但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却实实在在地由此展开了序幕。当年秋天,时任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的夏鼐便委派洛阳发掘队赵芝荃等人对遗址进行了试掘,基本明确了遗址范围、建立起分期框架,同时根据道路、水渠、自然村地界的实际情况,将整个遗址划分为了9个工作区。

  就在试掘开始的半年之后,遗址中心位置显露出一处建筑基址。经过两年时间的发掘,基址的东半部被揭露,占地面积竟然达到6500平方米,这无疑表明这里曾经矗立着一座气魄恢弘的大型建筑。1975年,基址的剩余部分也被发掘出来,这个被命名为“一号宫殿”的遗存终于露出了它的完整面容:四面彼此相连的廊庑围合出一方开阔庭院,院内北向设主殿,南面则有一扇宽敞的大梦。基址中没有发现明显的居住生活迹象,考古学家据此推测,这里可能是属于宗庙性质的建筑。

  1978年,“二号宫殿”基址又被发现。另有30余处夯土基址被钻探出来,若干座贵族墓葬被发掘,加上诸多出土的青铜容器、玉器等文物,二里头遗址已基本展现出了显著的都邑性质。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现任队长赵海涛将这一时期视作二里头考古的第一阶段,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正是得益于这一阶段的工作,“确立了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国早期国家都城遗存的重要学术地位”。

  接下来的将近二十年时间,为配合当地的基础建设,二里头遗址进入了抢救性发掘阶段。不仅进一步细化了文化分期,还在西部和北部规划了三个新的工作区,使遗址范围大大扩展。而以铸铜作坊为代表的重点遗址发掘,连同大量出土器物,则以实物证明了二里头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文明。

  王城气派

  二里头的诸多发现,固然足够令人惊叹,却仿佛珠玑一般散落在遗址之上,以至于一些国外学者认为这里并不具备都邑性质。因此,二里头的总体聚落面貌是什么样子,它的形成究竟源于自然聚集还是严整规划,就成了一个亟待解释的问题。

  

  寻找答案的重任,落在了学者许宏肩上。20世纪的最后一年,也是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四十周年,他接力前辈,成为二里头考古的第三任主持者。此前,他的学术研究方向是先秦城市考古,把从仰韶到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上千座城址都过一遍。

  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许宏决定对遗址边缘地区及其外围进行系统钻探,借此来廓清遗址的实有范围。依靠这些实地研究的支撑,他在遗址平面图上用虚线画出了一个圈——北至洛河滩、东抵圪垱头村东线、南到四角楼村南、西抵北许村。这是一个大略呈西北东南走向的分布,东西最长约2.4公里,南北最宽约1.9公里,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由此,二里头遗址呈现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

  探索遗址边界的同时,许宏还翻检了过往留下的勘探发掘记录。在1976年秋的一页内容中,他发现当初“二号宫殿”基址被找到的同时,其东侧还钻探出了一条大道,并且已追探出200余米。他即刻预感到,揭开遗址宫殿区布局的那把钥匙出现了。

  2001年,这条大道未竟的追探重新开展。短短几天里不断向南北推进,最终停止在北端的晚期堆积和南端的新庄村。700米长、10余米宽(最宽处达20米)的一条南北向通途,赫然在目。意外的惊喜是,追探过程中一条与之垂直相交、300余米长的东西向大路也被发现。两条道路将“二号宫殿”基址以及1970年代普探出的5处中等规模夯土遗存围于其内,分布于路北路东的夯土建筑则一致规模较小,显然它们不仅是曾经的交通要道,也具有明显的区划作用。

  根据这一规律,许宏做出了一个合理的推测:在“一号宫殿”基址的南侧和西侧,一定也有大道的存在。猜想最终得到检验,重现天日的“井”字形道路围合出一个宫城城圈。

  同时,在二号基址的南北两侧,四号基址和六号基址也被发掘出来,三处基址构成了一个拥有统一中轴线的建筑群。一号基址南侧同样发现了中轴贯通的七号基址,其所组成的“西路建筑群”,与二四六号基址的“东路建筑群”形成了两条平行线。

  而当范围再向外扩展,“井”字中心的宫殿区与“井”字以北发现的祭祀遗存区、以南的作坊遗存区,同样串联出一条大中轴线,并且与“井”字东西两侧的贵族居住和墓葬区共同构成了一种向心式的分布。

  二里头的城市布局就此一下子清晰起来,它和之后中国三千余年的营造思路如此相似。“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主干道路网络,对于解读二里头遗址的王都内涵最为重要,价值也最大。” 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现任队长赵海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表示,这样严格、清晰、规整的规划布局,显示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暗示当时具备了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标志着二里头文明已步入王朝国家。而更重要的是,倘若将遗址内部布局与二里头整体所处的“万方辐辏”之地理位置结合在一起,完全符合“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的王朝都城规划特点。

  不过,和后世传统城市为人熟知的模式不同的是,二里头遗址四周并未发现城墙的遗存。基于过往的早期城址研究,许宏提出了“大都无城”的概念,他认为修筑郭城是汉代以后的观念意识,二里头的时代都邑外围并不设防。但与此同时,他坚信作为统治中枢、王室禁地的宫殿区不应是开放的,一定会有城垣的存在。

  

  201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考古人员为墓葬绘图。图/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考古队

  于是2003年初,他在向社科院考古所和国家文物局递交的年度发掘计划中,又将对宫殿区周围设施的探寻作为一个重要项目提出。他立下了一条“军令状”,要通过最小限度的发掘确认圈围设施的有无。此后一年时间,他专心投入到这项工作,成功地于2004年春在“二号宫殿”一带找齐了四段残存的宫墙夯土,“想”出来的宫城终成现实。在当年度评选的“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座被许宏称为“中国最早紫禁城”的宫城位列一席。

  

  2011年12月12日,河南偃师,考古工作人员在二里头围垣作坊区遗址钻探及测绘。摄影/张晓理

  对于这些新的发现,2002年加入到二里头考古工作中的赵海涛,经历和见证了其中的大部分。在他看来,自遗址发现以来,这是成果最丰硕的一个时期。在他继任队长之职后,对聚落形态的探索依然延续着。就在这两年,他们新发现了宫西路向北延伸200余米的道路,以及宫北路上的门道、宫城以西区域围墙的东南拐角等。据此,他们认为二里头都城布局极可能是以纵横交错的道路和围墙分隔形成多个网格,每个网格属于不同家族,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

  文明气象

  2020年10月份开始,二里头又有一座新近发现的高规格墓葬,被整体搬迁进了实验室。经过几个月的发掘,墓葬中出土了多件陶器、漆器和散落的绿松石片,还包括一件首次出现的蝉形玉器。虽然目前只是完成了上层填土的清理,但从已发现的随葬品和还未清理的墓葬填土厚度推测,这可能是遗址迄今为止发现的随葬品最为丰富的一座墓葬。

  

  9月9日,二里头遗址祭祀区以西区域考古发掘现场。图/IC

  上一次在墓葬方面的重大发现,还是将近二十年前。与近期发现的墓葬类似的是,它们都出自被二号基址压在下层、结构更为复杂的早期夯土遗存(分别为三号和五号基址)。

  2002年初春的一个上午,在对三号基址的日常发掘中,考古队员李志鹏清理一处灰坑时,眼前突然闪入了一簇青绿色。他意识到自己挖到了铜器,之前四十余年间,二里头出土过的铜器只有几十件,都来自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因此在这簇亮色的底下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遗迹。

  李志鹏叫来了许宏,两人仔细剥去表面的覆土,一个饰有凸弦纹的铜铃露出了一角。而且就在它的近旁,果然出现了人骨。之后的发掘中,这座被编号为2002VM3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逐渐褪去了历史的风尘。墓主人是一名年龄30~35岁的男性,侧身直肢,头朝北、面朝东,部分肢骨被毁。没有明确的棺木痕迹,墓底散见有零星的朱砂。至于随葬品,除了铜铃以外,还有一件鸟首玉饰、一件呈花瓣状的海贝“项链”以及漆器、陶器等上百件。尤其夺人眼球的,是一堆细小的绿松石片,断续分布在墓主人的肩部到胯部,总长超过70厘米。

  经过清理,这竟然是一条长64.5厘米、最宽处4厘米、由2000余个形状各异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的龙形器——每个绿松石片仅有0.2~0.9厘米大小、厚度在0.1厘米左右。“龙”身略呈波纹曲伏,中部有脊线向两侧倾斜;头部呈浅浮雕状,青、白玉质眼睛和鼻梁,绿松石质鼻头;尾端3厘米余有一件绿松石条形饰,与龙体垂直,二者之间有红色漆痕相连。

  尽管对于这件龙形器的属性未有定论,但可以确信,它带有浓烈的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色彩,且与社会身份等级紧密相关,是二里头文明中贵族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而站在回望的视角,这件龙形器所展示神话动物形象,与中华民族传承至今的龙文化,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拥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脉连接。用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杜金鹏的话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中国龙’”。

  就在龙形器露出真容的同年,一个面积不小于1000平方米的大型绿松石器制造作坊被发现。它和1980年代初发现的铸铜作坊,近年发现的制陶作坊、骨角器加工作坊以及有可能存在的制漆作坊,共同组成了“井”字型大道以南的“工城”。这座“工城”由高墙深垒圈围,表现出“国家级产业基地”的特征。

  颇有意味的是,通过综合梳理二里头文化晚期阶段的资料,赵海涛发现在这一时期道路系统、宫城城墙、宫殿建筑群等礼仪性的、政治性的大型工程均遭到破坏,“工城”却仍在使用,还新建了宫室建筑等大型夯土工程。一个有可能接近历史真相的解释是,这或许说明当时二里头的政权已被推翻,专业的技术人员和设备设施则被继续利用,这里虽然不再是一个王朝的都城,却仍然是新政权中的重要聚落。

  除此之外,水稻、小麦的出现与多品种农业种植方式,黄牛、绵羊的驯化饲养,高等级陶器和原始瓷的发展,青铜礼器系统对玉质礼器系统的全面扬弃以及复合范铜器生产技术等种种迹象,无不显示着二里头文明在经济、技术和文化上的极大进步与中心地位。

  争论与前路

  如今的二里头遗址,已建成了一座3.2万平方米的博物馆,馆前广场上大石镌刻着“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而在东边的圪垱头村,村口则树立着一块石牌坊,上书的五个大字是“最早的中国”——这也是许宏对二里头遗址一直坚持的描述方式。在学术的意义上,许宏并不认可急切地将二里头与夏做确定性关联,在他看来,虽然二里头极有可能是夏也最有可能是夏,但这只是一种假说,缺少内证性的文字证据,夏的存在目前还是一个不能证实或者证伪的问题。

  

  青铜礼兵器,二里头遗址出土。图/视觉中国

  

  铜铃及铃舌,二里头遗址出土。图/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考古队

  事实上,关于二里头遗址是否属于夏朝,从1959年发现的时刻起就未曾停止过争论。

  尽管最初,徐旭生是在寻找“夏墟”的过程中发现的二里头遗址,然而根据文献记载和当时对相关文化遗存的认识,他将遗址推测为了商汤西亳。这一观点被称为“西亳说”,在学术界有关夏商分界的讨论中占主流地位长达二十年,只是随着二里头遗址文化分期的细化,在一二期与三四期之间加了一道切割,即二里头一二期属于夏文化,三四期属于商文化。

  

  左:青铜斝,1984年二里头遗址出土。图/FOTOE 右:青铜爵,1984年二里头遗址出土。图/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考古队

  直到1977年,河南登封县召开了一场“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会上,考古学家邹衡以六小时的长篇发言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二里头遗址实为夏都、四期全为夏文化,郑州商城才是商汤都亳。这一论断,学界称之为“郑亳说”,将此前已建立起来的夏商文化认知体系尽数推翻,自然也招致了诸多同仁的“集体反攻”,一场围绕二里头的夏商归属及相关问题、持续数十年的论战打响了。

  1983年3月,偃师商城遗址的出土,又造成了“西亳说”阵营产生分裂,一部分学者将西亳微调到了偃师商城,使得争论的声音变得更加复杂。除原有的两派观点外,有些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为夏都、但三四期为商文化,有些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为夏都、只有四期为商文化,还有些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为西亳、只有一期为夏文化……

  2000年,结项验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发布了成果报告的简本,将夏朝起始定在了公元前2070年左右,夏商分界则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这也就意味着二里头一到四期全部归属于夏文化。只是,这个结果依然不能算作定论,相反引起了国际学界的许多批评。

  例如,英国学者艾兰认为,中国学者先入为主地相信夏朝存在,然后再去寻找证据,是有问题的,“如果‘夏’原来是一个神话,后来被变成为‘历史’,那么考古学上的‘夏文化’也就难以成立了”。更有甚者如美国汉学家倪德卫,断言“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

  即使在国内学界,报告也没能百分之百地说服所有研究者。但学术进步的本质就是在争论之中修正更新。随着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二里头遗址各期年代范围也再一次经历了重新的“系列拟合”,以期在已测定的系列数据所呈现的时间范围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测年精度。由是,早前断代工程得到的二里头遗址公元前1880年至前1520年的年代范围,被压缩到了公元前1750年至前1520年。

  当然,新的数据依然会面临新的挑战。坚定地认为一到三期皆为夏文化的中国社科院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社科院学部委员王震中,就对《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自己的质疑:“这不但使得用二百多年的二里头文化的历年,无论如何都填不满夏代471 年这一时间范围,而且使二里头遗址第三期都有落入商初年代范围的可能,也使得原来主张三四期是商文化的观点在沉积一时后又活跃起来了。”

  可以想见,在没有直接文字实证出现的情况下,围绕二里头与夏的争论必将会持续下去。因为从诞生之时起,中国现代考古学就包含着重现古史和民族自信的基因。正如赵海涛所言:“夏朝是古代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建立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石,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考古学上探索夏文化,是探索早期中国文明特质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研究中国文明从哪里来、如何走来的一个关键环节。”

  

  2019年10月26日,河南洛阳市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游客参观夏代乳钉纹铜爵(1975年二里头遗址出土)。图/IC

  除了继续探索,二里头遗址及其研究者的未来别无他路。诸如布局框架、遗址的准确范围、外围防御设施的情况、王陵级大型墓葬、水环境系统、祭祀遗存、网格差别,以及与文化分布区内各级聚落的深入关系、控制网络、统治文明等重大问题,依然是二里头待解的谜题。过去63年,二里头总共只发掘了遗址总面积的1.7%,照此速度,若想全部完成还需要3000多年。

  换句话说,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不是以百年作为计量单位,而是以千年为基本尺度的浩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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