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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发生!山西掀起机构改革风暴 疯狂砸铁饭碗

京港台:2023-2-16 03:48| 来源:智谷趋势 | 评论( 12 )  | 我来说几句


大事发生!山西掀起机构改革风暴 疯狂砸铁饭碗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大事发生了,山西正在疯狂地砸铁饭碗。

  

  从省会太原,到下边的多个地级市,有六个人口小县,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的进行机构改革,击碎了千百年来中国人对铁饭碗的信仰。

  而这把火,有可能会蔓延到其他省份。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

  据媒体披露,2019年,山西省委一位主要领导去基层调研,发现了惊人的一幕。

  全省的人口小县星罗棋布,大多数地方的财政入不敷出,编制又比较多,财政供养人员比例不是很合理,人浮于事。等、靠、要的思维盘踞多年!

  这还得了?

  回来之后,一场机构改革的大幕就从天而降。山西前后选了两批共六个县城做试点,计划用3~5年时间实现机构、编制、人员大幅度下降。

  它们分别为:

  长治市黎城县,人口13.4万人。

  忻州市河曲县,人口12.3万人。

  晋中市榆社县,人口11.1万人。

  临汾市浮山县,人口9.8万人。

  吕梁市石楼县,人口9.6万人。

  太原市娄烦县,人口 9.1万人。

  具体怎么改呢?

  近半年来,这些县陆陆续续公布了改革成果。

  我们以忻州市河曲县为例,该县将36个党政机构精简为22个,135名领导职数精简为114名。186个涉改事业单位整合为40个,1964名事业编制被核减为659名,还减少了75个科级职数。

  改革中,有903名事业人员超编。

  对于这部分人,当地“采取到对口党政部门跟班学习锻炼、担任村(社区)‘两委’主干和综治网格员等多种方式,重新调整配备”。

  高一点的村干部,低一点的网格员。瞬间阶层大变。

  与此同时,这些人口小县的机构改革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部分局长会由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来兼任。

  我们仍旧以河曲县为例。

  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该县目前有7位副县长,除1名挂职的副县长外,其余6名都兼任了六个主要部门的局长:

  发改工信和科技商务局、农业农村和水利局(乡村振兴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林业局)、公安局、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动作。

  以前县里边的决策流程是这样的,部门主任向分管副局长汇报,分管副局长跟局长汇报,局长再向分管副县长汇报,最后分管副县长把问题提交给县政府会议,在县一级层面进行讨论决策。

  在一锤定音之前,就至少要经历股长——副科——正科——副处好几个层面。

  改革之后,副县长之间就能以局长的身份直接沟通,一杆子插到底,减少各种会议,减少摩擦和扯皮,提高整个县的运作效率。

  

  我梳理了一下,基本上每个县城的机构数量都减少30%以上,事业单位减少20%-76%,很多县城压缩编制1000个左右,几十乃至上百个科级职数优化。

  这一招,不可谓不猛啊。

  就在上百万大学毕业生疯狂考公,清华北大(专题)扎堆小县城的时候,山西却掀起了另一股别样的“毕业季”。

  

  六个县的动作,只是山西机构改革的序幕,未来震中很可能会转移。

  为什么这么说呢?

  

  据海报新闻报道,到2022年底山西6个试点“人口小县”改革任务将基本完成,但是这轮机构改革的一些规划,推演至未来五年甚至十年。

  这暗示着,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县城会加入进来。

  我统计了下,在山西全省117个县市区中,人口15万以下的小县一共有33个,占比超过1/4。

  它们基本都具有两个特征。

  一是人口不断流失,属于“收缩类型”。这十年来,人口萎缩比例超过10%的县域数量为27个,萎缩超20%的为11个。

  二是财政靠天吃饭,依赖于财政转移支付。放过去的话,这个路径依赖不存在什么大问题,但是在今天这种形势下就不太一样了。

  去年,全国的土地出让金为6.6万亿,同比下滑23.3%。全国税收16.6万亿,同比下滑3.5%。不少大城市都提出过紧日子。

  或许,这就是近两年山西会加速机构改革的大背景把。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诚不我欺。

  过去四十年,我们推行了几次大部制改革,但整个社会处于经济向上的周期,人员膨胀很难刹住车,经常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的循环。

  在如今的大变局下,多年的怪圈说停就停。

  无论如何,山西的改革带来了一个好处:对于人口萎缩的县城来讲,这回终于可以轻装上阵了。

  就拿石楼县来说,这个县不到十万人口,改革后单位运行成本可降低5000余万元,人员经费可减少2200余万元。

  再比方说河曲县,在经过3~5年的过渡期后,河曲县的行政成本有望大幅下降,公用经费支出减少367万元,下降8.2%;财政供养人员工资福利等支出每年减少1.33亿元,财政供养人员比例由改革前的32:1提高到40:1。

  全国、全世界都存在城市收缩的现象,它是城市化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附属产品,一种自然规律。

  如何随机应变,处理这种人口遗产和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山西提供某种参照样本。

  其先行意义不凡。

  

  那么,山西的这把改革之火,是不是也会烧到其他省份呢?

  早在几年前,发改委就连续两年在城镇化重点任务中点名收缩性城市。

  2019年提出“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

  2020年明确要“研究调整收缩型县(市)”。

  这说明中央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支持类似的机构改革。

  

  不久前,青海省的玛多县就应声而出,精简了20%的机构。类似青海玛多这样跟牌的队友,想必还会越来越多。

  据统计,中国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中,人口规模在10万人以下的有200多个,5万人以下的100多个。

  除了山西之外,云南、河北、内蒙古、四川等地,也都是“人口小县”的集中之地。

  

  我专门统计了一个名单,这些都是人口坍塌萎缩程度比较高的城市。

  考公大军们,如果你不想人到中年就退休的话,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选择,永远比努力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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