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中共大兴调查研究或沦为形式主义秀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调查研究是一种值得倡导的工作方法，但如果是出于政治需要，变成一种运动式的调查研究，它的效果就非常可疑。习近平现在步毛泽东后尘再次高举“调查研究”，到底意在何为？
3月19日，中共当局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方案对调查研究的内容、方法步骤、工作要求等做了详细部署。很多人看到这个中办文件，马上想到1961年毛泽东也曾在党内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历史看来惊人相似，60年过去，习近平也这样来要求全党。
在中共体制下，如果最高领导人大张旗鼓地要求全党做某件事，总让人有种不妙感觉。两次在党内大兴调查研究，也确实如此。61年那次的背景是，1958年到1960年由于毛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路线，导致三年大饥荒，几千万人饿死，这在和平年代是无论如何不可原谅的。因此，即使百姓因为愚民政策的洗脑和官方信息的封锁，不起来造反，在官僚队伍内部，但凡有一点点良知，也看不下去，对毛的路线和政策会产生严重质疑，进而损害毛的一贯无比正确的形象。毛此时在全党号召大搞调查研究，就是要解决这个迫在眉睫的饥荒问题，否则，饥荒再蔓延，再老实的农民也会起来反抗。
毛泽东的好学生
今天，某种程度上又在重复历史。当然不是说中国再次出现了大饥荒，但同样面临着因为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和路线以及政策错误而导致的严重困难。习虽然获得第三次连任，建立起了一个完全听命于他的新政府，然而，过去三年的动态清零，以及习的极权，让中国的经济和外部发展环境面临着改革以来最严峻的局面，干部队伍因为害怕被清算干脆选择躺平、无所作为，民众怨声载道，官民关系紧张。习的高大上形象也跌落神坛。在这种状况下，他也想通过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走出困境。可见，习不亏为毛的好学生，遇到困难总能在毛那儿寻找灵感。
中办文件对此倒也没有回避。方案中有一段话点出了为什么要在今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各种风险挑战、困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迫切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现在的问题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这么兴师动众大搞调查研究能否起到效果，会有多大效果。
1961年的调查研究，客观地说，还是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对毛的大跃进有所抑制，人民公社化的过激行为得到纠正，农业恢复增长，大饥荒得以缓解。但今天中国的政治环境和1961年毕竟有很大不同，首先，毛由于大饥荒的权威受损，在中央采取退守态度，他那时的话在高层不怎么管用，中央一线由刘周邓主持，这使得调查研究能够接触真实状况，干部敢讲真话。其次，当年的中共官员，多少还残存一点理想主义，讲究群众路线，在情感上并不排斥百姓。
然而今天这两个方面都不存在。习虽然权威受损可权力没有受损，党政军大权死死掌控，在一线指挥百官。这次调查研究，中办文件要求以习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领会习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学习习关于本地区本部门本领域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运用习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深入分析、充分论证和科学决策。部署的12个方面的调研内容，第一条也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对本地区本部门本领域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主要情况和重点问题。另外，在党的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等、靠、要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比61年不知要严重多少，对百姓的感情更是荡然无存。有鉴于此，此次大兴调查研究能否取得多大效果，是要存疑的。
谁敢说真话
事实上，由于现在信息的发达和获得的便利，要说官员们不了解中国的真实状况，是不太可能的。习本人大概率不了解，因为无人敢对他说实话。所以如果真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无需作为一个政治任务部署下去，在党内做表率提倡敢说真话，下面的真实情况，全国的真实情况自然会报告到各级领导干部和最高决策层。虽然中办文件也提到，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听真话、察实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但如果习还是照旧好大喜功，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听不见真言和忠言，给敢提意见的官员小鞋穿甚至当作政治异己，那上行下效，也就无人敢说真话，只报喜不报忧了。
不仅如此，很有可能，本来是通过调查研究，让干部重回中共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精神，反而演变成一种形式主义。方案也想到了这个问题，要求干部调研轻车简从，不搞层层陪同，避免扎堆调研、多头调研、重复调研，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搞作秀式、盆景式和蜻蜓点水式调研，防止走过场、不深入，并严肃问责。但任何一种任务，只要带有政治运动的成分，从来是摆脱不了沦为形式主义的，何况，当下的唯上不唯下，唯领袖正确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气候，根本杜绝不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故而，在这种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压力下，往好一点讲，也许会纠正政策制定中的某些失误，部分缓解干群关系的紧张，可要想通过调查研究找到破解当前困境的灵丹妙药，则断无可能。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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