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倒查医药吃回扣,“堵后门”时也要“开前门”

多地倒查医药吃回扣,“堵后门”时也要“开前门”

　　图/视觉中国

　　这一轮医疗反腐来得声势浩大，医院、药企、医疗器械企业震感强烈。“多地倒查医院人员吃‘回扣’”“医药代表禁止进入诊疗区域”“（医疗）学术会议推迟”“接下来更多人会被查”，在业内人士看来，医疗反腐尽管已经开展了十余年，这次有点不一样。

　　有媒体统计，从7月21日国家卫健委等十部门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至今的这三周，已有大约30位医院的院长、书记以及地方卫生主管部门的局长被查。此外，过去一个月，几位医药公司董事长也被带走调查。对于行贿方，这次监管部门也已开始祭出重拳，予以查处、问责。

　　长期以来，由于医疗领域的不正之风导致的诊疗费用、药价虚高，已经让看病就医的老百姓、医保基金和公共财政承担了不小的代价。特别是有些公立医院的实权人士，在“花公家的钱办公家的事”中大肆“捞油水”，从医院基建、医疗设备采购、医用耗材采买中收受回扣，还有些医务人员在面向患者的诊疗中收取药品回扣（实际由药企从虚高的药价中向其支付）、手术红包，甚至一些人在药品研发阶段就开始因掌握临床实验排期话语权而收取好处费，可谓腐败一条龙。

　　典型如云南省普洱市人民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杨文俊，其不顾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提出的反对意见，执意将一台进口价1500万元的直线加速器以3520万元买入，个人从中吃掉了1600万元的回扣，回扣所得比所购医疗器械的进口价还高。再如中山市坦洲人民医院原院长罗勇，“从收受病人红包礼金、医药代表回扣到与医疗设备供应商结成‘利益同盟’，收取设备代理商高额回扣，涉案金额2980多万元。回扣款及虚增的药物设备价格计入医疗成本，直接导致群众‘看病难’‘看病贵’”。这只“医蠹”被拔除后，坦洲人民医院采购成本、群众就医成本明显下降，“人均就医成本下降1400余元”。

　　其身不正的医院“一把手”不仅自己贪腐，在其示范效应下还可能腐化医院整体生态，导致其他医务人员上行下效，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非法经济利益。比如，据《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报道，景东彝族自治县在向医护人员放映了商人闫某与部分医院领导干部沆瀣一气、牟取暴利的医疗警示片后，“在强大震慑下，全县医疗卫生行业有403人主动说明问题、退赃、上交不当得利”。

　　医疗领域的系统性腐败可谓触目惊心。那么，由于医疗腐败，每年加诸到患者、医保基金、公共财政身上的额外负担到底有多大呢？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官方公布的相关统计数据。不过医疗企业给医务人员的回扣、讲课费、推广费、“技术服务费”等多反映在企业财务报表中的销售费用里，从部分上市医疗企业的高额销售费用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据《财经》统计，A股488家医疗企业2022年共有3523亿元的销售费用，平均每家的年销售费用约为7.2亿元，其中有近40家A股医疗企业的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超过50%，如此高的销售费用占比实在令人咋舌。而根据官方数据，截至2022年底，中国的药品生产企业有7900余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有3.2万余家，药品经营企业、医疗器械经营企业数量更加庞大，这个行业一年的销售费用想必极为庞大，其中用于医疗贿赂并最终由患者、医保基金、公共财政承担的数额应该也极为惊人。

　　医疗行业作为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特殊行业，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公益性，然而，多年来这个行业的腐败顽疾，不仅使得医药价格虚高，一些医务人员为获取更高额的不当利益，甚至还导致了过度医疗、不合理用药等问题，不断地侵蚀着患者和公众的利益，也阻碍了医保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这一轮席卷全国的医疗反腐是否能在包括中纪委在内的多部委的加持下，打破以往医疗反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魔咒，肃清行业内的贪腐毒瘤，还公众一个清朗、平价、高效的医疗体系，净化整个医疗市场，我们拭目以待。面对反腐风暴，医药企业是时候转变经营理念和营销模式，从仿制药的销售和回扣内卷中走出来，将更多财力和精力投入到新药研发和提供差异化产品上，以此来赢得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医生群体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高学历群体，其工作强度和面临的职业风险也是许多行业的从业者难以比拟的，在强力整治医疗腐败的同时，建立一套能够体现其职业价值、公平合理的薪酬机制和激励措施也非常必要，正所谓“堵后门”时也要“开前门”，让医生们在“阳光”薪酬下“阳光”行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