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外卖的38岁哲学硕士回成都:为尚未完稿的书焦虑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陈涛不再送外卖。他离开漂泊12年的北京，回到成都。
他感觉自己的精神状态一点点被修复：体重的增长和眼里的光，都是明显的信号。但他依然没有获得一份满意的稳定职业，不是工资太低，就是石沉大海。
今年3月，一则“985硕士，曾经做过记者、公关，失业半年多，找不到工作送外卖”的视频，让其一夜爆火。
这半年，陈涛索性做起了自由职业，拍纪录片、做短视频、撰稿。有时也谈谈恋爱，“到底要看看，文艺青年在这个世界上，能活成什么样子。”
12月，陈涛在树下抽烟。 图/九派新闻 杨臻
【1】“眼里有光了”
从北京回成都后，陈涛长胖了。“半年胖了16斤。”陈涛向下扯了扯帽子，尝试用它遮住尚未整理的头发，但又有些犹豫，“这样会不会显得我脸更圆了？”
为了减肥，他戒掉了甜食，这曾是他在北京送外卖时的最爱。巧克力太贵，只能喝甜饮料，既能补充营养，又便宜。他还特意翻了一下学术资料，发现确实有研究证明，甜的东西能促进分泌多巴胺，“那能让人快乐”。
2011年从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陈涛在北京一待就是12年。记者、公关、互联网人，再到最后的外卖员。他没有想到自己的38岁是这幅图景，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因为一条吐槽视频走红。
“当时真是顶不住了，说真的，最难的时候连自杀都想过，甚至给家里的遗书都写好了。”陈涛低头猛吸一口烟。
好在一切都在3月26日后发生改变。后续的故事大家都已熟悉：那天陈涛花光身上所有钱，还欠着房租，房东发来最后通牒，他卖掉电瓶车，踩着共享单车回家。在情绪崩溃的边缘，他录下了那条2分23秒的视频，并附上标签：985硕士、前南周记者、做过互联网、公关、外卖员。视频一度登上热搜。
3月，陈涛发布的走红视频。 图/陈涛短视频账号截图
走红后没多久，陈涛就回了成都。他的短视频账号，粉丝已经从最初的几十人，涨到现在的四万多。
翻看评论区最近的几条，不少人在惊叹，“陈师傅，怎么发福了？”“眼里有光了。”有人问：“陈师傅最近好不好？”他回复了一个字“好”。
陈涛自己也惊讶，精神状态变化这么大。回成都后，家人为他提供食宿，导师朋友为他介绍工作，粉丝们也没闲着，争着给他提建议，甚至还有几位女粉丝主动告白，说愿意为他生儿育女。
过去几年，妈妈和哥哥轮番劝过他回老家，他不愿意。最激烈的一次，他直接向妈妈甩出一句狠话，“我说我死在北京都不会回来。”陈涛说，“现在想起来，挺可怕的。”
其实陈涛并不喜欢北方，“灰蒙蒙的”，天空和树叶都是土色。他坦言，中间几年也犹豫过，但没有衣锦，他觉得无法还乡。
陈涛幼时在村里长大，出了名的爱读书。村里流传一个说法，说他连上茅厕都要带一本书看。小学有一天放学，班上的语文老师对他说：“你以后肯定是要走出去的，以后发迹了，不要忘记我们。”
“但最后我也没变成什么大人物。”他双手一摊，有些无奈。
凭借对互联网的了解，陈涛为自己的舆论趋势做了预演。起初他做好了被网暴的准备。他的计划是，如果被网暴就避而不看。但他发现根本没人网暴自己，“可能我真的是太可怜了，没什么值得网暴的。”
倒是网友们给他提建议的热情，有点出乎他的预料。走红后他开了一场连麦直播，直播间最多连8个网友，晚到的人要排队，如果要插队就需要向主播打赏。
中途陈涛为了抽烟离开画面，等他回来，发现连麦的8个网友为“陈涛到底该干嘛”吵了起来，“这个人建议我去当老师，那个人觉得我应该去读博。”最后，这场直播做了7个多小时，凌晨两三点才结束，高峰时有几百人排队。
陈涛觉得这场直播最大的收获不是五花八门的建议，而是让他终于有钱把拖欠的房租给交了。“他们能想到的，我在送外卖之前早就想到了。”
成名后，他找工作之路并未如想象中顺利，不是工资太低，就是石沉大海。他开始怀疑自己的焦虑，“难道一个人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意味着他不被社会需要吗？”
【2】尝试融入
陈涛开始尝试做各种自由职业。
最近他刚从西藏回来。今年7月，通过朋友介绍，他参与了一部纪录片的制作。
陈涛发现自己和团队的其他人有些相似：摄像助理是导演在酒吧找的，以前是调酒师，学法语出身；录音师以前是洗车工，被导演发现后，举起了麦克风。而他自己，刚从外卖行业离开，现在团队内负责编导。
在西藏累计待了将近一个月，陈涛感觉自己冥冥之中与这里有缘分。他几乎向每个询问这段旅程的人主动介绍，自己毕业时本可以入职西藏的一家国企，“还是不用笔试，直接面试进来的那种。”
他向往西藏的美，尤其是野性美。这里的动物，活得自由自在，和动物园的动物不一样，“没有被禁锢的感觉。”
去西藏之前，他还摆了一周的地摊。
哥哥嫂嫂在郫都一家超市经营水果和蔬菜摊位，陈涛向他们提出了摆摊的想法，夫妻二人出完主意又掏钱，给陈涛整了个柚子摊。
“我嫂子说，摆地摊也是有行规的。”陈涛遵循嫂子的建议，等早市一撤，就把几个烂筐丢在占位的空地上，但用处不大，“别人趁我不在给扔了。”
后来陈涛学乖了。大多摊主等晚上人流量高时才摆出来，他用笨办法，上午10点多就去摆着。
也不纯粹为摆摊。陈涛弄了个手机支架，一边卖柚子，一边直播讲哲学，自诩“哲学红心柚，保熟”。
这种近乎行为艺术的做法，线下没吸引多少顾客，在线上倒是引来不少粉丝买单。一位北京的大姐，象征性买了五六个柚子，一次性付给他200元，陈涛收款后寄到北京，自己出了一百多元的邮费。
还有一位刚毕业就做闪送员的男生，看到直播专程赶来找他聊天，请他给自己做就业指导。陈涛和他聊了好几个小时，苦口婆心地劝他：“年纪轻轻还是找点稳定的工作，实在不行等过了35岁再做兼职。”
陈涛摆摊时，粉丝与他合影。 图/受访者提供
摊位没摆几天，城管来了。城管让陈涛挪到新划定的区域，他正收拾自己的家伙什，城管觉得他动作太慢，在一旁替他着急，主动帮他搬柚子，“他说一看你就不是平时摆摊的。”
边做兼职边讲哲学的想法，最早是陈涛的一位媒体朋友提出来的。当时他还没有走红，只是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外卖经历，朋友看到后主动给他出主意，让他边送外卖边讲哲学，说不定会有人愿意看。
“如果没有那条视频，可能我后来真的会那么干。”陈涛思考了一下，当时他犹豫不决，觉得这样做“不够真实”。
在走红后，他曾被公开质疑。有前同事称，他资深记者的身份不属实。还有一些关于他专业能力的质疑，说他做公关时期，负责把关的稿件被公司一把手公开否认，这也几乎直接导致他登上第一批裁员名单。
陈涛没有刻意回避这些尖锐的声音，但似乎也懒得为自己辩白。在他看来，有些是莫须有的指责，有些是他帮人背了锅。他还会站在对方角度思考，“他有老婆孩子，比我难。”顿了顿，他又补充，“可能还是后期我没太处理好关系。”
在集体化的成人社会中，他被边缘化过。出去团建，他抽了根烟，没来得及上车，大家忘记他直接走了。
有时这种边缘化也是他主动寻求的，原因是“不喜欢”“太痛苦了”“感觉自己在生产垃圾”“不想作恶，而生产垃圾也是在作恶”。
他想起自己在西藏纳木错遇到的一只松鼠。当时他想吸引松鼠过来，便丢了一枚蛋黄派，但动物怕人，想吃却只能远远躲着。陈涛和同事退到远处，松鼠才敢上前捡拾。
“又怕你，又有点信任你，就是这种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我既能抽离人群，有时候又不得不融入人群。有时候融入得还挺好，有时候也融入得不好，可能也无所谓了。”
【3】“被保护长大”
“幼儿园老师是二嫂，小学校长是堂姐夫。”在陈涛的记忆里，自己是从小被保护长大的。
他的父亲比母亲年长20岁，信奉说服教育，不能打孩子，陈涛和哥哥几乎没挨过父亲的打。高中时，有吃席他也不出门，就待在家里看书，父母给他打包带菜回来。
毕业第二年，父亲突发疾病去世，这件事对陈涛影响很大，“当时哭了几天几夜，都出现幻觉了。”
父亲走后，陈涛和哥哥更亲近了。在陈涛眼里，年长自己5岁的哥哥是生活哲学家。小时候父母教陈涛嘴甜一点，要喊人，但是哥哥能理解他，“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活就好，怎么舒服怎么来。”
“我哥哥常说，社会的毒打未必改变得了一个人，但是你爱的女人和你的孩子百分百可以改变你。”读高中时，陈涛目睹了兄嫂为体弱多病的侄子奔波的全过程。在他看来，这些操劳不可怕，“反而有爱”，“全家上下都在努力让一个孩子活下来。”
但他也在犹豫，自己是否要进入这样的爱。这半年他也尝试过几段恋情，对婚姻的看法依然未变——他希望夫妻双方都能为自己而活，彼此独立，而又相互依靠。
母亲或许不这样想。她只知道小儿子38岁了还没结婚，这就是要紧的事。
“她们一般不直接说相亲，都是说‘我这里有点资源’。”说到相亲，陈涛夸张地模仿母亲和媒婆的口气。
前段时间母亲住院，隔壁床正好住了位媒婆，便给陈涛说起了媒，“一上来就问我有没有房、车，什么工作，我连女生照片都没看到，好像她们就是完美的一样，只用挑我了。”
陈涛如实讲述了自己的现状，对方再没找过他。
几年前他在成都有一位感情比较稳定的女友，当时对方想早点结婚，但陈涛还想继续留在北京打拼，这段异地恋就此结束。
今年4月一家媒体找上陈涛拍摄纪录片，他掏出手机给前女友试探性地发了一条消息，没想到对方回复，并约好见面。视频里，陈涛蹲在街头，泪如雨下。但随之而来的舆论，让这场见面无疾而终。
几个月后，陈涛和新女友在咖啡馆聊天。人群中，他敏锐捕捉到那张陌生又熟悉的面孔。迟疑片刻，他才反应过来，是她。“成都这么大，没想到还能遇见，而且还能再认出来。”
偶尔陈涛也会陷入遐想，“我要是早几年回来，会不会已经娶妻生子，还有一个稳定工作？”
由不得他多想，母亲的电话来了。寒暄没两句，又是那句熟悉的“我有一些资源”，陈涛有些无奈，但还是耐心听完母亲在电话那头的絮絮叨叨。
【4】“没有什么能改变我”
许多人以为，陈涛的生活会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他自己看来，什么都没变，“没有什么能改变我的，顶多只是加速了过程，但结果不会变。”
他翻看过走红路径类似的人，发现自己可能是“上了热搜但粉丝数最少的人”，“不仅没怎么涨粉，最近还掉了几千粉。”
他分析原因，一是没有专业团队的运营，二是自己也确实不想搞。
有人建议他再去送外卖，他觉得太刻意。也有人建议他直播带货，光是在自己的直播间喊一句“给我点点赞，点点关注”，都让他做了许久的心理建设，“喊不出口，太尴尬了。”
后来他把自己的账号挂上商品橱窗，卖的是哲学书，半年时间挣了不到五百元。他百思不得其解：“我知道现在看书的人少，但是不至于这么少吧？”
陈涛清醒地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一个纯粹的“哲学家、文学家，还想拿诺贝尔文学奖”。
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理想主义者，感觉自己被一个现实问题绊住了脚——没钱。
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我为什么要去送外卖？我为什么发视频？我为什么做了那么多不喜欢的工作？因为我缺钱啊！”
去年过年，他连家都没有回。他计算过，回家的路费太贵。更重要的是，过年时外卖员少，挣得多。
最后，他在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和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身上得到了答案：一个文艺青年，或者哲学家，需要一些家底，“或者说，他得是个富二代。”
没有殷实的家底，他只能在理想和现实的夹缝中，为自己谋一份心安。
曾经他坚信，人应当有一份正式的、全职的工作。但现在不了，也许自己就是更适合自由职业，虽然收入不高，但至少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6月，陈涛受邀做分享（第一排中间黑衣为陈涛）。 图/受访者提供
“我不是没有选择过那种生活，是那样后，我活得更不好了。”在北京，工资最高时，他一个月能挣3万，但精神和生理状态都濒临崩溃，“出去献血，别人不要，没一个指标正常。”
回成都后，陈涛总觉得时间不够，“开讲座，见朋友，和网友聊天，接受采访，拍纪录片，谈恋爱。”他数了数手头的活，还有很多处于开始但未结束的状态。
他一如既往地讨厌做计划。在互联网写周报的痛苦让他记忆犹新，“好像干了很多事，但仔细一想，又很多事没干。”
眼下陈涛最大的焦虑是写作，原本他今年年底要出一本书，连出版社都想好了，但迟迟没有完稿，“来人间一趟，要留一些作品，只有文学作品才能最终对抗世界。”
他常提起自己欣赏的文学家苏轼，这半年，他愈发欣赏这位古人。苏轼一生被贬多次，但依然心胸豁达，笑看起伏。
有那么几个瞬间，“后悔”的触角伸向他的大脑，“应该早几年回家”“不应该去那家公司”“应该选择那个行业”。
但他又很快把这些声音甩开，“不能拿现在去看以前，在当时的环境下，每一步都是我能做出的，最明智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