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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任志强到“李老师”,中国的纳瓦尔尼们

京港台:2024-3-1 01:20|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 评论( 11 )  | 我来说几句


从任志强到“李老师”,中国的纳瓦尔尼们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看过关于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纪录片《纳瓦尔尼》(Navalny)后,一位中国女商人给我发消息说,“任志强就是中国的纳瓦尔尼。”她说的是那位因批评领导人习近平而被判处18年徒刑的退休房地产大亨。

  在纳瓦尔尼于本月不幸去世后,一位住在柏林的年轻异见人士在X上发帖称,“李老师是最接近中国纳瓦尔尼的人。”他指的是一位被称为“李老师”的反叛网络红人,他利用社交媒体分享有关中国抗议活动的信息,现在已经在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还有其他人:2017年在政府看管下去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以及因颠覆罪被判入狱14年、正在服刑的法律学者许志永。

  可悲的事实是,中国并没有类似纳瓦尔尼的人,因为中国没有反对党,因此也就没有反对派领袖。

  并不是因为没有这方面的尝试。许多勇敢的中国人挺身而出,反抗世界上最强大的威权政府。自2000年以来,非营利人道主义组织“对话”记录了中国48699名政治犯的案件,其中7371人目前在押。他们在中国公众中的知名度都不如纳瓦尔尼在俄罗斯的知名度。

  在普京总统领导下,俄罗斯极度不容忍异见。普京把批评自己的人关进监狱,甚至追捕流亡人士。而在中国,像纳瓦尔尼这样的高知名度人物是不可能存在的。早在进入公众视野之前,他们就已经遭到封口和监禁。

  “你能想象中国允许著名政治犯像纳瓦尔尼那样,通过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持续接触公众舆论吗?”已退休的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Jerome Cohen)在X上写道。

  这就是中国异见者群体在悲痛和震惊中看到纳瓦尔尼去世消息时的想法。他的死亡是个悲剧,他的人生是英勇的。但令他们难以消化的是,纳瓦尔尼能在监狱里寄出数百封手写信件这件事。人们给他写信,只需每页支付40美分,还可以收到他回信的扫描件。网上还发布了他最后一次出庭时身在栅栏后面的视频。

  “尽管条件越来越恶劣,包括多次遭到单独监禁,”我的同事安东·特罗亚诺夫斯基写道,“他仍然在社交媒体上出现,而他流亡的团队成员继续发表对俄罗斯上层腐败的调查。”

  这些在中国都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中国政治犯的名字在网上都受到审查。一旦被捕,就再也不会有他们的消息。没有人可以去探望他们,只有直系亲属和律师除外,而他们的探访也得不到保证。中国的政治犯不能与外界联系,只能在狱中自生自灭,即使正面临健康问题的困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就是在政府看管下因晚期肝癌逝世的。

  有人把退休的房地产大亨任志强称为“中国的纳瓦尔尼”。他可能一度是中国政治犯中最受公众关注的人物。他也曾经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交媒体博主之一,拥有近3800万粉丝。2016年,在他批评习近平宣布中国所有新闻媒体都必须为党服务之后,他的微博账号被删除。

  去年,当我向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提起他时,那个人茫然地看了我一眼。任志强被封口时,这个年轻人只有15岁,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我从2010年就认识任志强了。但自他于2020年3月被捕以来,我就再也没有同他直接联系。他的朋友们也没有。我们都对他的狱中生活缺乏第一手的了解。

  就在被捕前几天,任志强告诉我,由于怀疑有前列腺癌,他已经定了要去做活检。几个月来,我从与他家人有联系的人那里听说,他的前列腺疾病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他每天晚上要起床十几次上厕所。我不能联系他的家人,因为接受外国媒体采访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麻烦。

  高智晟是一名人权律师,在狱中被关押多年,遭受酷刑,随后在2017年失踪。从那以后,家人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甚至没有人知道他是否还活着。如今,很少有中国人知道他的名字。

  “他们的失踪是一种常态,”2012年曾帮助律师陈光诚在美国寻求庇护的活动人士郭玉闪曾经写道。“(他们)被体制赶杀,被主流社会排斥与提防,被民间遗忘,”郭玉闪写道。“而且往往反抗越彻底,失踪地也越彻底。”

  郭玉闪是在2013年,也就是习近平执政的第一年,为一个向政治犯家属提供经济援助的组织写下这些文字的。这样的项目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可想象。郭玉闪本人在2015年被关押近一年后获释,自此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这样一个受到严密控制的社会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纳瓦尔尼那样的影响力。共产党最害怕的就是可能挑战其统治的组织和个人。正因如此,它不喜欢宗教团体或非政府组织。它害怕那些它认为拥有对党构成威胁的经济实力和组织能力的企业家。

  它扑灭任何可能发展为燎原之势的星火。

  现在,它似乎又盯上了李老师,一个用猫做头像的网红。李颖是一名画家,在2022年将自己的Twitter账户变成了个人新闻中心,向中国公众通报他们从受到严格审查的媒体和互联网上得不到的新闻。本周,他敦促他在中国的关注者取消关注,因为警方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进行了讯问。一天之内,他的关注者人数从160万减少到140万。

  去年,住在米兰的李颖告诉我,他正在为自己可能被谋杀做心理准备。

  俄罗斯一直在向中国学习如何在社交媒体时代对其人民施加控制。自两年前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封锁了除YouTube以外的大多数主要西方平台。最著名的反对派人物纳瓦尔尼去世后,其他反对派领导人可能很难像他那样在全国范围内吸引追随者,他们大多流亡海外。

  无论面对何种不同形式的威权主义,俄罗斯和中国的政治犯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他们的国家并非注定如此,终会变得正常、民主和自由。

  他们都是纳瓦尔尼。

  纳瓦尔尼在明知会被捕的情况下仍选择返回俄罗斯。正在狱中服刑14年的法律学者许志永也做出了类似的选择。

  2013年,他在文章中写道,在家庭和监狱之间,他选择了后者。这对他来说是一个痛苦的选择,但他觉得自己不能不做出这个决定。他说,2017年出狱后,他准备再次回去。

  “在想,很多年,在狱中和在外面,哪个对我的祖国更有价值,”他在2020年1月1日写道。

  一个月后,他再次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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