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行骗的成本实在太低

在中国，行骗的成本实在太低

　　听花酒被央视315曝光了，说实话并不意外，因为听花酒的套路行内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找媒体背书，广告轰炸，明面上的宣传打擦边球，线下的推销就什么牛逼都敢吹，赌普通人不会取证举报。其实90%以上的保健品也是这么干的，无非是干的规模和程度如何。

　　听花酒这个案例最值得一说的是，它背后的团队原本是操盘极草的。极草也是一个收智商税的产品，而考虑到冬虫夏草中并没有虫草素，而极草始终拿“虫草素”来做宣传点（当然还有其它噱头），说极草是一个骗子产品也没问题。

　　我曾经深度参与过报道极草骗局，通过类似案例，就想说说在中国搞这种高端行骗成本到底有多低。

　　先考大家一个问题：行骗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是一个好的智商税产品或者说idea吗？

　　是被骗者不容易上当吗？

　　是行骗容易被发现吗？

　　都不是。智商税产品其实很容易炮制出来，国外高科技概念、新的成分或者传统中药材，只要你敢吹，都可以成为智商税产品；至于愿意交智商税的人，以中国人口基数，不怕上当的人少，就怕骗子不够用。而行骗，早晚都会穿帮的，不用过于考虑。

　　所以，行骗最关键的就是：在可以行骗的周期内，行骗的成本或者说代价很低，只要这个成本远低于收益就行，就值得干一票。

　　而咱们脚下这块土地，恰恰是行骗成本很低的神奇地方。

　　就以这个极草来唠一唠。

　　首先是中国的某些专家很廉价。不是身价低，是说人品特别廉价。

　　极草主打冬虫夏草概括，而冬虫夏草在传说中的功效之一就是“抗癌”——当然，仅仅是传说。

　　冬虫夏草毕竟是做高附加值买卖的，所以 “抗癌”这种江湖传说，也要进行包装。怎么包装呢？当然是找个机构、做个研究项目给它背书。

　　所以，极草找了两家医院，做了一项临床研究，研究结果当然是意料中的好：受试者体内检测数据改善，专家解读为该产品具有抗自由基、调节免疫而防衰老、防癌抗癌等功效。专家还说，数据显示能改善亚健康男性性功能。

　　这种研究当然是扯淡，受试者人数少、没有对照、研究过程不透明、没有经过同行评议，当然也没有在医学期刊上发表。

　　但是，这么扯淡的研究，它却出自中日友好医院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这可是中国第一档的医院，不是野鸡医院。

　　你猜这个项目的负责人知不知道未经同行评议、未发表的研究不能在媒体上宣传？

　　他们当然知道这是违背学术道德的，但是，极草给的实在太多了。

　　据媒体报道，极草在这个项目上投了近千万。

　　近千万可以收买两家医院，然后去做几十亿的生意，值！

　　说点插曲，当年我做极草的稿子，准备掰扯一下这个研究，所以联系了极草公司，问他们要这项研究的详细资料。极草的策划部满口答应，说国庆后来北京，要当面把资料给我。但是，此后就没有消息了。

　　可能极草的人也是第一回碰到，居然有媒体记者要拿他们的研究较真，明显不是善类啊。

　　找机构、专家来包装产品，这个套路张雪峰玩得很熟。所以，在极草退市后，听花酒又是如法炮制。

　　这一次，听花酒找到了四川轻化工大学白酒学院合作，搞了一个《饮用听花酒对成年男性身体机能影响的探索性研究》的发布会。

　　在会上，找了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副教授、国家级白酒评委陈双来捧臭脚。

　　虽然研究是扯淡，但不妨碍发布利好消息：根据检测数据，饮用听花酒可以有效提升男性功能。

　　是不是跟极草一样的味道？

　　冬虫夏草无非是重金属有点高的天价蘑菇，听花酒却把酒精这种一类致癌物包装成了大补保健品，手法不变，忽悠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没关系，中国不缺交智商税的人，无论贫富。

　　与部分专家见钱眼开，把学术良知丢到九宵云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专家里愿意出来揭露骗局的廖廖无几，更多选择明哲保身。

　　还是说极草幕后的事。当年我的稿子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采访了中科院青藏高原所的一位专家，他们的检测结果表明，冬虫夏草中没有虫草素。另外还采访了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其研究表明冬虫夏草中根本没有生成虫草素的基因。

　　虫草素，恰恰就是那个被宣传为可以抗癌的物质，是极草宣传的关键点。

　　冬虫夏草中没有虫草素，坐实了极草虚假宣传。

　　我的报道发表了以后，出现了我都意想不到的事情。某天一大清早，上述中科院青藏高原所的专家就打电话给我，电话里又气愤又委曲，誓言不再接受媒体采访。原来在刚结束的一次行业会议上，某老院士当众发难，责怪该专家不应接受媒体采访，把冬虫夏草没有检测到虫草素的信息披露出去……

　　在这位院士眼里，老百姓就该一直被骗下去嘛。

　　还有故事。当年为了打假极草，我和王海一起将极草样品送了北京某检测机构测，因为当时能做虫草素检测的机构很少（虫草素标准品很少），所以这次检测算是托人情的。

　　最后虫草素当然是“未检出”。然而，在媒体报道检测结果后，就有人找到了该检测机构领导并施压，该领导严正批评了接收样品并检测的那位同志。

　　为什么我们的专家是这样的德行？因为帮助作恶一定有好处，而站出来揭露骗局的不仅没好处还可能惹一身骚——你甚至不知道对方是哪个神仙的坐骑，久而久之，大家就都装瞎了。

　　大家可以回想，中国的各种骗局，有几个是由行业专家主动站出来揭发的？很少吧？骗子有大把的钱可以收买专家、收买专家的领导，收买专家所在的单位，而普通人要找个专家来给自己撑腰，比什么都难。

　　咱们就是这样的土壤和文化。

　　智商税产品要完成对潜在消费者的洗脑，需要媒体的狂轰滥炸。

　　中国的媒体，没有登过虚假广告的是少数。电视台、电台长期给“做出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提供表演舞台，报纸杂志也经常收钱发软文，一般人防不胜防。

　　极草是靠广告砸出来的，2011年至2015年的5年间，青海春天在广告上的投入超过10亿元。听花酒也是同样的路子，2020-2022年，广告费用也总计超过了2亿元。

　　广告的作用不只是让人耳熟能详，其实还有背书的作用，以及让一个产品具有了社交属性。

　　套用某个群体的话：中央电视台都播了，那还能有假吗？

　　对于媒体来说，像极草、听花酒这样的大手笔广告投放，可谓天降甘霖，这种广告不接都对不起伟大盛世，多想一下广告内容是不是科学真实，都是对人民币(专题)不敬。

　　况且，中国的大部分媒体其实没有太多科学素养，有时候是昧着良心挣钱，有时候是真的眼瞎，也属于被忽悠的对象。

　　我不想过多讨论媒体的问题，因为这就是和尚脑袋上的虱子，谁都看得见。还有看不见的幕后操作，那就是媒体广告的前置审核环节：地方监管部门。

　　这些部门掌握着企业的命门。

　　根据法规，普通食品的广告审核要求是“内容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保健食品、药品广告要求更严，要先对广告内容进行审查，取得广告批准文件，审核的条条框框也更多。

　　具体条文我不搬运了，主要说一下广告审查的关键：广告内容必须符合其产品类别和属性的，不能超过范围宣传。通俗讲，普通食品和保健食品不能宣传疾病预防、治疗功效，药品不能像普通食品那样广而告之，变成谁都可以吃。

　　但是，企业往往想突破这些条条框框，因为普通食品、保健食品暗示治疗了，就会有更多人买；药品像普通食品那样宣传了，那么购买的人群和消费频次都会增加。也就是说，明明只是一类产品，这些企业却想把普通食品、保健食品、药品的身份好处都占过来。

　　明面上突破广告法的红线当然不行，那就得打擦边球，使用暗示语或者暗示场景。这些打擦边球的地方，是否应该判定为违规，主观评判空间很大，尺度由监管部门掌握，可以说你违法，通不过，也可以说你不违规，放行。

　　这就存在巨大的寻租空间。

　　举几个例子大家就明白，极草不是药品对吧，那极草的广告怎么暗示功效呢？它就说，古藉或者古代中医认为，冬虫夏草具有某某功效；某红色毛的药酒是药品对吧？药品应该对症，不能任意、过量服用，但是红色毛药酒的广告却出现一个场景：一家人大过年似的围着药酒，似乎要全家痛饮（细想一下，应该是一家人都病了）。

　　这些广告算不算违规？按照法律精神，必须算，但是监管部门却都放行了。这里面有没有猫腻，你自己去想。

　　实际上，广告行业发明了各种打擦边球的方法来绕广告审查，而某些地方实际当中的审查尺度放得比太平洋还宽广——它往往会赌不会被举报，举报了大不了罚款。

　　在以前，我们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有一些体制上的原因，主要是负责广告审批的是工商局，而食品药品的业务监管部门是食药监局，两者存在衔接不畅的问题，但是，现在食药监已经并入市场监管局，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

　　地方监管部门对食药广告大开方便之门，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地方保护：这些企业往往是一个地方的纳税大户，监管负责人和企业老板早就利益绑定。

　　他们能好到什么程度？曾有知情人告诉我，某药酒企业和当地监管亲如一家，地方监管局领导来往北京，都是这些药酒企业负责接送的，该企业在北京密云一个酒店有固定招待场所，企业负责人和监管局领导经常北京某地打高尔夫球场。

　　当年这个企业陷入巨大舆论风波，企业开发布会，从北京请了20家媒体过去，当地公安、食药监、质监三个部门也去给该企业撑腰。

　　当时我们都猜测，在巨大舆论压力下，该药酒应该由非处方药改为处方药了，然而，在强力保护下，这个企业居然不用做任何调整，安然无恙度过那场风波。

　　要说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呵护备至，那还得数极草。极草的背后公司青海春天上市，本身就是国zi委一手扶持的。极草是冬虫夏草打成粉卖，但是打粉、包装后，其身份归属是个难题，当地食药监就为其量身定制，一开始说是食品，后来又变成中药饮片，然后又变成保健食品试点，等媒体一闹，当地食药监又出来声明，说极草属于“滋补类特殊产品”。

　　为了让极草有合法身份，当地食药监专门为极草创立了一个产品类别，这个类别是中国的法律体系里没有的。其用心感天动地。

　　因为这个身份，极草很方便地规避现有法规的监管，又多骗了好几年。

　　地方政府对企业的保护，既有私利又有公心，在中国是普遍现象，大家都见怪不怪了。不过，我认为，真正让不法企业敢于大胆去骗、放心去骗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法律有空子可钻，不法企业有各种办法逃避最严厉的处罚。

　　中国的法律中，对于非法添加、假冒伪劣或者虚假宣传等行为的处罚，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无论什么企业，都有规定按照货值或者说涉案金额几倍来处罚，比如虚假宣传，按广告费3-5倍罚，多次违法，再翻倍；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添加非食用物质的，按货值多少倍处罚。

　　至于入刑，要求会更高，比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销售金额要达到5万元以上，未销售的货值金额要在15万以上。对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定情形会更复杂。

　　从法理上来说，对于不同违法情形按轻重分梯度进行处罚，本身没毛病。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中国法律中的处罚条款，在制定之初，实际上考量了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发展不均衡，某些地方处罚太重很难执行下去，所以处罚力度是偏轻的——最后的结果是，某些胆子大、能量大的企业占了便宜。

　　（美国的法律就厉害得多，比如酒就是酒，酒要是敢宣称功效，管你啥企业，直接吊销生产许可。哪有什么药酒的说法。）

　　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些法律在当地方保护主义面前，完全是弱鸡。中国的各种案子，因为按属地管理原则，都是地方监管部门先去执法检查的，这就给了地方保护最大的便利。

　　举个例子，比如你发现了某种产品是假冒伪劣，不管去哪里举报，都会转交到当地监管部门，假如当地监管和不法企业穿同一裤子，你猜他会怎么做？

　　他会先给企业通风报信，企业把问题产品都转移了，甚至企业本身就生产了一些合格产品供抽检、检查。监管部门去查，即使查到了一些不合格产品，但是货值不高，销售金额不大——反正这个检查过程只有他们清楚，最后象征性罚款了事。

　　对于骗子来说，其实他们不怕罚款，只要骗的钱比罚款更多就行。而地方监管的保护下，他们极少会入刑，因为违法严重程度、货值、涉案金额有相当大的操纵空间。

　　以听花酒为例，公开发布、正规投放的广告，都是经过法务的，要规避法律风险。但是在此之外，他们有各种办法逃避监管，比如线下门店采取各种话术来忽悠消费者，不仅难取证，就算取证了，也不会被认定为广告。

　　你想想，这种话术是员工自己发明的，还是公司授意甚至培训的？

　　为了逃避处罚，他们还可以把广告发布的责任转移给各级经销商、代理商，可以通过各路博主、网络水军发布软广，给正规广告打配合。这种违法宣传一般很少被立法查处——比如王海2022年就举报听花酒了，但基本没有下文。就算有个别被查处了，也伤不到总公司，更动不了幕后实控人。

　　真正的骗子，早就吃透了这一整套，他相信只要花钱，就有专家、媒体给自己开路，有属地监管部门做保护，最算事情有败露，骗到的钱也多于罚款，只要交点罚款，他自己就毫发无损，可以接着干下一票。

　　这就是骗子一代接一代，骗子总是可以东山再起，小骗子可以成长为大骗子的奥秘。不信你查查这些操盘手的身世，哪个不是运作过多个智商税产品，甚至违法产品的？

　　骗子从来不是孤军奋战，骗子的军功章上，大家都有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