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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求职记”:被“35岁”卡住的不止考公人...

京港台:2024-6-13 13:36| 来源:三层阁 | 我来说几句


记者“求职记”:被“35岁”卡住的不止考公人...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编者按】

  从20世纪80年代第一批农民工带着鲜明的身份标识进城,到今天,人们已很难在街上看到穿着朴素蓝布外套,拖着蛇皮袋的昔日典型农民工形象。

  新一代的农民工,也不再认同这个身份标签,他们甚至摒弃了老一辈“挣钱回家盖房”的行为模式,即使他们依旧选择了刻板的、枯燥的流水线。

  上海,谁在进厂?他们是怎么找到一份工作,怎样生活的?从农村到城市,他们走过了怎样的路?过去半年里,我们把上海浦东、松江、闵行、宝山等几个制造大区的劳务市场跑了一遍,以一个记者的身份,有时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穿梭在一家家中介公司之间。

  我们发现,如果把有没有受到高中以上教育作为一条分割社会人群的红线,红线之下的这些年轻人,这些新一代农民工,在宏观世界的变化里,一方面在城市产业革新中不断调适,另一方面又拥有鲜活、富有张力的生命底色。他们在潇洒与彷徨之间切换,在进击与暂歇中横跳,一如我们每个人。

  这组调查一共三篇,首篇记叙了我们在劳务市场上的真实见闻。

  文|杜晨薇 吴越

  图文编辑 | 迟弛

  

  记者加入找工作大军。

  1

  上海影视乐园车墩影视基地,尽管位置偏了些,却从不缺穿着旗袍汉服进去“做梦”的游客。

  可只要穿过北门走到影视路上,目之所及的一切都会提醒你:欢迎回到现实世界。

  这条街,和向北两个路口的北松公路、虬长路,共同组成上海最大的劳务市场——车墩人力资源市场。鼎盛的时候,这里活跃着数百家劳务中介,每天至少有2万农民工来找工作。

  影视路最喧闹的时刻是早上6点,一辆辆大巴停在中介公司门口,接走当天进厂的人。一阵沉寂之后,再迎来人流,大概是下午2点左右。那些被拉到工厂体检、面试过的工人,会被刷掉一批。他们需要再次回到市场,落实第二天的去处。

  劳务中介公司的广告板又大又厚,上面贴满各类招聘信息。绝大多数农民工不提问,只默默浏览。

  广告上工价一栏往往是黑体加粗标亮的字,大家都喜欢挤在写着每小时工价26元的地方看,而不看哪怕25元的。这时,中介大姐一般会忍不住跳出来:别看了,这个厂今天招满了。

  

  工价往往是广告板上最显眼的信息。

  达丰电脑公司,上海松江规模最大的电子厂之一。它的广告位显眼地摆在几乎每家中介公司门前。前些年它开出过高工价,有人进去一个月拿了一万多元,好多农民工心向往之。但“听说现在工资没那么高了”,有人说。

  即便“工资没那么高了”,王晓江还是被达丰电脑公司刷下来了。这个30多岁的年轻人,重新回到市场。“面试的人多,人家就留了两三个。”

  人力市场里很少有鲜明的悲喜起伏,没被录取,并不能让人失落。毕竟,岗位和机会一波接一波。

  在浦东最大的劳务市场之一,上川路零工市场,参加面试的50人排成一路纵队。轮到谁,就面对一部手机,在椅子上坐下。

  手机那头是“组装厂的人”。组织面试的文员巧巧要求面试者对着镜头“举起两只手,动一动手指。翻到背面,再动一动。”

  最多再问两句:你进过厂吗?能接受夜班吗?

  仅仅半小时后,50人的面试就完成了。人们散去,等待最后留用的30人名单。

  

  巧巧正在整理面试者信息。

  “你紧张吗?”“不紧张啊,找工作都这样,他们(工厂)就是看看身体状况,有进厂经验的最好。”刘增伟向我传授经验。他24岁,已经在上海进过4个厂。

  在巧巧看来,面试真像个“随机事件”。“他们进厂做最简单的工作,装卸或者拧螺丝,工厂也不会细看细问。”

  而在农民工眼里,工厂亦商品。北松公路上的蓝帝劳务,每天会在500人微信群里发布二三十条招聘信息。其中,“手机香烟打火机都可以带”“含餐补、无体力活儿”“无拘无束”“车接车送”等信息会另起一行、着重强调。个别工厂甚至会附一句“早午餐丰盛”之类。

  “现在大家都不大喜欢到市场找工作,躺在床上看看手机,哪个工作吸引人,再私信我们报名面试。一般这种吃住条件好的都很抢手。”蓝帝劳务的中介大哥说。

  找工作,找出了一种逛淘宝的松弛感,就像是选“赠送五件套”,还是“满300减50”般随意。“但没有人会像他们(新一代农民工)这样,轻易接受今天去这里上班,明天换下一座城市。”在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向宽虎参与的研究中,这些年轻人在一个岗位上工作的时长中位数大约只有40多天。而且从去年开始,零工现象加剧,平均工期在缩短。

  太阳西沉时刻,车墩人口文化广场欢呼声四起。打牌的人渐入佳境,观战的也越聚越多。老夏没参与,躺在一个健身器材上听歌。“这些人都是今天没找到工作的,先玩儿一会儿,明天接着找。”

  享受着黄昏,一天的疲惫和沮丧似乎被抚平。这里的人们相信,成千上万份招聘启事,最终都会许他们一个着落。

  

  没找到工作的人们,先玩儿为敬。

  2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劳务中介是个不规范的行业。中介公司手里把着绝对的信息资源。来找工作的农民工,必须先交一笔中介费,才能获得被引荐的资格。而工厂想要找人,也要先给中介一笔人头费或管理费。

  直到最近5年,一场世纪疫情和全球性制造业格局的加速调整,才让国内的劳务市场出现了颠覆性变化。“现在人是最宝贵的资源,我们一分钱中介费不收,也要给他服务好。” 上海玉邦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总经理管玉清说。

  一家总部在昆山的打工网站,免费为劳动者提供工作信息。如果面试失败了,后台还会及时推送其他岗位,直到解决就业。“这是劳动力结构变化和法律法规完善的必然结果。”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李鹏飞说。

  2022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民政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关于加强零工市场建设 完善求职招聘服务的意见》。去年以来,上海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发布《关于印发〈关于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全力促发展惠民生的若干措施〉的通知》,鼓励公益性零工市场建设,支持各区开设线上零工市场专区。由政府挂牌的零工市场相继在闵行、浦东、宝山等区成立。

  在这些零工市场找工作,尽管是灵活用工,各家劳务公司还是需要为每个个体规范购买商业保险,确保用工期间的人身安全等保障。如遇工伤等情况,劳务公司也需出面与涉事企业协调,维护工人利益。“政府引导下,劳务市场越来越运营规范,劳动者是受益的。”一位人社部门的政府工作人员说。

  不过,市场更正规并不意味着市场更乐观。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学者范宪伟在《中国发展观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称,当下中国社会,“招工难”与“就业难”问题是并存的。

  去劳务中介市场转一圈,人们几乎随时可以找到指向这个结论的证据。

  “95后”东北小伙吉春明是记者在徐标劳务公司门口认识的。分开半天之后,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诉说自己的遭遇。“坐了一个小时车到嘉兴的工厂,根本没说的那么好”。中介大姐也觉得委屈,现在广告打得不夸张一点,根本招不到人。

  而一些制造业大厂,几乎每天都会发布招工信息,但中介能不能把人送进去,却是另一回事。“一个工厂要30个人,想要给它送劳动力的中介公司甚至超过30家。”管玉清说。

  

  上川路人力市场。

  虬长路上的文员小妹向记者推荐了一个厂,给保温杯贴底签的,说保证能送进去。“人家只要女孩子,女的去了能拿高工资。可惜来找工作的大部分都是男的。”

  记者发现,对“就业难”的体感,每个人各不相同。年龄越小,被录用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工厂都希望招募手脚更敏捷的,能跟得上高强度的流水线。所以年轻人愿意相信,外面的工价更高,外面的世界更精彩。

  当天面试过后,李军科没有入选。中介把身份证还给他,抱怨他干嘛不跟工厂说自己有丰富工作经验。李军科羞涩地笑了笑。这是刚过35岁的李军科最近遭遇的第三次面试失利。

  而“00后”李严却在入选后告诉记者,他其实并不打算长待,干两个月赚点路费就回老家。

  年龄带来的命运分野在吉春明和刘卫士身上显得尤为戏谑。他们俩一个28岁,一个36岁,一起搭伴打工三年了。最近,吉春明进厂了,是那个热门的达丰电脑公司。刘卫士没找到工作,决定回家帮忙收麦子。两人自此短暂分别。

  

  那些等待工作的人们。

  3

  劳务市场上,一个人对未来的预期,通常显而易见。车墩的马路边,走几步就会看到日租房、便宜的旅店,以及拖着行李箱、被褥的人。

  “最便宜的一张床25元一晚,你们两个女孩子可以住单间,给50元一晚。”一位本地房东主动向记者推销。最近是劳务市场的“淡季”,空房并不难找。但这样的房子,里面往往只有一张床,斑驳的墙面。

  

  50元一晚的房间。

  稍有条件的年轻人会选择小旅店,一晚120-200元不等,有热水、淋浴和干净被褥。一个刚成年模样的男孩在那里住了7天,终于准备进厂了。

  只有真正想要久留的人,才会跑去租一个正经的房子,那种可以被称之为“家”的房子。

  赵强在一家汽车装配企业做了三年操作工,这三年,他一直租在曹路企业职工生活区,一个月1200元。那是管玉清他们几个劳务中介公司负责人共同投资建设的,里面共有300多套房。虽然房间不大,但每套都有独立卫浴、洗衣机等设施。

  管玉清说,现在绝大多数工厂不包吃住,再加上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前工厂周边的农民房也越来越少,中介公司为了留住人力资源,都要想尽办法解决农民工的就近住宿问题。

  而新一代农民工对于生活本身的在意,也与他们的父辈截然不同。曹路企业职工生活区的门口,有一条自发形成的生活配套小街。街上有包子铺、面店、川菜馆、水果店、电瓶车修理铺,还有10元剪一次的理发店。下午4点,小街开始骚动起来,各家各户都做着开张的准备,等待迎接下班大潮。

  但这依然不能满足年轻人的需要。一公里外的宝龙商场,赵强和朋友们经常去。大家一面觉得,现在商场里吃饭太贵了,一面却认同这是当下生活的必需品。

  吉春明放弃上一份在闵行的工作,则是因为“工厂离宿舍太远了,有时候赶不上末班车就要走回去。但一路上啥都没有,没地方消费。”

  然而相比消费的时间,绝大多数新一代农民工更在意消费的能力。记者访谈了几十位农民工,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加班”当作一种福利。在以小时为单位的工价计算体系里,这些在上海人生地不熟的年轻人,用加班对抗孤独,用加班获取更高的薪水,用加班展现自身价值。

  有人品尝加班的价值感,也有人体会收入减少的无奈感。去年,老牌燃油车的市场震荡终于波及到赵强这些普通操作工的身上。因受新能源车挤压,他所在的工厂全球订单减少,赵强经历了连续两个月的停工,全年收入缩水了30%。“不过相比其他同行,我们厂已经算稳定了。”

  这一代农民工,想要像父辈那样在流水线上掘金,不再容易。与此同时,任何力量想把他们困在流水线上,亦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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