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忘却：武汉封城五周年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五年前的今天，1000多万人口的武汉市开始“封城”防控新冠疫情。整整五年后，中国国内媒体却几乎对此没有报道。这场对全人类影响极其深远的疫情，其病毒起源依然扑朔迷离。
2019年底、2020年初，中国武汉的疾控部门零星报告了几十起神秘的肺炎病例。很快，中国的科学家们就发现神秘肺炎是由一种全新的冠状病毒引起。
但是当时，没有人预料到这种病毒会掀起一场持续数年的全球性大疫情。中国当局一开始表示，武汉的疫情“可防可控”，但是短短几天后，武汉市卫健委就不得不承认“发现人传人的证据”。到了2020年1月23日，武汉市正式“封城”，一天后，人口5000余万的整个湖北省也进入为期两个多月的疫情封控状态。
病毒从哪里来？
后来，疫情从中国逐渐扩散到了全球各地，造成的死亡人数不断增加。许多国家也纷纷出台了严厉程度不一的封控措施，反反复复长达三年。新冠病毒对全球经济乃至政治的深远影响，更是持续至今。然而，这种病毒究竟从何而来，却依然难有定论。
有一种理论认为，新冠病毒很可能是从中国的某一个实验室泄露出来的，甚至不排除人为故意制造泄露事故的可能性。就在去年12月，美国国会众议院也发布报告，对这一理论表示支持。
曾经参加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专家小组的德国流行病学家雷恩德尔茨(Fabian Leendertz)教授在接受德广联中国播客节目Welt.Macht.China
专访时表示，从科学的角度而言，新冠病毒源自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很低，大多数溯源研究都指向了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上买卖的野生动物。
雷恩德尔茨指出，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上多个摊位的环境样本都显示，新冠病毒在那里的出现时间远远早于其他地点，而且，该市场“长期都在交易那些容易成为人畜共患疾病中间宿主的典型动物”，这两点都是新冠病毒起源地的强烈证据。他认为，在包括武汉在内的广义上的华南地区，有许多养殖貂、狸等典型中间宿主动物的大型养殖场，“这些动物以极高的密度被关在笼子里，但是往往并没有很好地与外界隔绝。也就是说，蝙蝠等野生动物能够接触到这些养殖场内的动物，蝙蝠众所周知是许多冠状病毒的天然宿主。养殖场内的动物粪便甚至动物尸体吸引来了大量苍蝇，大量昆虫又吸引来了大量蝙蝠。所以这条传播链的可能性不小。”
至于美国国会支持实验室泄露假说，雷恩德尔茨认为这不过是“出于政治动机”，因为所谓“实验室修改痕迹”在许多天然变异的冠状病毒中也能找到。这位长年研究人畜共患疾病的德国流行病学家警告说，出于政治动机的实验室泄露假说会让公众忽视真正的风险：人类在面对自然时的不负责任行为，其中包括大规模养殖动物。“可惜的是，围绕华南地区大型养殖场的系统性调查始终没能推进下去，所以我们也无从开展研究冠状病毒究竟是怎样从蝙蝠宿主一步步变异到适应人类宿主的。”
中国方面不愿共享数据
中国方面在疫情爆发后，与国际学术界共享冠状病毒研究数据的意愿急剧降低。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上的2020年早期新冠病毒环境样本数据，最初是由中国疾控中心的科学家在2023年上传共享的。然后，来自加拿大、法国等国的20余名科学家从中发现，样本中出现了貂、狸等野生动物基因与新冠病毒基因融合的迹象，这意味着市场上交易的典型中间宿主动物很可能感染过新冠病毒。这支国际学者团队随后联系了中国疾控中心，结果后者在两天后匆忙从数据库中删除了数据、取消了共享。
德国科学家雷恩德尔茨认为，中国官方机构匆忙删除数据，很有可能是出于面子因素。“中国的野生动物养殖、野生动物交易问题早在20年前的SARS疫情时就被警告过，蕴藏着巨大的人畜共患疫情风险。我猜测，中国方面不希望这样的事情被公开报道。”
世卫组织在2021年之后再也没能派遣后续病毒溯源调查团前往中国，总干事谭德赛也已多次批评中国的做法不够公开透明。相反，北京当局在屡屡暗示新冠病毒可能起源于美国。就在12月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驳斥美国国会众议院支持实验室泄露假说之报告时说，美国方面应该先公布其自己的早期病例数据，并就美军德特里克堡基地的情况给出一个负责任的解释。
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基地被一些中国亲官方媒体猜测为新冠病毒源头，许多中国民众也选择相信病毒是从美军实验室泄露的说法。
清零政策的是是非非
许多中国民众还相信，中国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大体都是正确的。在北京街头，一名33岁男子对德广联中国播客Welt.Macht.China表示，相比国外，中国实施了更严格的疫情防控，因此取得了更好的效果：“感染人数不像国外那么多，病毒也没有像国外那样流行得那么快。”
中国当局的严厉封控措施并不局限于疫情早期的湖北以及武汉。在之后的近三年时间里，“清零政策”让全国众多城镇陷入封控、隔离，其中，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在2022年春天连续封城两个月，更是严重扰乱了全球产业链，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欧美国家对华“去风险”乃至“脱钩”的进程。
香港大学病毒学教授金东雁在接受德广联中国播客Welt.Macht.China专访时指出，在疫情早期，新冠病毒的致死率较高，且当时还没有疫苗上市，因此严格的封控措施确实起到了压制传播速度、拯救生命的效果。但是到了后期，“清零政策却是完全错误的，中国方面过久地坚持了该政策。”金东雁认为，疫情后期依然执行“清零政策”的中国，其经济、社会等众多领域都受到了长期损害，“有些副作用至今仍能感受得到。”
而2022年底中国突然放弃“清零政策”的做法，也为金东雁所批评。他认为，拘泥于“清零政策”的中国政府，似乎并没有为放开管控做好准备，并没有为逐步退出“清零政策”做好分阶段预案，以至于全国各地在放松防疫措施后都出现了药物不足、快速抗原试剂不足、医疗资源挤兑的现象。
疫苗接种战略的错误
此外，在放松防疫管控时，中国的新冠疫苗接种率也依然偏低。金东雁说：“中国政府的疫苗接种战略存在错误，他们没有先给老年人打疫苗。”
2021年，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选择先给中青年人群接种疫苗，以便他们能够正常出门工作、保障经济运行。金东雁指出，中国当局的想法显然是：“老年人反正都会呆在家里，不用出门。”但是这一战略的后果就是到了高传染性的奥密克戎变种出现时，依然有许多高危人群没有接种，因为一开始没有被接种疫苗的老年人会认为“疫苗就只适合给年轻人打”。
2022年底，防疫措施突然放松后，全中国估计有150万人因新冠疫情丧生，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老年人。不过，中国政府至今也没有公布精确数据。
2025年1月23日前后，中国国内媒体也几乎没有对整整五年前开始的大规模疫情管控措施进行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