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 男 已领退休金 提前退休 月领5821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2025年2月发布的视频里，徐春柳手持退休证，他刚刚拿到第一笔退休金不久。（视频截图）
80后徐春柳在2025年春天实现了提前退休。如果按照2024年发布的延迟退休政策，他足足提前了18年。
他称自己为“最后一批实现提前退休的人”。在2025年2月发布的视频里，这个45岁的男人头发花白，有些憔悴，在镜头前展示自己的退休证，介绍办理退休手续的全过程。它们大多听上去鸡毛蒜皮：找第一家工作单位补开当年的离职材料，找第二家单位补缴20年前欠的社保，以及在2024年最后一个月，压线交上所有材料。到2025年，政策就变了，“提前退休”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病残津贴”。
老友们看到视频，不敢相信这个憔悴的、说着鸡毛蒜皮的人，是他们认识的徐春柳。
他们认识的徐春柳几乎卡对了每一个风口。他在最好的时候进入传统媒体、门户网站和互联网大厂，一度做到副总编。在某个付费提问App上，向他咨询媒体转型的费用是400元/次，蓝衬衫和手臂上肌肉的线条，让他看上去像北京金融街精英。
徐春柳用一句流行语形容像他一样的80后：生活曾好得就像“坐上了上升电梯”。
直到电梯故障。先是职场上陷入中年危机，最后五年多时间里，他换了14个汇报对象，有时，他得向90后汇报工作，“再待下去，可能很快就是00后了”。
生活中更遇到真正的危机。2021年，他体检查出重病，此后却坚持继续工作了3年，直到支撑不下去。
80后在中国人口中占比近16%，是人数最多的群体。他们曾被称为“垮掉的一代”，又一步步成长为社会中坚。徐春柳的故事像一首悲歌，在他讲述自己故事的评论区里，聚集着很多正在或已经“退休”的80后。有人对他的经历深感共鸣，有人正在岗位上摇摆不定，有人已经离职“躺平”，但他们都认同，打破生活的惯性十分不易。有意思的是，当中大部分是男性。
徐春柳视频下的一些评论（经筛选后合成）。（资料图）
不容易拿的退休证5821.45元。2025年2月，徐春柳人生中第一笔退休金到账，不足他巅峰时收入的十分之一。那是2014年左右，他在一家互联网巨头公司任组长，手上握有公司给员工的股票。
2025年之前，企业职工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非因工致残，经鉴定达到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办理提前退休或退职，二者有些许差别，但都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
徐春柳过去在业内小有名气，但这次他起用了小号“肝师傅”，用来发布一系列关于提前退休的视频。这个中年男人当时不希望老同事和母亲知道自己的近况——哪怕用小号也只是一种自我安慰。他的情况，除了妻子和父亲，只有几个密友知晓，其中一个是将近二十年前的实习生。
原因在于，徐春柳是因病退休的。他在2021年6月查出重疾，此后连做了两台手术。这位大厂中层当时最担心的不是手术效果，而是他的领导要是知道了，可能会借机赶他走——这是他重回这家大厂的第四年，到了该续约的节点。那段时间领导层变动大，为了保住工作，他做手术请的是事假，7天后，他带着肋骨下长长的刀口，出现在工位上。
那个考核季，他甚至还评上了优秀干部。
曾经，他也想像一些老同事一样，争取在40岁左右实现财务自由，然后FIRE。FIRE是这几年被讨论很多的概念，指的是“财务自由，提前退休”（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徐春柳把它写进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简介。
疾病并没有动摇这个目标，但病后三年的职场经历击败了他。三年里，先是部门人数一次次对半砍，直到最后，剩下5个女下属——她们都在怀孕期或哺乳期；他找机会跳进另一个大厂，又遭遇了汇报对象接连变动。终于，这个在职场卷了20年的男人心灰意冷，不得不接受自己“从生活的强者变成需要人照顾的弱者”。人生目标也从FIRE，变成正式的提前退休，能领退休金的那种。
2024年2月，计划启动了。他先跑到社区，了解流程和基本条件——需要完成劳动能力鉴定、补齐档案材料、社保缴费年限满15年。由于不到因病提前退休年龄，他只能申请因病退职。
流程不复杂，但等到真需要时，全是一个个的坎儿。他的档案在自己手里，没法调档；档案中缺少第一份工作的离职证明，无法认定视同社保缴费；第二家单位曾欠缴社保。因此尽管他工作已近22年，但还是担心没办法达到规定的缴纳时长，况且，医保缴费年限需要25年。
这位过去擅长突破复杂新闻现场的老记者，一度因为无法突破这些坎而抑郁。
和档案相关的问题解决起来相对容易。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国字头的行业报，当年的同事现在是部门主任，此前的领导已是社长。老同事们都很乐意帮忙，提供了离职证明、原始工资单，帮他补上档案的空缺。
最难解决的是社保欠缴。这是他的第二份工作，直到开始办理材料时，他才发现单位欠缴了近两年社保。一开始，人力部门不太搭理他。
这是徐春柳很有感情的单位，他曾是这里成长最快的记者，做过不少重磅报道，同事们戏称没有他采访不到的人。但眼下，单位的人力工作人员却质疑，这位“能采访到任何人”的记者，是否在这里工作过。
他回家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一份2008年因公出国开具的证明，成为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据。2024年8月，在劳动仲裁庭，他胜诉了，老单位被强制执行社保补缴。
强制执行并不意味着立即执行。2024年11月，社区就打来电话，提醒他尽快办理手续，说是年内办不下来，2025年起就没有提前退休了。
这年9月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财政部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最后一条是：本办法自2025年1月1日起实施。此前的因病提前退休和退职政策，相应停止执行。
费尽辛苦，终于，12月10日，老单位协助他补缴了缺失的社保。在2024年还剩15天结束时，养老部门确认他提前退休的时间。这位一直坐着“上升电梯”的80后，正式关停自己的社会时钟。
徐春柳在其中一家供职企业的纪念品。（受访者/图）
“明天会更好”侯鸿飞想约徐春柳见个面。同为北漂80后，侯鸿飞已经实现FIRE，他对后者的经历很有共鸣，比如视频里的一句话：大部分80后，都有小镇做题家的影子。
提前退休视频发布近十天，在抖音的播放量为300万左右，微信视频号近百万。前运营官徐春柳，也在用数据证明他是内容运营的内行。
评论区聚集了一群还没能退休的网友，他们调侃着自己的工龄，当中不少人自报年龄为80后。他们羡慕徐春柳克服重重难关，也想知道，同样工作二十多年，有没有不生病就提前退休的方式？
那个年代的“小镇做题家”有一个共性，他们对“明天会更好”深信不疑。
徐春柳毕业的2002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80%，北京、上海、广东、江苏，都是毕业生的热门去处。低一届的侯鸿飞则享受到1999年高校扩招的红利（扩招幅度达到47.3%），但又幸运地没吃到扩招带来的苦头。当时有不少报道称，“扩招生遭遇就业‘高压年’”，侯鸿飞毕业的2003年没有“高压”，“大家找工作从来没有觉得有问题，很轻松，换工作也非常轻松”。
他是河南人，从郑州一所二本院校毕业后来到北京，换过两份工作，又进入一家快消品牌的财务部门。
很多迹象都在表明，明天的确会更好。互联网开启了一个令人振奋的世界。徐春柳早在高中就“触网”，后来他长时间浸泡在天涯社区，这是中国最早的BBS之一，板块众多，坐在不同屏幕前的网友，共享着同一个关注热点、能尽情讨论的网络空间。
2002年，从苏州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他跑到北京的理由之一是，在天涯结识不少意见领袖，这些人都在京城，自己也要去。
中国的80后或许是最执着于北漂的一代人。为了来北京，侯鸿飞放弃一家军工单位的工作机会，赔了几千块钱违约金。另一位长期活跃在豆瓣“胖FIRE（提前退休）俱乐部”小组，分享过提前退休经历的湖北人罗凯，那时正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念书，起初，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在北京活下来”，后来看着学校门口荒地上，挂着“4000元/平”条幅的高楼拔地而起，他开始想，以后要在这里买房。
对于他们来说，北漂好像并不代表孤独和艰辛，而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徐春柳的第一份工作是报道中医药。二十岁出头的他身兼采写、美编，还给报纸搭建了个论坛，担任网管。但他没有获得感，也不信中医——有位经常接受采访的中医养生专家，五十多岁就去世了。“我就想走，但又说不出口。”他往部门主任的电脑下塞了一张纸条，就“消失”了。这是他理解的辞职，直接导致在日后办理提前退休时，缺少了第一家单位的离职证明。
2004年，他到了第二家单位，是一家风头正盛的媒体。工作第二年，凤凰卫视组织“李敖神州文化之旅”，第一站是北京，其中一个行程是游览颐和园。徐春柳乔装成船夫，躲在昆明湖的游船上，待游船行至湖中，他跳到李敖跟前，抢到唯一的采访机会。
他当时的实习生江兰回忆，“没有什么报道是（徐春柳）不能做的”。一次矿难，徐春柳在去现场的车里，开始给自己“化妆”，到了现场，就装作是矿工家属，冲到第一线。
不断突破新闻现场的记者生涯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他捕捉到下一个风口——互联网。那是属于搜索引擎和BBS的年代，2008年，中国网民以2.98亿跃居世界第一。两年后，新浪微博才诞生，意气风发的人们从共享空间走向更广阔的共享空间，新一批互联网公司涌现，包括小米、美团、爱奇艺。“我一直在追求行业的最尖端，就一直在跳船，一直想跳去开在最前面的那艘船。”
一直“跳船”的徐春柳，还靠着“跳船”的经验赚了些外快。在一个可以向专家咨询行业经验、名为“在行”的App上，他的标签是13年资深媒体人兼互联网人，咨询费用是最低400元一次，咨询内容是职业转型。约过他的人写下评价：“不愧是已修炼成‘精’。”
升职、赚钱、买房，生活快得让当事人无暇眩晕。
罗凯2007年硕士毕业后，进入一家门户网站做程序员。工作不到一年，他被安排顶上团队主管的空缺，带领开发搜索引擎。“我就觉得像冲上火箭，不知道为啥冲上火箭，也不知道是啥火箭，啥都不明白，反正就做呗。”2009年初，他用“第一桶金”在五环边上买了房，价格是1万元/平方米。
房地产让很多人实现资产快速增值。为了抵御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10月，中国政府出台一系列救市措施，如首次购买住房和改善性普通住房提供贷款利率7折优惠，最低首付下调为20%。2009年，房地产行业开始狂奔，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上涨43.60%，房屋平均销售价格同比上涨23.18%。罗凯在两年后卖掉那套房，单价是2.2万元。
也不是所有事都和金钱有关。2011年，31岁的徐春柳宣布参选北京东城区人大代表。这种以自我推荐、获得选民提名的参选方式，是这一年的热门话题。他筹措资金，拿去定制印着口号的T恤——江兰也买了一件。他还准备宣传册，在社区里扫楼，讲解自己的理念，甚至隔着玻璃窗，在家贴了个大广告牌拉票。为此，他的工作受到影响，但他将这视为非试不可的事，他想在40岁前做些改变。“（日后）别人问我你当时做了什么？我会理直气壮地跟他说我当时做的事情。”他写道。
2009年9月2日，2009北京秋季房展。（视觉中国/图）
中年职场“苟”不住虽然工作受到影响，电梯依然向上。徐春柳很快就在一家巨头公司谋得内容策划主编的新职位；侯鸿飞入职快消品牌七八年后，被任命为子公司的财务负责人；罗凯则在33岁那年加入一家迅速崛起的互联网企业，晋升至资深总监。
但2018年左右，他们和他们深耕的行业，仿佛一夜跌入中年。徐春柳打了个比方：“过去我们乘着电梯做俯卧撑，轻松上了高楼，以为是自己的本事。现在电梯坏了，大家都需要爬楼，我们偏偏又到了膝盖报废的年纪。”
这年下半年，经过20年高速发展后，阴影开始笼罩互联网行业。
年底的公司年会上，罗凯听到大领导对行业趋势的判断，“2019可能会是过去十年里最差的一年，但却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
徐春柳所在的巨头公司，也在2018年启动组织架构变革，有三个事业群被重组为两个。没多久又传出消息，10%左右的中层干部要被裁。
他躲过了，但部门已被重组。一次，他回到老工位附近转了转，隔着玻璃门，向曾经坐满人的空间望去，桌椅已被搬离，剩下横七竖八的储物柜。
倒下的还有对工作的掌控感。他在2015年前后转型内容运营，开始觉察到，随着媒体行业变化，他在公司里的话语权也在被消解。已形成惯性的那一套思考方式和判断标准，被美誉度、账号活跃度等指标取代。
他觉得这些指标很有问题，但这位中年男人也不想丢脸。公司调整架构后安排过一次考核，管理层和普通员工考同一份卷，内容关于算法、数据库和产品。“作为领导，如果不及格，丢人是一方面，岗位也不见得保得住。”徐春柳花了很多精力准备这场考试，最后，在几百人中排进前十。第一名，是另一位和他相似的组长。
职场环境越来越迷惑。他的汇报对象从60后、70后的前传统媒体人，变成同为80后的产品负责人，最后到90后的产品运营。“我琢磨着我很快就要向00后汇报了。”
侯鸿飞也有类似的感受。2019年，他从子公司被调回总公司，领导又给他安排新的工作——去（财务）档案室整理档案。曾负责子公司财务工作的侯鸿飞内心很不是滋味。
但哪怕如此也没考虑过放弃工作。这些中年男人，大多背上了新的房贷，徐春柳背着五六百万元房贷，罗凯为了给孩子上学，在西三环买了套学区房，贷款230万元。
那段时间，罗凯所在的公司刚刚上市，他又接手了单车业务，为了不堵在路上，他会在清晨五点半从位于房山的家中出发，开车五十多公里去上班，从早到晚开六七个会，内容关于业务讨论、销售进展、用人诊断等。待晚上十一点才回到家。和孩子几乎一周只能见上一次，妻子为此和他讨论过好几回，但罗凯想的是，“不继续干，可能家都没了”。
按理说，持续重压让人不得不考虑“休息”。但生病的徐春柳，第一时间想的是保住工作。他觉得最有利且不会被安排到角落的选择是，隐瞒病情，维持并利用管理职级，“苟”住。当然，哪怕精力投入下降了百分之三四十，也逃不过加班。
大厂的大河里，总有更卷的后浪、更卷的目标。
2020年底的一次会议，罗凯和团队提出一个相对激进的目标，要把年业绩不到1亿元的共享电单车业务营收，扩展到5亿元。老板听了特别不满意，把这个“定低了的目标”翻4倍，20亿元。这一年，包括罗凯公司在内的三大巨头在共享电单车市场“厮杀”，加大投放量。罗凯的公司在3月发起“百日战役”，要在100天投完200万辆电单车投放，力争市场第一。
对老板提出的20亿元目标，罗凯心里知道这过于激进，为了打老板要的仗，他们要投入80亿元去投资、造车、招人。原本的单休，变成周日下午休半天，那时的状况让他想起“囚徒困境”：他想FIRE，但钱还没攒够；若立马FIRE，公司股票未到期，拿不到手，“出不了牌，就只能忍”。
终于，“已修炼成精”的徐春柳也忍不了了——工作的最后一年，他又换了3个汇报对象。
“离开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解脱。”这样的决定已经和行业风口、更多钞票，哪怕理想主义通通无关了，以前作出决定时，他会成为朋友们议论的对象，此刻，一朵浪花沉入河底，甚至发不出一声闷响。
2019年11月9日，罗凯和团队筛选共享电单车的供应商。（受访者/图）
“你还怎么为社会作贡献？”2021年，还在为20亿元营收目标血拼的罗凯算了笔账，他卖掉了大部分到期的公司股票，变现不错，再加上其他资产组合，他的财务独立模型提前实现了。
一次酒局吐血后，他终于下定了决心。“再拼命的话，其实是事倍功半。”
年轻的同事们非常不解，以为他是有了更好的去处。散伙饭前前后后吃了两个多月，罗凯前前后后讲了几十遍他的退休逻辑——“换个活法”。
最不能理解他的人是父亲。罗凯的父亲40岁时退伍转业成为公务员，在他看来，如果要成功、被人认可，就得不停往上走，甚至退休后还要返聘，他质疑不上班的儿子，还怎么为社会作贡献？
这种误解和质疑，80后早在童年时就开始经历，那时他们被称为“小皇帝”。到了青年时期，上一代人对社会“接班”问题的忧心忡忡，又给他们贴上“垮掉的一代”“不负责任”的标签。但在2010年，《广州日报》对80后生存现状做了一次调查，发现开始三十而立的80后已经走在“奋斗的路上”，为住房、婚恋、竞争压力、赡养父母等奔忙。
罗凯在2022年7月离职。2020年底，侯鸿飞辞职。2024年3月，徐春柳辞职。
不约而同，这些不再工作的中年男人有了机会重新审视家庭。他们有很多发现，侯鸿飞注意到，上网课的女儿学习非常吃力，上三年级了，却连很多简单的字都不会写。
如今，他把人生意义放置在与孩子共同成长上，陪女儿学习，带女儿去长途自驾游，孩子进步带来的成就感和快乐，比他自己在职场晋升时更强。他说这是他离职后“最骄傲的事”。现在，女儿上小学六年级了，没上任何补习班，最近一次期末考，考了全班第一。
他还没能见上徐春柳，后者如退休计划所言，在视频发布后就暂别了北京，要么在各地旅居，要么回了江苏老家带孩子。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总是想着以后怎么样，其实现在就是我们的以后了，我从今开始就过大家以后的生活。”徐春柳说。
提前退休的视频更新也少了，他开始更新旅居见闻，拿着手机边走边录，要么找个亭子或草地坐下，不怎么在意光线、构图。时隔多月，向这位“提前退休博主”请教社保查询、办理劳动能力鉴定的留言还在增加。
如果有机会重新开始这22年的职场生涯，他会怎么选？
“人生规划不会有太大改变。”但要说到最理想的状态，他觉得应该是在传统媒体当总编辑。事实上，他的记者生涯已经结束很多年了，如今他离这份职业最近的时刻可能是，有人在他的一期访谈视频下，称赞他的提问很精确，他回复：“谢谢表扬，我是文字记者出身，提问是本职。”
那期视频里，当时还在办理退休过程中的他，访谈了一名差点因心梗死在工位上的35岁程序员。
2024年7月16日暑假，侯鸿飞带女儿青甘大环线自驾旅行，17天，7000余公里。（受访者/图）
• （应采访对象要求，侯鸿飞、江兰、罗凯为化名）
南方周末实习生 郑子璇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