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习近平的反腐是一种政治清洗

为什么说习近平的反腐是一种政治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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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W 中文- 德国之声 (@dw_chinese) August 25, 2025

　　本文作者认为，习近平的反腐在实际效果上，已经演化为一种政治清洗：清除的不只是腐败行为，更是那些在纯洁化标准下“不忠诚、不老实”的群体；塑造的不只是纪律约束，更是一种“人人自危、惟有忠诚方能免祸”的政治氛围。

　　最近《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关于习近平为何发起“大清洗”的报道，引述了海外中国异见学者吴国光的看法，说习像斯大林和毛泽东那样，因治理失败，所以要不断在党内进行政治清洗。针对这个观点，在一档播客节目中，几个讲者并不认同，认为习只是在经济上反腐，不像斯、毛是出于政治原因搞大清洗。他们也不赞同习的反腐是一种政治清洗的说法。我虽然也不完全认同吴的观点，但认为可以把习的反腐看作一种政治清洗。

　　要理解习的反腐是否一种政治清洗，首先需对“政治清洗”加以界定。一般而言，政治清洗是指执政者或权力核心集团，借助国家机器或党内工具，把现实或潜在的政治对手从权力体系中排除乃至摧毁的过程。它往往具有几个特征：目的在于排除异己、重塑权力格局；手段多样，既可能是直接的暴力镇压，甚至是肉体消灭，也可能是制度化、合法化的程序；对象则通常是被视为威胁统治的群体或个人。

　　在习的时代，一切皆政治

　　从历史比较看，政治清洗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因直接的政治原因而展开的清洗，即面对明确的政敌或挑战者而进行的“生死斗争式”整肃；另一类是为实现某种更长期的政治目的而展开的清洗，即没有明显的当下政敌，却通过类似清洗手段来重构权力秩序、延长统治。斯大林的大肃反、毛泽东的文革属于前者；习近平的反腐，则更接近后者。

　　之所以说习的反腐属于第二类政治清洗，原因首先在于，在习时代，“一切皆政治”。在他的治理逻辑中，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政府行政，乃至反腐败，都是政治问题，必须从政治的角度来考量和处理。反腐也不仅仅是清理贪腐行为的纪律行动，而是服务于整个统治秩序再造的政治工程。

　　在前述节目的讨论中，有讲者认为，习是个理想主义者，容不得党内有杂质，要党内官员纯洁化。假如这个观察是正确的，那么他强调党内纯洁，目的并非出于道德洁癖，而是为了让党对中国的统治更稳固和长久，而这个目的又是建立在另一个假定上的，即中共是一个无私和先进的政党，其党员没有私心和自我利益，党的使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人民过上幸福富裕生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党在中国的长期统治。而官员腐败则会败坏党的形象，和人民对党的信任，进而冲击党的统治，因为腐败说明官员有私心和自我利益，不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就意味着党不再纯洁，不是先进政党，党就没有资格在中国实行统治，更不用说长期统治。从这个角度讲，反腐是习重建党的纯洁性与执政正当性的关键手段。

　　送礼、吃请、裙带人事都成了红线

　　习为此设计了一整套严苛的反腐制度，把以往在中国熟人社会里被视为“人情往来”的许多行为纳入违纪范围。送礼、吃请、裙带人事等都成了“红线”，导致反腐不能停止，官员落马现象持续发生。习借助反腐的这种常态化、持续化，不断淘汰不合格分子，维持党在他定义下的纯洁。

　　另外，在这套反腐机制中，习也将他的个人权力和地位同党的纯洁化和稳固统治直接挂钩，密切绑定。因为他认为，只有在他的领导下，通过持续不断的反腐才能实现党的纯洁，让党统治稳固和长久。这就暗含着一个逻辑结论，即要纯洁化党的统治，就必须由他来领导全党。换言之，只有习的地位稳固，在位的时间长，党对中国的统治才稳固，时间长。

　　对谁“不忠诚、不老实”？

　　在许多落马官员的通报中，人们看到了其中的逻辑关系。官方对被查处官员的通报，往往有“政治不忠诚、对党不老实”的指控。这个指控落实到现实层面，就是指的对习“不忠诚、不老实”。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官员敢去挑战习近平，而是他们在落实习的“纯洁化”要求时阳奉阴违、执行不力，是在这方面不老实、不忠诚。而只要官员放弃了纯洁化的制度要求，腐败也就侵入他们的思想，其后果，是大面积腐败的不断涌现，从而会动摇习的权威和统治根基，故要实现党的长久统治，前提是确保习的统治稳固和长久。

　　可见，作为一项工程的习的反腐，无论从动机和实际效果看，都不是“纯粹的反腐”，而带有政治清洗的特质，但确实不能把它等同斯大林和毛泽东式的政治清洗，它不存在明确的对手或敌人，不是那种“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相反，通过制度化、常态化的反腐手段，逐渐形成一种“清洗效果”。这种效果体现为“广覆盖、强约束、重忠诚”，即反腐涉及几乎所有层级的官员，清洗对象不是单一派系，凡是对“纯洁化”执行不力的官员，包括其亲信，都在清洗之列；清洗也不是在政治上要批倒批臭，而是借助纪律条文、巡视制度等反腐机制，把日常官场生态纳入全面管控之中，对所有官员进行一种强约束。这导致反腐的最终指向，并非是某位官员真的存在腐败行为（当然有是一定要查办的），而在于是否真心拥护习的领导，是否严格遵守习所推行的纯洁化党员的制度。

　　换言之，纯洁化、忠诚化、统治稳固化，是习持续不断地推进反腐的宏观政治目标。它的驱动力并非来源于现实政治中有人直接反对其政策路线或领导地位，而是为确保党的统治更加稳固更加长久，并将这种情况直接与他个人的领导及权力捆绑在一起。中共官方文件在谈及反腐的意义和目的时，从未掩饰这一点。

　　总之，习的反腐在实际效果上，已经演化为一种政治清洗：清除的不只是腐败行为，更是那些在纯洁化标准下“不忠诚、不老实”的群体；塑造的不只是纪律约束，更是一种“人人自危、惟有忠诚方能免祸”的政治氛围。这便是问题的答案：反腐败它在逻辑和效果上，早已超越了反腐败本身，成为一种在“纯洁化”目标下，以忠诚和服从为核心标准的权力整肃。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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