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大清首富 73岁高龄还想“润”美国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1842年12月23日，鸦片战争已经结束，有个七十三岁的中国老人在写给马萨诸塞州的美国友人J. P. Cushing的信中说：“若不是因为我年纪太大，经不起飘洋过海的折腾，我很想移居你们的国家。”
这个人就是伍秉鉴（1769-1843）。此时他已经垂垂老矣，距离生命的终点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伍秉鉴是十三行中怡和行的商人。
我们知道，当时清政府实行广州“一口通商”的政策，十三行是政府规定的垄断对外贸易企业。一切对外贸易和进口，都要经过他们之手。
伍秉鉴扩大了父兄开创的产业，一度做到大清的首富。在全盛时期，据说伍家的财产达到2600万两白银。除了国内的地产、茶园、店铺，他还投资美国的铁路、证券、保险，甚至还是英国东印度(专题)公司的大债主。
道光六年（1826年），57岁的伍秉鉴，在广州正式宣布退休，把生意交给儿子伍受昌。
伍秉鉴宣布退休了。但是退休哪里那么容易？
行商们虽有巨额财产，日子却并不好过。他们对政府有纳税和捐赠的义务，一家出事，其余各家要承担连带责任。
他们经常是贪官剥夺和勒索的对象。伍秉鉴的哥哥伍秉钧，曾经因为一艘船偷税漏税180两，最后被罚款九万两。伍秉钧死在35岁的盛年。
除了常备贡物和贡银外，行商对朝廷的各种临时性报效、捐输，数目更是巨大。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朝廷镇压台湾(专题)林爽文起义，行商就捐了30万两。
据统计，1773-1835年间，行商向朝廷的捐款，见于官方档案材料记载的就达508.5万两银子。当然，实际捐款数量远不止此数。
在伍秉鉴之前，1796年，十三行的总商蔡世文因经营失败而自杀。潘有度担任总商。潘有度是个颇有能力、长袖善舞的人。但是，随着营商环境越来越恶劣，潘有度对经商已有倦意。1808年，潘家以10万两白银贿赂粤海关获准退商。
但是，到了1814年，十三行经营疲软，行商大多濒临破产，粤海关以其他行商信用不强为理由，逼迫潘有度复出。1815年潘氏复商，不过他的商业地位已大不如前。1820年底，潘有度病故，潘氏竟然无人愿意接掌第三代行商大旗，潘有度的四子潘正炜不得不走马上任。
见过、听过这么多经验、教训，伍秉鉴深知那个时代的生存技巧，十分善于忍耐。除了给朝廷的“报效”、给地方的捐赠，他还与人为善，曾免除美国商人的债务。
据史料统计，从1800－1843年，伍家前后自愿或被迫“捐”出了1600万两白银，其中还不含各种“送礼”。
伍秉鉴退休五年后，1831年，伍受昌作为大清和英国商人中介代理人的“怡和洋行”的接班人，受了英国人的委托向大清政府表示英国商馆希望在珠江边搭建一个码头；万万没想到的是时任广东巡抚知道这件事后，勃然大怒，并表示要处死伍受昌，伍受昌当场吓得浑身哆嗦、下跪磕头求饶。幸好当时有一位在场的海关监督，帮着说了些好话，伍受昌才得以逃过一劫。
两年后（1833年），伍受昌不幸身亡，已经退休7年的伍秉鉴遭受了丧子之痛。在不得已之下，他启用了五儿子伍崇曜继任怡和洋行。
又过了七年，鸦片战争来了。
朝廷派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十三行自然是重点目标。伍崇曜请求外商交出一些鸦片，然后自己买了一些，凑了1037箱，交给林则徐。林则徐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十三行的行商们与英国商人串通一气欺诈朝廷。
1839年，林则徐下令将伍崇曜收捕入狱，同年，林则徐在广东虎门进行销烟。在上下各路打点下，加上林则徐也认识到了行商们所处的尴尬地位，伍崇曜最终获释，但怡和洋行在洋商中的地位，从此一落千丈。
鸦片战争开始了，英军封锁了珠江口。听到这个消息，伍秉鉴吓得瘫倒在地上。十三行商人们和平解决的期望最终没有实现。
1841年，英军直逼广州。清朝与英军谈判。英军要求清朝拿出600万元赔款。600万中，200万由十三行出，200万中的100万由伍家出。
1842年，清朝最终战败，8月29日与英国签订了《江宁条约》，赔款2100万元。
1842年12月23日，伍秉鉴在写给马萨诸塞州的美国友人J. P. Cushing（中文名顾盛）的信中说：“若不是因为我年纪太大，经不起飘洋过海的折腾，我很想移居你们的国家。”
1843年，清政府下令行商偿还300万元的外商债务，伍家一家就承担了100万元。
而且，对十三行来说，最致命的是，从此“一口通商”变成了五口通商，十三行的外贸特权不复存在了。
同年9月，伍秉鉴悄无声息、无可奈何地死在自己家的花园里，终年74岁。他捐来的从二品顶戴（相当于布政使）也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他最终没有退休成功，也没有润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