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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了解，才发现事情并非自己一开始看到的那样。我是做学术的，喜欢用事实说话。我先后找了贺梅案的录像，还找了wiki上面关于贺梅案的介绍和叙述。在看完了案件之后，我觉得不但不能捐款，还有义务把问题说清楚。
第一，贺梅案的胜利，是西方尊重人权，尊重亲生父母权利的胜利，应该和民族和中国人关系不大，这个案子是墨西哥人，是非洲人，可能还是会胜利，判决是一样的。
第二，我前一段时间读了一本书
Message from an Unknown Chinese Mother: Stories of Loss and Love，是来自于中国，现在生活在伦敦的一位华裔薛欣然写的，描述了十个中国人抛弃女婴的故事。这本书是我们教会的牧师娘推荐给我的，她借书给我的时候，特别强调书中写得很可怜，很同情中国，想找个中国孩子收养。我在看完了此书之后，觉得和自己生活的中国不太一样，一个人一个视觉，欣然生活的年代是在文革前后，她对于中国的看法，是带着她的时代印迹的。不过，我很同情书中的孩子，以及被收养的孩子。那些孩子无论在美国生活的多么幸福，总是会追问，我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不要我了？
第三，我自身的经历。我小时候没有跟父母长大，跟着祖父母长大。当时的情况是，我一家大家庭都在城市，地位和生活条件都不错，我父母在农村。由于小时候长得比较漂亮，城市里的婶婶一直想把我收养为她的女儿，无数次提起过。我父母甚至都动了这心思，因为城市的条件好。在我自己选择去哪里读书的时候，我说回农村。长大后，没有跟父母在一起生活的童年曾经困扰我很久，心理上曾经有被抛弃的感觉。我一次一次问父母，为什么没有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的回答总是说，因为城市生活条件好啊！我为此曾经很久不能释怀，为什么父母不要我了。我从来没有因为我在农村里读书而后悔过。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不是当时的物质条件多好，而是父母，特别是亲生父母，是否一直支持他，无条件的接纳他和爱他！所以从这一点上，我认为贺梅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回到中国，对于他是非常好的。
第四，老贝克的家庭，对于贺梅的爱，一开始可能是出于真正的关心。但是时间一长，变成了变相的占有，这不是爱，是心理依赖。卖掉了房子，也要占有别人的女儿，为了占有贺梅，对贺梅说她是墨西哥人，这不是爱，这是魔鬼的占有欲。
最后还要我感恩戴德地去捐款感谢他的付出，我觉得这很荒唐。他为自己的心魔付出的代价，他自己该承担，还要我去感谢他！
第五，我很怀疑老贝克这爱的动机，老贝克是个基督徒，我也是个基督徒。并非我攻击他，他所表现出的爱，并非基督徒应该有的宽容和自由的爱，而是占有和自私，来自于私欲。
我最近在阅读一本美国牧师写的心理学治疗案例，大都来自于美国的基督教家庭，这本书让我很震惊。
一些美国基督徒家庭里，由于教会教导的压抑，会发生性格压抑的问题，会发生对于自己亲手女儿的性侵犯，何况是养女。我不是以此来怀疑老贝克的人品，但是如果我是母亲的话，我会担心并且考虑到这一点。老贝克说，I see this baby become a beautiful young lady...... 我很担心，从贺梅的角度，这种变态的占有的爱，会发展到什么程度。真正的爱，是给这个孩子自由，从这个孩子的角度出发，而不是占有。如果是我，我都会考虑会不会让贺梅姐弟三个人单独去贝克家过暑假。
第六，关于罗琴和贺绍强。我觉得大家投入了太多的情绪和愤怒，很多人连事实都没弄清楚，就开始瞎激动。美国的法庭，也是经过了详细的调查，才做了这样的判决。特别是对于罗琴和贺绍强随意污蔑的人。我不认为贺绍强是弃养了贺梅，特别是在回国之后。很多家庭离婚，有其迫不得已的理由。我的朋友里也有离婚的，我也接触过离婚后不得已不能跟孩子生活在一起的父亲们，他们心里的痛，是无法表达的。贺梅的父亲并没有说不再去探望贺梅他们，也没有说切断了跟贺梅姐弟的联系，这称不上弃养。至于罗琴，失去孩子的痛，谁去安慰了她？这里有很多做母亲的，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给一个富有的家庭去养？
我把录像和wiki上面关于贺梅案的介绍贴在这里，供大家参考。我不捐款，也不阻止别人捐款。更不愿意把这捐款上升到民族，国家的立场。
村民西风独凉的文章，说出了我的观点
法院对于整个事件的判决，详细讲述了整个过程
一些介绍，来自于维基百科
源起
1995年，贺梅的生父贺绍强以学生签证来到美国，赴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留学。1997年，他进入位于田纳西州孟菲斯的孟菲斯大学，并获得奖学金和助教津贴。贺梅的生母罗秦以陪读身份赴美，并在到达美国后很快怀了贺梅。在罗秦怀孕期间，贺绍强被来自中国的女同学齐晓军指控性侵害[2]。虽然孟菲斯警察局吊销了这个案件，但贺绍强的助教工作也丢了。后来，贺绍强和罗秦夫妇在一家超级市场遇到齐晓军及其丈夫，发生了争斗，其间罗秦摔倒下体出血，但为了孩子的安全拒绝流产，冒险继续保胎，在两个月后剖腹产生下贺梅。本来他们准备给孩子取名“贺思家”[3]。由于他们当时没有稳定的收入，还有一万二千美元的医疗帐单，他们求助于中南基督教服务机构，该机构同意把贺梅在贝克夫妇家寄养三个月。在此期间贺绍强因为从前的性侵害案件被捕，并因此失去了他新找的工作。罗秦做饭馆服务生的收入太低，所以他们想把贺梅送回中国让亲戚抚养，但找不到合适的人。
[编辑]纠纷因为财务关系，贺氏夫妇无法抚养贺梅，于是他们决定让贺梅继续被贝克夫妇抚养。贝克夫妇表达出想收养贺梅的愿望，但遭到贺氏夫妇的拒绝。他们之间达成协议，贺氏夫妇在保留父母权利的同时，把贺梅的监护权交给贝克夫妇。贝克夫妇声称他们之间还有一个口头协议，就是贝克夫妇把贺梅一直抚养到成人。在英文版里面，贝克夫妇的声称被得到否决，But the Hes contend that they did not agree to this and that the arrangement was only temporary. A juvenile court officer's testimony supports the Hes' claim。
1999年6月2日，贺绍强和贝克夫妇和一个中南基督教服务机构的律师见面。那个律师告诉贺绍强如果他以后想拿回监护权而又得不到双方同意的话，他将必须诉诸法庭。
1999年6月4日，贺氏夫妇和贝克夫妇到謝爾比縣少年法庭办理监护权移交给贝克夫妇的手续。法庭在双方均不知情的情况下在转移监护权的法律文件中加入了一份监护条例。因为罗秦不谙英文，她无法读懂文件，必须要翻译的解释。包括翻译在内的三个证人事后作证，罗秦非常关注贝克夫妇对贺梅的监护权是暂时的。一个法庭的工作人员作证，说罗秦“一定要在未来什么时候把孩子要回来。”有人[谁？]告诉罗秦签字才可以使贺梅得到必要的医疗保险，翻译作证罗秦是在相信监护权的转移是暂时的情况下签署了文件。为什么不是英文能力比罗秦好很多的贺绍强签字不得而知。
自此贺氏夫妇经常看望贺梅，通常是每周一个小时。路易斯·贝克开始记录每次贺氏夫妇看望贺梅的时间、活动、和给贺梅的礼物。1999年10月，当贺氏夫妇要把贺梅带出贝克家遭到拒绝之后，双方开始产生摩擦。路易斯·贝克写道：“我们希望这种探望能两周一次。我们觉得这样他们会逐渐疏远，但最近这两次罗秦显得想多来。”在1999年11月，贺绍强告诉杰瑞·贝克他们想收回贺梅的监护权。杰瑞回答说他们不愿意放弃贺梅的监护权，而且不想让正在怀孕的路易斯流产。在那几个月期间，贺氏夫妇向少年法庭抱怨探视过程中遭遇的困难，并说想拿回监护权。
2000年5月，贺氏夫妇向少年法庭提出收回监护权的诉讼，被拒绝。
贺绍强在邻近的佐治亚州找到了一份工作，罗秦则继续看望贺梅。然而有一次她拒绝离开贝克的家，贝克报了警。贝克夫妇告诉贺绍强他们不再允许罗秦单独看望贺梅之后，贺绍强辞去了在佐治亚洲的工作。
......
移交
在田纳西州最高法院判决之后，贺梅在未来的几个月中将逐渐回到生父母的身边。2007年2月21日，贝克夫妇在美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发布了贺梅的录像，在录像中贺梅否认她是中国人，认为自己是墨西哥人，对是否去中国的问题回答“决不”。但之后《今日美国》报社记者透露贝克夫妇是在每个问题5美元的诱惑下要贺梅回答问题的，导致舆论争议。在录像中贺梅对于要姓“贺”还是“贝克”的问题拒绝回答。少年法庭法官科提斯·珀森表达了对贺梅在媒体上曝光的不满，并说如果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将发出法庭禁止令。
2007年3月15日，贺梅几年来第一次见到家人，和贺氏夫妇在一起度过了两个小时。科提斯·珀森说在今后的四个星期之内会在心理学家的安排下增加他们见面的频率和长度。据贺绍强讲，第一次会面的情况比他和罗秦预料的好，贺梅没有哭、难过、或者敌意。3月18日贺氏夫妇和贺梅第二次会面，这次还带了贺梅没见过的弟弟和妹妹。贺梅在当场画画的签名是Anna Mae He，并说自己是墨西哥人因为“每个人都说我是墨西哥人”[9]。
7月20日，因为贝克夫妇有带着贺梅逃跑的可能，贺梅被孟菲斯少年法庭工作人员带离了贝克家。她将在一个过渡家庭暂住若干天，再回到亲生父母身边。
2007年7月24日，贺梅终于回到阔别七年的贺氏夫妇的身边[10]。
2007年10月，贺家表示贺梅回家后适应得很好，并感谢为此案义务辩护的律师David Siegel和Richard Gordon[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