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变化的玄机

在审判薄熙来和抓获薛蛮子嫖娼两起几乎同时发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中，用"成王败寇"的传统观点衡量，两人似乎并没有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败寇。挺薄者不减反增。由于法庭"忘记"了他任意践踏法律的恶行、令人发指的刑讯逼供和生活的腐化堕落，人们好象也忘记了真正的薄熙来，反而对他的政治才能和个人魅力，对他在庭审中表现出来的口才和风度津津乐道。微博大V薛蛮子不可思议地在私人住宅小区嫖娼被警方抓个正着，有增无已的薛粉表明对他的污化效果相当有限，相反，民间舆论纷纷把矛头指向官媒的无良渲染和公权被肆意滥用的恐怖主义。在这两个事件中，过程虽然在掌握之中，结果却已不在掌握之中，或者不完全在掌握之中。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舆论失控，还是民意失控？抑或表明了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认清它们背后的原因并不是无足轻重。如果归之于舆论失控，对策就相对简单（其实也不简单），就是使用更极端的手段和更强大的武力清理网络"谣言"。薄熙来主政的重庆对言论进行严厉控制，不仅对异议者进行劳教让其消声，同时效仿文革"梁效"写作小组组织"肖竹"班子奉旨报道从事"正面引导"，确实让重庆在表面上做到了只有薄书记一个声音。但控制了舆论不等于就控制了民意，这是古老的政治常识。周厉王弭谤的失败人生使他成为典型的昏君被定格在历史上，成为后世之鉴。控制民意比控制舆论要困难得多，薄熙来制造"幸福重庆"使他收获了大量民意，但"五个重庆"工程所背负的巨额债务使重庆模式根本无法持续，更不可能广泛复制，因为那只会加速经济崩溃的到来。

民间称薄为平西王。历史上的平西王吴三桂曾镇守云贵，抗衡朝廷。在当代70多年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中，地方权力脱离中央统一部署而自选政治动作，自该政权成立以来，薄领导下的重庆当局是第一次。尽管他打着捍卫红色政权的旗号使自己的行为具有充分合法性，但他在最高权威之外树立个人声威，并在短期内声名雀起，对现有权力格局是个很大危险。薄熙来的一时成功是政治变化的明显征候。核心权力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无所作为，缺少有才干的政治家，是薄作为地方大员得以迅速显赫的原因。

观察家们把审判薄熙来同32年前审判"四人帮"联系起来，产生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后者是一次王寇分明的审判，几乎没人怀疑正方代表正义和真理，反方则是邪恶和谬误。对薄的审判本来以贪污、受贿罪指控他，却让很多人相信他是个非常难得的清官和政治家，他们的理由和逻辑具有荒唐的正当性：在当代衮衮贪公中，薄被指控贪污的2000多万元不过是区区小数。

王寇对立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秩序。王与寇一清二楚，真理与谬误泾渭分明，这就代表着稳定。王具有不可挑衅的正统地位，寇是毫无疑义的乱臣贼子。王与寇势不两立，它们之间的鸿沟不可逾越。没有敌，就无所谓我，没有寇，也无所谓王。敌我永远斗争，永远交战，王成寇败，就是政治。从成王败寇到王成寇败，是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转换，王不仅是武力之王，还必须是真理的垄断者和对政治话语权的绝对拥有。政治话语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定义敌与我的权力，是决定谁是敌寇的权力。一旦各种武装势力崛起，寇自称为王，王、寇之间的鸿沟就开始消失，进入王不是王、寇不是寇的时期，它不但表明王的物质力量开始衰微，也表明王的精神权威开始衰微，这个阶段就是历史的大转变时期。

从审判"四人帮"到审判薄熙来的32年中，最高权力班子已四易其手，年老的一代离开，相对年轻的一代上台，相对年轻的一代又成为年老的一代离开。这个期间，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政治应变之道依然没有变化。

但这并不等于说政治没有变化，政治的重要变化之一是政治的绝对话语权发生了变化，民间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话语。在执政党看来，这是思想和认识的严重混乱，更值得担忧的是，思想上的混乱已非一日。"逢中必反"，民间舆论公开与官方唱反调，是近几年网络舆论的基本特点。党内认为，这种舆论失控状态表明党已到了生死存亡关头。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统一到最高权力，这被认为是政治稳定的前提，因此党必须夺回舆论的主动权，守住意识形态阵地，重新统一认识统一思想，保持党不容挑战的精神主导地位。

事情不会如此简单。历史上，32年会出现怎样的政治变化？

当洪秀全在南京做天王的时候，他的天王地位还停留在自封阶段，老的王在对天王在加紧剿灭。虽然天王一度拥有数十万大军，把朝廷军队打得溃不成军，横行中国南方数省，离真正的王却仍然非常遥远，他没有脱离寇贼的地位。可就在他失败32年（1864年天京陷落）之后，一个无名之辈，一个没有一兵一卒却一心从事武装暴动的人，不费一枪一弹就成了王，在野的王。

他就是孙中山。1896年，对孙中山的革命之旅来说还只是个开端，他从美国渡海来到英国伦敦，他不知道的是，他的行踪都已在清朝官员的掌握之中，当他漫步在伦敦街头时，驻英国的中国使馆派人把他诱入使馆，并囚禁起来，打算将这名朝廷要犯引渡回国。孙中山随后积极自救，把自己被囚的信息成功地传递出去，在英国媒体和政府的干预下，中国使馆的计划被挫败了。孙中山始料未及的是，在被囚禁12天后，自己成为了公认的中国革命领袖。

两年前的1894年，他在夏威夷的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次年，兴中会总部在香港成立，在会党林立的中国，这实在算不上一件事。但他是一个说干就干的人，也就是这年，他在会党等军事组织中运动了数百人准备广州起事，以期点燃推翻政府的星星之火。由于军事计划泄密，行动尚未开始就已经失败，孙中山的唯一收获，就是他成为朝廷通缉、必须要尽快除掉的犯人。

从实力上看，这时的孙中山几乎微不足道，在他发动军事行动时，兴中会的会员只有153人，且人数分散，在夏威夷入会的112人，香港入会的11人，横滨入会的1人，广东地区入会的29人，他们差不多全是广东人。以实力论，孙中山显然不能与洪天王相提并论，孙却轻松获得了革命领袖地位。

这个32年，中国政治变化之大史无前例。

太平天国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也是最后一次传统的农民起义。它建立了新的政权。在这一传统模式中，新王的诞生是同建立相对稳固的政权、掌握了历史的叙事权相联系的，只有建立了比较稳固的政权，才能掌握历史的叙事权；只有掌握了历史叙事权，才能为后世书写一部王的历史。洪秀全还没有机会书写历史就已经垮台。兴中会与过去所有以建立新王朝为目的的农民起义军和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的秘密会党都不同，这在它的入会誓词中表现出来了。其词曰："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以建立共和为旗帜，是孙中山区别于先前造反者最大不同的地方，也是中国第一个根据西方政府模式改造中国政治的方案。同过去建立王朝政府的目标相比，共和政府的目标具有不言自明的优越性，它很快获得了中国多数精英的认同。

清政府有了一个真正可怕的敌人。洪秀全这样的敌人纯粹是军事上的，孙中山这样的敌人却是道义上的。对付军事方面的敌人，就是动员和组织比对方更加强大的暴力进行军事打击。对付政治道义上的优势敌人，清政府继续采用暴力镇压，结果适得其反，它越镇压，就越暴露出自己的野蛮和反动，在世人心目中，它就变得更加可恶，更加不可容忍，清政府才是寇，而被镇压的一方则代表正义，希望和未来，是真正的王。尽管政府也挖空心思要从道义上把孙中山涂黑，称他为疯子，甚至可笑地在他的名字上动手脚，把孙文写成孙汶，比喻为洪水猛兽，但都丝毫无损于孙的英雄形象。有研究者称，如果不是清政府对孙中山的狂热关注，不是在1896年企图把他从伦敦绑架回国，孙中山注定要从此销声匿迹。

清政府失去政治定义权。清政府用自己的失败成全了英雄的事业。

社会变迁中隐藏着政治变化的玄机。孙中山是当之无愧革命领袖，他看清了这种玄机，看到了清政权落后、腐朽的本质。他在1897年的一次谈话中就提出中国革命将是一场人民起义。基于这样的判断，他的革命策略就不是象洪秀全那样采用传统的造反方式，即组织庞大的军事系统攻城略地，而是发动人民起义。他领导的革命力量一方面致力于宣传和鼓动革命，一方面组织小股武装暴动，用小股暴动点燃反清火炬，进而引发全国性暴动，一举推翻帝制。事实证明，他的策略获是非常成功的，武昌起义引发了一场雪崩式的政权跨塌事件。

政府方面当然一直都在努力挽狂澜于既倒，只是没有成效。在政权进入深度危机的时候也是最需要人才的时候，但恰恰又是最没有人才的时候。王朝在连续多次世袭和传承后，最高领导集团的平庸化不可避免。洪杨造反时，虽然其势甚猛，但应对一场传统的造反，朝廷这时还有人才可用，一批文人出身的将领凭着传统智慧解决了危机。但到了本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政治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政府面临的问题发生了根本变化，政治危机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归结到底这是一场专制政权面对立宪革命的危机。如何化解危局，传统智慧已不适用，可朝廷仍然沿用张之洞等改革派使用的西方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老套说辞抵制立宪共和，直到1905年革命烈火越烧越旺，政府才终于认识到只有主动立宪才能消弭立宪革命。在慈嬉活着时，她凭着几十年经营起来的权势还能维持对局面的控制，她一死就出现了中心权威的塌陷，平庸的皇族成员在风雨飘摇的时局中应对却屡出差池，犹豫时，显得寡断；果断时，则显颟顸。内无贤能，外无对策，王朝油尽灯枯，无力回天。

失败是所有专制独裁的宿命。王寇对立、敌我对立的政治有致命的缺陷，它自身就包含着失败的种子。王的绝对性致使了它的必然失败。世界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权力是相对的、真理是相对的、生命是相对的。相对性表现为周期性、不确定性和偶然性，表现为对自我之外的他人权、他人利益的尊重，绝对王权则否定相对性、周期性，它惟我独尊，以"我"为中心追求权力的永恒，追求江山的千秋万代。它违背了自然规律，它要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因此“我”总是有敌对势力，而且敌对势力不断增强，越来越难以驯服，他们之间水火不容的斗争常常演变成残忍、野蛮的厮杀。

智慧的、有反思能力的人类创造了一种文明而优雅的政治。既然权力竞争不可避免，那就改变竞争的方式，避免相互残杀；既然绝对王权必然失败，那就寻求相对王权，而不要一条道走到黑。两种方式改变了彼此厮杀的政治，一是把真正的王权交给一套规则，也就是宪法，人们只能通过竞选获取有限的统治权，成与败不再是“王”与“寇”的对立，而是彼此包容，成功者暂时为“王”，失败者作为制衡的力量同是体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几年之后的重新选举，给失败方反败为胜的机会。另一种方式是保留“王”的称号，但“王”统而不治，与世无争，因而它也没有任何敌对势力需要消灭。

从拳头政治到选票政治，是人类社会最大的一次政治转型，它同样也是社会变迁的结果。无视和背离社会变化之道的政治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