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
本书作者张宏杰，清华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后，师从著名历史学家葛剑雄先生。他原本是辽宁一家银行的普通工作人员，是中国民间最著名的历史写手之一。作品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等，本本畅销。
关于本书
这是一本深入剖析中国国民性的书，与同类书籍相比，它没有满足于在抽象意义上谈论一般的国民性，而是在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下透视国民性演变的历史脉络，试图把握其中的规律，并且勾勒出这种演变历程和中国古代制度演进过程的因果关系，兼具历史的厚重感和纵深感。
核心内容
本书的思想核心是：中国国民性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从春秋时代的贵族文化、魏晋时期的士族文化、宋元时期的平民文化、元明时期的流氓文化以及清朝的奴隶文化这几个发展阶段，每次国民性格的转换都和古代制度的发展具有直接的关系。
一、宋元时期的平民文化
任何文化的转换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贵族文化不可能一下就过渡到平民文化，所以汉代发明了荐举制，贵族文化“借尸还魂”，这才形成了士族文化。同样，尽管科举制在隋朝就已经被发明出来，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汉代荐举制的做法还有强大的历史惯性，也不可能一夜之间突然消亡，所以，隋唐时期基本上还是一个半世袭的士族社会。宋代尊文抑武，把读书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科举考试上，让社会各个阶层可以通过考试自由流动，从而打消他们叛乱的动机，以达到更好地控制社会的目的。宋代统治者对科举制相当地重视，并把它作为唯一的选官途径，宋代平民才真正有机会通过考试进入上流社会，并最终形成一个阶层流动的平民社会。
这种平民文化有以下三个特点：
1. 皇权独尊
宋代政治权力高度统一，再也没有世家大族可以和皇帝抗衡，所以，宋代皇帝才可以对政治制度进行大幅度修改，而不会遇到什么阻力。贵族和士族阶层消失的直接后果就是皇权独尊。
2. 民间自由
宋代以前，中国社会等级极为森严；宋代之后，整个社会弥漫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比前朝更加自由和平等。国家不再利用阶级、户籍把人固定在一个地方，人口开始大面积流动。之前中国社会出现的所谓“游侠”，还都是很个体化的，宋代平民获得了远远超过前代的人身自由，整个社会开始自由流动，既有纵向的阶层流动，也有横向的地域流动，原本分层的固定等级秩序被废除了，开始出现江湖世界。
3. 市民文化
宋元时期的平民文化促进了“俗文化”的发展，为平民喜闻乐见的白话小说和戏剧艺术开始出现。因为民间教育的普及，平民百姓通过科举不断涌入上层社会，富于生活气息的底层文化与高雅的上层文化开始大面积接触，雅俗之间没有了严格界限，中国文学终于开始在宋代开了以“口语化”为标志的民间语言写作的先河。
以元朝为例。在唐宋时期一直处在主流地位的诗歌散文，到了元代一下子就失掉了主要优势。突然一下，“俗文化”开始取代“雅文化”成为主流。汉族精致的上层文化诗词歌赋对蒙古人没有吸引力，但他们能看懂戏的内容，读书人既然不能参加科举，当然会大量投身于剧本创作。正因如此，元朝的戏曲获得了空前繁荣。
二、平民文化向流氓文化的转换逻辑
平民文化过渡到流氓文化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 中国文化精英阶层的消失
汉民族几十年的抗元战争，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大量的文化典籍被毁掉、名臣儒士被残杀、精英文化阶层整体消失。元朝建立以后，统治者出于对汉文化的畏惧心理，切断了汉族士大夫的人生前途，科举制一度被取消，当时汉族知识分子的地位，第一次从“四民之首”跌到了“十丐九儒”的地步。
2. 统治阶层的精神基因
元明时期的统治者在整体文化素质上远逊于宋朝和清朝。明朝有个皇帝叫朱厚照，“流氓皇帝”是他的专有标签。在位短短十几年，收了一百多个流氓做义子，在扬州到处追逐处女和寡妇。他的继承者明世宗则是性变态，公开要大臣们进献春药，有时候一天临幸数十人。明朝官员以向皇帝进献房事秘术来争宠。胡宗宪因贪污被指控后，“献秘术十四，帝大悦”。
3. 流氓阶层和权力的结合
元朝作为异族，没有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儒家礼义又被废弃不用，结果全国上下道德水平迅速滑落，社会风气持续恶化。越来越多的汉人由于社会地位极为低下，开始选择攀附权贵，出现了流氓阶层和专制权力之间的高度结合。当时元代的泼皮无赖，多到连元朝皇帝都不得不专门派人研究对流氓横行的处理意见。中国人的精神层面开始出现流氓化的趋势。
三、清朝的奴隶文化
中国国民性经由贵族文化、士族文化、平民文化、流氓文化，而最终演化为清朝的奴隶文化，成为中国国民性演变过程中的最低谷。
贵族文化的对立面不是平民文化，而是奴隶文化。因为平民文化尚可以讲究独立人格，但奴隶文化之下，贵族精神里强调的遵守信义、珍视荣誉和勇敢尚武的精神内核完全被抽空，丧失了起码的人格尊严。
为了将整个社会都纳入自己的严密控制体系之下，清朝统治者连儒学的人格追求，都作为打击对象。清代皇帝就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过于在乎自身的名誉，就会妨碍他全新全意地为皇帝服务，妨碍他成为一个听话的奴才。为了彻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雍正皇帝甚至提出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大臣们不但不能图利，也不能好名，否则就很可能招来杀身之祸。这在清朝绝不是偶然现象。
久而久之，很多大臣干脆不做思想者，只做执行人，成为一个有才干、有风度、没思想、没坚守的奴才。春秋时期讲究人格尊严、珍视荣誉信义的贵族精神到了这个时候，才算完成了一次彻底的堕落。
四、国民性演变和专制权力的关系
中国国民性的每一次转换，都与中国社会的权力性质和专制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第一次从贵族社会到士族社会的转换，就是因为秦始皇建立了皇帝制度，需要废除贵族阶层；第二次从士族社会到平民社会的转换，就是因为科举制的建立和普及，造成了社会阶层的自由流动；第三次平民社会到流氓社会的转换，则主要是因为统治阶级的精神基因以及专制制度对流氓阶层的利用。
国民精神的演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的背后其实投射出的是一个国家权力性质和专制制度的发展脉络。有什么样的权力，就会有什么样的国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