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在男性掌控叙事的中国 如何报道女性故事？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离我母亲长大的中国小城不远，安仁三寸金莲博物馆里陈列着几十双小鞋子，这些色彩鲜艳、有精美刺绣的布鞋，一只手掌就能放下。
几年前，我在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参观这个博物馆时，低下头来看了看自己穿9码（相当于中国的40.5码）鞋的大脚，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对避免了我曾祖母及她之前一代又一代中国女性的命运感到庆幸。因为在每双小鞋背后是难以想像的一生的痛苦，而这一切都是以塑造一双完美小脚——或人们常说的“三寸金莲”的名义。
当我几个月前开始为最近的一篇报道做采访时，我回想起了那个时刻。这篇报道写的是中国女性是如何在职场上失去地位的。生活在北京，不难看到中国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进步。缠足早已被禁止。中国女性的寿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她们在学校里成绩优异，女性读大学的人数已超过了男性。
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认为女人就该呆在家的社会里，女性在劳动力中已经占据了重要地位，这是专制的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积极东西之一。尽管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一直在下降，去年仍有61%的中国劳动年龄女性参加了工作，这个比例仍然高于许多国家，包括美国（56%）和德国（55%）。
但近年来，世界其他地区似乎在朝着更大程度的性别平等迈进——无论进步得多么缓慢，中国却一直在倒退。
作为《纽约时报》驻中国的记者，我报道的是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的交集。与我的同事佐伊一起，我们开始接触中国女性，想听听她们的故事。我坐高铁从北京到天津去见了王贝拉(Bella Wang)。喝着咖啡，吃着辛辣的烤鱼，王女士兴奋地谈论着她对漫威电影和乔丹的喜爱。但当她告诉我，雇主让她签了一份“特别协议”，承诺工作的头两年不会要孩子时，她的情绪变得低落起来。
我们交谈的时候，王女士扳着手指数着距离两年期限结束的日子。
“我一直想要个孩子，”她说。“但一直不敢要。”
我们去了上海郊外的一个小镇，见到了中国一所顶尖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的莎伦·邵(Sharon Shao)。她开着一辆车身上贴着E = mc²贴纸的白色轿车——很适合一个擅长数学的人——到火车站来接我们。我们在一家茶馆里找了个包间，在那里，邵女士用了几个小时向我们讲述了她与前夫的动荡关系，她时而愤怒，时而流泪。她说，当自己终于鼓起勇气与丈夫离婚时，她选择一走了之，没有对她帮助支付房贷买下的那套公寓要求所有权，因为和数百万名其他中国女性一样，房产证上没有她的名字。
“我朋友都告诉我就不要再讲这些了，过去了就过去吧，”邵女士说。“但是我希望我能把自己的故事告诉别的女孩，能让她们从我的经历里吸取教训。”
在报道工作结束时，我们已经采访了几十位女性。我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的采访对象都有一个在职场或家庭中受到严重歧视的个人故事要讲。
一位女性告诉我，她生孩子后被迫离开了一个享有盛誉的工作岗位，现在她每天夜里都梦想着回去工作。另一位女性说，她想离开丈夫，但不敢，因为房产证上没有她的名字。
“如果我离婚，我会失去一切，”她说。
“我越想这件事，就越觉得要逃出这条死胡同很困难，”她补充说。
但很少有人愿意公开发表意见，如今这种情况在中国越来越常见。在一个越来越专制的国家，这已是做报道时绕不开的现实。这个国家（大多数是男性）的领导人对控制叙事有着如此的执念，以至于跟婚外情有关的视频都受到政府的审查。
我理解为什么很多女性不想冒这个险。自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我们看到了女权主义活动人士被拘留、看到了“我也是”(MeToo)运动遭镇压，还看到了“女德班”的兴起，女性在这些学习班上被要求擦地板，学习如何向丈夫道歉。
尽管面临巨大的压力，但中国女性仍在寻找反击的方式。
今年早些时候，也就是3月8日国际妇女节那天，我们看到了她们日益增长的愤怒。近年来，本该是庆祝妇女权利运动的节日，已被网上零售商利用，变成了在中国被称为“女神节”的类似黑色星期五的购物节。
那天，当中国各地的女性在网店里浏览化妆品和运动装的时候，北京的一名女大学生走到了两条红色的妇女节横幅前，这些横幅原本是献给“小仙女”的，上面用的是中国针对女性的广告经常使用的把她们当幼儿对待的语气。
她点燃了横幅。
火烧横幅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开来，直到互联网审查员将其删掉。我们试图联系那位女生，但她拒绝了采访要求。后来，在遭到学校管理人员的斥责后，她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上发了一条信息，澄清自己的行为。
“真该死，这一天不是用来消费性别符号的，”她写道。
作为已悄然在当今中国女性心中蔓延开来的反抗情绪的一种表示，她在结尾处用了我近来看到过的最好的不是道歉的道歉：“放火的确是欠缺安全考虑，向学校道歉，”她写道。“我应该用剪刀来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