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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改朝换代之际,旧朝遗民与新仕贰臣的交往

京港台:2020-1-5 07:32| 来源:新京报 | 评论( 1 )  | 我来说几句


明清改朝换代之际,旧朝遗民与新仕贰臣的交往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明清鼎革之际,士人因政治取向不同而分化出遗民与贰臣群体,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由于仕隐殊途,遗民与贰臣大多淡于交往,甚至先前好友亦至交绝。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遗民和贰臣群体内部不断发生分化,同时,在看似界限分明的两个群体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

  对前朝的怀恋、对自身的反思、对民族文化前途命运的忧虑,使遗民和贰臣在心理上有所共鸣。两者之间的疏离或交往,客观上反映了社会的现实和人性的复杂。本文主要考察遗民孙奇逢和贰臣张缙彦的交往,以略窥清初遗民与贰臣群体互动之一斑。

  孙奇逢与张缙彦的交往

  孙奇逢(1585~1675),字启泰,号锺元,直隶容城人。曾坚辞明清两朝征聘十三次,世称孙徵君。晚年讲学河南辉县夏峰村,学者尊称夏峰先生。孙奇逢与浙江黄宗羲、关中李颙并称清初“三大儒”,而“气魄独大,北方学者奉为泰山北斗”。孙奇逢17岁中举,一生隐而未仕。年轻时以孝行感动乡里,广为世人赞誉。明天启年间,孙奇逢“置身家性命于度外”,与鹿正、张果中等倾力营救被阉党迫害的东林党友人,“海内高其义,有‘范阳三烈士’之称”。

  明末社会动荡,战事纷起。孙奇逢编练乡勇,结寨自保,多次击退入侵之敌。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称其“孝子可作忠臣,文事能兼武备”。清军入关后,在京畿推行圈地政策。顺治六年十一月,孙奇逢因故园被满洲贵族圈占,决意南迁。次年五月,在河南友人的热情相邀下,孙奇逢留居辉县苏门。此处山水清幽,历来为君子高隐之地。晋之孙登、嵇康,宋之邵雍,元之姚枢、许衡等人均曾隐居于此。孙奇逢认为,“苏门山水佳胜,可堪终隐”。后友人马光辉以辉县夏峰村田庐相赠,孙奇逢率子弟耕读于此,遂“以燕人而成豫籍”,直至去世。

  张缙彦(1599~1670),字濂源,号坦公、大隐、筏喻道人、菉居先生、外方子等,河南新乡小宋佛村人。明天启元年举人,崇祯四年进士,历任陕西清涧、三原县令,任内保境安民,多有善政。崇祯十年,因政绩卓著,行取入京,历任户部浙江司主事、边饷郎中、翰林院编修、兵科都给事中。崇祯十六年,被崇祯帝超擢为兵部尚书。次年三月,李自城攻陷北京,张缙彦逃归新乡,组织地方武装对抗农民军,在清朝和南明政权之间摇摆不定。

  顺治三年二月,张缙彦见复明无望,“赴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军前纳款,承畴具疏乞敕部录用”。清廷以张缙彦在江南大定后“逡巡来归”,不予录用。至顺治十年,张缙彦方被清廷起用为山东右布政使,后以“不避怨劳,实心任事”,历升浙江左布政使、工部右侍郎。顺治十七年二月,清廷甄别三品以上官员,张缙彦因“在都办事平常,且耽情诗酒,好广交游,沽名取悦,殊失大臣靖共之谊”,被降补“为江南按察使司佥事分巡徽宁道”。顺治朝后期,南北党争激烈。

  

  本文出处:《清史论丛·第37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7月版。

  顺治十七年六月,左都御史魏裔介疏劾北党大学士刘正宗,词及张缙彦,称其为刘正宗莫逆之友,且“序正宗之诗曰‘将明之才’,其诡谲尤不可解”。八月,湖广道监察御史萧震亦疏劾张缙彦,称其“守藩浙江,刻有《无声戏二集》一书,诡称为‘不死英雄’,以煽惑人心。入为工部侍郎,又复包藏祸心,交结党类”。十一月,清廷会审后认为,张缙彦“巧辞欺饰,实有诡谲之意、叵测之心”,“以诡谲言词作为诗序,煽惑人心,情罪重大”,“应立斩”。顺治帝命“从宽免死,著革职,追夺诰命,籍没家产,流徙宁古塔地方”。康熙九年十月,张缙彦在流徙十年后,终老于宁古塔外方庵。

  早在明崇祯年间,孙奇逢即以孝行、节义与理学闻名京畿。作为“真孝真廉,有体有用”的“地方人才”,孙奇逢曾多次被举荐征召,但他均坚辞不赴。顺治二年三月,“国子监祭酒薛所蕴以让贤荐”,孙奇逢亦坚辞不就。薛所蕴(1600~1667),字子展,号行坞、桴庵,河南孟县人。明崇祯元年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降清后累官礼部左侍郎。孙奇逢为其祖门生,两人有世好之谊。薛所蕴在孙奇逢南迁之际,曾于“共城、林虑两山中,各为庐舍待” 。二人一直是通过书信或子弟过视相交,直到顺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才初次相见。

  孙奇逢称,“晤少宗伯薛行坞。十载神交,一日谋面。行坞自谓‘向切私淑,礼意殷殷’。居然尘外之交”。顺治七年,孙奇逢南迁辉县后,方与豫北地方士人产生直接交往。他曾多次过访新乡诸友。张缙彦顺治三年降清,顺治十年起用,其间多里居新乡,且与薛所蕴、王铎等贰臣过从甚密。就笔者目及史料来看,尚未发现孙奇逢与张缙彦相见的文献记载,但二人在清初的确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顺治十一年五月,孙奇逢过访山东友人。他在给时任山东右布政使张缙彦的信中说:“入鲁郊,无地无人不沐浴德化,蓬玄先生述政教更详。尹彦明尝问于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处是先生真能行道者也。学者存心,利济便是行道。’念庵谓‘活得千人命,安心不向世外走。’先生惠施齐鲁,能令齐鲁大夫相观而善惠施小民,先生之明德远矣。人谓如是道人儒而禅者也,弟谓如是道人以德行仁,儒亦如是而已矣。” 孙奇逢入鲁观政,对张缙彦出世行道、治民有方是比较赞赏的。

  顺治十三年,张缙彦任浙江左布政使时,孙奇逢曾致信请其为茅元仪遗属一伸援手,以解其困。其《与张方伯坦公》云:“自壬辰岁夏,苏孺人送其女北来,与其仆姚文炜约明年来视,以便图归。今五年矣,杳无音耗。主母屡有谕帖,总若罔闻。此分庄产,茅总戎族党姻戚,公议立单,府县批照:‘嫁女养孀。’弟辞其嫁女之半,留一半为养孀之资。今一出门,仆利其有,悍然不顾主母之命,终置孺人于何地乎?苏孺人忍死为总戎立节,此田不存,何以终老?闻茅公子寄居其岳家,少年想亦不能作主。苏氏一呈,并原册,乞仁台付本县一查,催令文炜来迎主母,或亦仁人君子所不忍膜外置之也。”

  顺治十六年十月,孙奇逢称,“予山居病废,先生(张缙彦)雅意贫交,一岁中书常三四至焉”。可见,在张缙彦赴京任工部右侍郎后,二人仍保持着较为频繁的书信往来。孙奇逢对张缙彦的才华与学识颇为称赏,在为张缙彦主纂《新乡县志》所做的序中称,“新乡坦公先生,所称具识力而能文章者也。其邑志虽奉豫中承贾公檄,实出先生之手,酌旧志之所详略,而一衷于道理,既无所遗,又无所滥,洋洋乎大观也哉!史家首推班马,尝考迁自作《史记》,恣所欲言,而固奉诏为《汉书》,不无避忌。迁文豪侠,而固谨细,固其所也。先生今日无功令迫于上,无子孙陈情于下,恣所欲言,则斯邑山川之美,人物之盛,文章风俗之厚朴而简重,得托先生行世以传久远,无疑也”。孙奇逢曾认为,史志纂修者应求实、“具识力而文章”。以此标准来看,他对张缙彦所撰《新乡县志》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

  张缙彦在山东右布政使、浙江左布政使任内,曾为孙奇逢刊刻《游谱》《答问》等著述,此外,他还移书力劝孙奇逢出修《河南通志》。孙奇逢自撰《岁寒居年谱》记当局聘修《河南通志》一事云:“河南巡抚贾公汉复聘修《河南通志》。郡县致抚军之意。予以老病不能任其事辞。方伯桑公芸、巡宪沈公荃,各致其相招云云。” 在《日谱》中,孙奇逢详细记载了此事。

  顺治十六年六月初一日,其《报赵令君》云:“承示桑老公祖,以纂修通志见托。若以治弟为有学有识之人,故相属以不朽之事,甚盛意也。但治弟暗昧空疏,于此事既非其长,兼之聋瞆衰迟,心思散乱,曷敢冒昧以承,桑老公祖持世之心,经事之力,正是此道宗盟。治弟执鞭有心,佐筹无力,自谅此非诳语也。幸老父母婉为之辞。古人薄感恩而重知己,今日桑老公祖下询之谊,治弟自知甚明,非甘自外也。敢佑腹心,预告左右。”

  二十三日,其《报辉令》云:“恭承抚台老公祖惠己及门,既无坐受于家之礼,而病未脱体,又不能展叩阶求见之忱。坐是踌躇,益深局蹐。所委《通志》事,未见来文,无所据以为辞,敬拜还花币,唯老父母为致之,不次。”

  二十四日,其《简王蓼航》称,“抚军至辉,俨然花币辱临,以纂修《通志》相属,其意甚善。弟衰朽,既不能应其聘,不可不一往见,以答其谊。无奈连日痢转甚,前之不能见按居时,犹无病,今病矣,益艰于见抚君。先后定当相会,倘语次及之,望为弟婉辞,及不能趋谒之状,恳恳不尽”。

  

  二十五日,孙奇逢称“客有谓:‘今日之《通志》,他日之信史,所关非细,先生何辞之坚也?’予曰:‘论事易,而任事难。此事非才、识、胆兼备者,不能胜也。薛方山一代儒者,自令慈溪,即有志浙省《通志》,历十年,七誊稿,犹得同人赞助。事甫竣,还滋遗且滥之惧。仆识暗、才短、胆薄,既乏任事之具,况年逼八旬,思虑昏眩,冒昧承任,事心苟且。此何等事也?而可以苟且塞责。情面难破,好恶易徇,一为清议所短,必招鬼神所罚,凛乎可惧。予固熟筹之矣’”。

  孙奇逢后来说:“会修中州通志,中丞以予为托,予虑不胜任辞之至再”,张缙彦言:“先生则移书教予,曰:‘此系河洛渊源,辞何为也?’”孙奇逢回复称:“予乌乎无辞?昔薛方山修浙通志,七年始成。孙文忠修高阳志,亦十余年始出以示人。二子者,其文章识力为何如也,知予识暗力薄,衰老不文,辞固其宜。”

  值得注意的是,在六月份的日谱中,孙奇逢详细记述了与诸人关于坚辞修志的过程,而对与张缙彦的书信往来并未提及,此中似别有意蕴。流徙宁古塔之际,张缙彦对孙奇逢念念不忘,曾与好友讲论孙奇逢事迹。其友方拱乾记其事云:“徵君名奇逢,容城老孝廉,避地苏门山,与坦公邻,并直指陈君曾物色蓟州李进士欲闻于朝,因坦公悉徵君,乃并荐云。”

  也就是说,张缙彦曾向顺天巡按御史陈棐举荐孙奇逢,陈遂“以山林隐逸荐” 之于清廷。方拱乾诗云:“几年魂梦说徵君,避地今闻柘影分。三聘无车容束帛,百泉有鹤守遗文。妻儿败囷躬耕粟,弟子荒冈饿骨坟。落落河汾关底事,飘风只羡在山云。”“荐剡曾同李进士,蓟门人尚说公车。母存代妇亲供爨,儿长耕田罢读书。终日麻衣何处泪?偶然茅屋匪常居。名高节苦身无恙,转笑西山蕨不如。” 从上面两首诗中,亦能略窥张缙彦与孙奇逢的交往与情谊。

  孙奇逢交往原因分析

  (一)君子人格

  君子是儒家的理想品格,孙奇逢晚年尤重君子之道。卫地“俗本仁厚,素称君子之乡”。顺治七年,孙奇逢迁居辉县夏峰,入卫地,识卫人,对春秋卫大夫蘧伯玉尤为景仰,赞誉有加,认为其具有寡过自省、出处有道等君子品格,自称“吾平生不能不服膺蘧伯玉”。孙奇逢晚年潜心研《易》,对其中蕴含的君子品格独有心得,认为“孔子教人学易,都只是要将爻象实理,反正自己身上受用。如释系于包桑,便要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乱;释先号后笑,便要君子出处语默,如金如兰;如释天佑吉利,便要君子履信思顺,又以尚贤;如释劳谦有终,便要君子德盛礼恭,不伐不得”。

  孙奇逢认为君子还应具有以下特质:一是君子乐天知命。他认为,“命者,天道流行之命。君子知命而不可违,故富贵贫贱、患难死生,惟其所值,有顺受而已。乐天便是知命,知命便能乐天”。《中庸》云:“君子居易以俟命。”孙奇逢称此为“人生最安乐之事”。二是君子自强不息。《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孙奇逢认为,“一有息,便与天不相似。故其言曰‘学而时习之’,又曰‘好古敏以求之’。此愤之所由发也。时习而悦,好古有获,即乐矣。乐则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何知老之将至。子之为子,如斯而已矣”。君子好学,所谓孔颜乐处,正在好学而已。三是君子坦荡荡。孟子谓“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孙奇逢认为,“世间有一等最受享人,君子坦荡荡。有一种最受苦人,小人长戚戚。君子何以坦荡荡也,致中和而已矣。中和之极,所谓仁义礼智根于心,睟面盎背,四体不言而喻。小人何以长戚戚也,不中和而已矣。不中和之极,所谓牿之反复,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凛乎可畏哉!” 君子仁义之德涵养于内,温厚之态生发于外,四体充盈德性光辉。所谓“睟面盎背”,正是君子气象。

  孙奇逢最重君子儒。他说,“儒之纯,肇自孔子”,“纯儒之功德在百世”。“君子儒,儒有纯者也。小人亦曰儒,谓其规模狭隘,非人而小人也。腐儒少霸气,然霸又足以伤醇。禅儒足以销霸气,而禅又足以蚀真。有一利,伏有一害。如皆古圣人,独孔子太和元气而集大成,均为名儒而醇乎其醇。如所称君子儒者,元公、明道而下,数人而已。” 孙奇逢不轻以君子儒许人,亦见君子儒修习之难与品格之高。

  孙奇逢的君子观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而明清鼎革之际的人生体验又使其独具特色。他认为,欲为君子,需做到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畏天命顺天道。孙奇逢说:“君子所以为君子,只是畏天命;小人所以为小人,只是不知天命。” 孙奇逢认为君子不轻生轻死,“长生不足羡。轻生望死,桎梏而死,则失所以谨身矣”,“长生必流于玄,轻生必流于侠,君子均无取焉,谨身以俟命而已矣”。在孙奇逢看来,“君子无须臾离道之时,才能于天命之性浑成无间”,“故君子顺天道以治其身”。天道即天理。君子还要处理好天理人欲的关系。孙奇逢认为,“君子、小人之分,惟在顺理与从欲而已。顺理则安,从欲则危。顺理则忧勤惕厉,不安乃安也;从欲则逸情纵意,安乃不安也。学者须要天理人欲之间见得分明,一毫相杂,则理终不能顺,而欲终不能不从矣”。天道、天理体现在人身上就是性。孙奇逢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心生色,睟面盎背,独此是人生真乐。君子王天下而不与,舜禹有天下而不与,都是凭这一点受用。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复性”,须有“浮云富贵之怀”,方能复性,成学问,成君子。

  二是寡过知非。孙奇逢认为,蘧伯玉“‘欲寡其过而未能’,只此便是千圣要诀”。他指出,“学问一事,不必求有功,只求寡过。孙奇逢认为,“寡过于事上犹易,而寡过于意中实难”,须“怀希圣之思,立见性之志”,行真切之功,“日宜三复” ,“过则改,而善则迁,不患不为善人君子。”顺治十六年除夕,孙奇逢训诫诸子说:“学问要看腊月三十日。盖是日为一岁之终。一岁所为,或有愧无愧,各宜细加考问。行事无愧者,为君子,为善人。欺慊半焉者,利善之间者也。有欺而无慊,人斯下矣。”

  三是暗修以淡声闻。孙奇逢说:“君子纯全乎天者,谁敢冒昧承当?”“故君子只戒慎恐惧于不睹不闻而已矣”,“直至无声无臭至矣”。孙奇逢认为君子重在潜习暗修。他说:“从来谓潜与见为两局,暗与章为二境。愚谓君子潜固潜,即见也,仍不离潜之体,总归于潜而已矣;君子暗固暗,即章也,仍不离暗之用,总归于暗而已矣。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潜与暗之谓也。”孙奇逢订《续家规十八则》,其中两则为“暗修以淡声闻”,“好古以择趋避”。他解释说:“声闻过情,君子耻之。趋避不审,不学无术耳。暗修好古,君子日用所从事者,端在于斯。”孙奇逢称,“声闻过情,君子耻之。有此一耻,则忠信进德,修辞立诚,自不至犯鬼神之忌。暗的不止分君子小人,而降祥降殃,天命实式临之。可畏哉!可畏哉!”在孙奇逢看来,只有学以为己,不务虚名,实修实做,方可为君子。

  

  四是谨言慎行。孙奇逢认为,君子言行不可不慎,并以史为鉴,告诫君子躬行谨行,“士君子当末流之会,谨躬率物,居潜用晦,深味乎其默足容之旨,庶几寡过,焚坑之惨,兆于横议;党锢之祸,成于标榜。古来名士,至于不能自全之地,托身于酒,托身于痴,以求免于猜忍多忌之际,而犹不可得,此心亦苦矣哉,起羞兴戎,口舌为烈甚矣,言不可不慎也”。同时,劝说君子自律慎行,“士未以清节著称,犹可随俗俯仰”,“至素行皎然者,断不可苟于荣禄,偷取一时,如汉之唐林、唐尊,俱以法履著名于成帝之世,号为二唐。比楚二龚(龚胜、龚舍),后皆仕莽,前修云何?左思曰‘二唐洁己,乃点乃污。’岂独莽能污人哉?士君子不可不严自律也”。孙奇逢以遗民之身,能够在清初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做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正是其始终恪守君子之道的结果。

  孙奇逢晚年效法先贤蘧伯玉,“耻独为君子”,“日思所以报答天地之德、祖考之恩,唯有劝人为善一事。与子言孝,与臣言忠,即素不相闻之人,有过访而见问者,无不披衷相告,自矢勿斯。爱我者,谓交不可滥,心感而志之。然有人来过而问者,又不忍不告也。易之道,扶阳抑阴,化小人为君子,民吾同胞,物吾与。此九十岁老人之婆心也”。孙奇逢“于困厄险阻、造次颠沛之中,非道不言,非礼不行,处坎心亨,龙德而隐。自公卿、大夫、士,下至佣夫、走卒、妇孺之流,暂而片语相接,久或终岁相从,皆煦之以春风,昭之以白日。浅深高下,如量而予,人人有以解其症结而获其本心,一归之于为善”。他不仅自己愿为君子,还希望天下人皆为君子,立己达人,实有古君子风范。

  (二)极重友道

  孙奇逢一生“以友朋为性命”,自称“余自十八岁赴公车,便以亲师取友为事”,晚年更是多次说:“仆平生以友朋为性命”;“仆平生无他嗜好,五十年来以友朋为性命”;“仆平生以友朋为性命,今近八十矣,离友朋之乐,无乐也”;“仆平生无他嗜好,独以友朋为性命”。

  孙奇逢对儒门友道体悟颇深,认为“‘友直、友谅、友多闻’,孔子尝言之矣。盖一身之成败得失,举而付之于友,故不得不严其人。然直谅不合人亲,多闻易形人短,其人固未数数见之,而我不能急与之合,其咎又不在人,而在我矣”。孔孟之时,“以一身为天下,以一日为万世,则固有大者存也。在当日,不觉其所关于天下万世者何在,在天下万世后自觉之。总之,有见于性分之大,原不隔天下万世于一膜之外。能以其学于己者而诲于人,师友之兴从此始。千余年而有濂洛,师友之道一光矣。又数百年而有阳明,及门之盛,几数千人,且多贤者,师友之道又一光矣。此固当日孔孟之不厌不倦者,所以贻留于天下万世者耳!”

  对于友道的重要性,孙奇逢指出,“道德有于身,须借师友,所以师等君亲友,为五伦之一”,“学人自立甚难,因无丽泽之益,非谓友尽乏直谅也”,“修身之士,必借良师友”,若“生无师友,则一愚人之身而已矣”,“若非真实师友,鲜不蹈半途歧路之嗟。吾夫子所以言以友辅仁,元公所以言长无师友则愚。今人不知师友所关重大,总由不求自己学问进益耳”。

  孙奇逢认为,友朋相交,特别是对师友而言,须以道义为准则。他说:“师云友云,为其以道义相切劘也。离道义无师友之事,离道义无师友之言。师友因学而立名,学因师友而成德。不知学,恶知师友。”孙奇逢在《范箕生笺古人交》序中称:“余读古人交,未尝不掩卷叹息,而重有感于今之交也。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甚有肝胆与共,死生相期,而意忤言觭,凶终隙末。真有如昌黎所云‘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转眼若不相识,且挤之而下石焉者!’”。

  有鉴于此,孙奇逢提出,朋友当以义合,“同气则求,同求则义,同义则久”。他指出,朋友是五伦之一,友道关乎五伦,“盖君子敦笃乎君父之大,而既翕好合,一身全备之,方能出而问天下士。亲见其人之可交也,然后通名姓、具拜问、告祖父,而缔盟好。属之以人伦之重,而托以终身之业。故不明于五伦,而欲善一伦,未见其能安也。不明于友道之关五伦,而欲以敦友伦,未见其尽善也”。

  “以友朋为乐”,孙奇逢视为人生三乐之一,自谓“老夫生平无他嗜好,少年以俱存无故为乐,壮年以兄弟友朋为乐,老来以儿孙师弟为乐。此三乐者,真无穷极也。人人有此受享,人人不能受享”。“离友朋之乐,无乐也。有朋则山可乐水可乐,即无山无水亦可乐。然我之所谓朋者,固非泛泛,须一种有识趣人,能起予,匡之不逮。然未可轻得也。”

  康熙十四年正月,孙奇逢与“同人常过我兼山堂者,联为十人社。阳武三:赵锦帆、卢禹鼎、张含睿;新乡四:刘一六、郭公望、任联璧、周显成;汲县二:苏寰中、李范林,合之大隐而十”。他论友朋之益,曰:“杨晋庵谓两炭相燃,其焰自发。各孤一处,焰立熄矣。夫子虽不愠于人不知,而朋来自远,乐多贤友,意可知已”,“炭愈多,而光愈烈,不问可知”。

  与匿迹山林离群索居的一般遗民不同,孙奇逢交游极为广泛。友人曾问孙奇逢:“先生五十余年老贤书,仕进之心,梦想不到,何不向深山穷谷避迹息影、鹿游石居?而尚寄托风尘之内,幽士为与,通人不拒,此于遁世之旨何如?”孙奇逢说:“子之爱我也至矣。昔人结木巢楼、塞户窦伏、资身卖卜,佣工灌园,甚至为卒市门毁形易面。予高其谊,怜其情,然非予心之所乐也。”其乐者为何?孙奇逢云:“余少秉痴心,以友朋为性命,老更婆心,谓满街皆圣人,故于人之贫贱贤愚,凡有意于我而惠然肯来者,则不谆复而告语之,至于通人,尤是贤者,所当尽力,渠果肯来虚心,我辈何妨实心帮助,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安乐窝中叟是予师也。”

  

  (三)存续道统

  当明清鼎革之际,明遗民产生了“以夷灭夏”的强烈文化危机感。在此民族文化绝续存亡的紧要关头,孙奇逢等“有志之士,以兴起斯文为己任” ,隐居授徒,著述明道,“继绝学为世用”。孙奇逢认为,“人生第一要务,莫要于明学。学之不明,则君子少而庸人多。世之治也,与谁共理?天下未有无真儒而能有名世者。故学也者,兴贤致理之要术也。有一分学问,方做得一分事业。有十分学问,方做得十分事业。由求必不能为颜曾,萧曹必不能为俨吕。天德王道,总之在学术上取齐”。

  时人称孙奇逢,“际贞元绝续之时,明大道于方来,佐圣治于在下,有若天心启牖之一人,以维持一线之绪者”,虽“遭逢不偶,不能行道于当世,爰欲传道于来兹”。孙奇逢在《复崔承一书》中称,“自江村没后,知己寥寥,孤力肩承此不绝之一线,三十余年颠蹶困惫者屡矣”。孤力肩承,实以难得其人。后识张沐、汤斌二子,孙奇逢寄予厚望。在与汤斌书中称,“师友道久衰,江村不可作。策以灯烛光,空山自寂寞。举世如鸡群,子也云中鹤。道行待其人,乃身欣有托”。康熙八年二月初六日,孙奇逢《复汤孔伯》云:“仆四十年孤力独承之担,一旦得其人焉付之,此身轻快何言?然仆身轻了一分,未免为知己重了一分也。”其殷殷传道之情,可谓溢于言表。

  清初遗民致力于存续儒家道统,而复兴民族文化尚须借助强有力之推动者。孙奇逢称,“崔文敏有言曰:‘元有三儒,耶律晋卿之谏杀,许平仲之兴学,刘静修之不仕。三公固各有得也。’予私谓为静修犹易,为晋卿、平仲难”。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窃思真儒名世,代不乏人。远不具论,宋元之际,道在许子。当年与静修同征,过容城商进止。静修曰:‘公不出,则道不行。某亦出,则道不尊。’二子固各有所处也。”

  在孙奇逢看来,宋元之际理学名儒的出处,事关少数民族统治下中原传统文化的前途命运。许衡出仕可以光大中原传统文化,即“道行”;刘因隐居意在维护儒家道统尊严,即“道尊”。二者相较,为“道尊”易,为“道行”难。因此,他认为不宜对出为尊官的姚枢、许衡过分苛求,因“其为尊官也,方可以行道救民”。孙奇逢论宋元之际,正所以见明清之际。他以遗民之身兴学传道,自觉如元之刘因出则道不尊,因而将道行的期望寄托于出仕清朝的理学官僚身上,称“今日正望老父母勉图其所难耳”,“先生今日固为其难矣。维持世运,鼓舞来学”。

  康熙六年以后,孙奇逢敏锐地觉察到,时势变化对理学发展变得越来越有利。他在致友人信中说:“闻庙堂诸老深心学问,不减姚许当年”,“迩来宰相而下,谈学者不乏人,此亦气运然耳”。至康熙十三年五月,孙奇逢称,“今天子宰相,皆有好学之意”,若“以二三君子,启沃于其间,则学之典也,在指顾间矣” 。孙奇逢希望借助于身居高位的理学官僚来“正君心”,实现清朝政权的儒学化,推动以儒家传统模式重建中国社会秩序。

  结语

  除张缙彦外,孙奇逢与钱谦益、龚鼎孳、王永吉、吴伟业、刘正宗、戴明说、刘馀佑、孙承泽、薛所蕴、柳寅东、张凤翔等清初贰臣都有一定程度的交往,但并未明言对其大节的具体看法。孙奇逢所撰《理学宗传》,序列历代大儒,独遗宋之吴澄。孙奇逢认为,“吴草庐谓诸葛孔明为行不著习不察之人。余谓孔明舍孙曹而事昭烈,著莫著于此,察莫察于此。草庐以宋孝廉而事元,恐亦不免为不著不察”。

  由此来看,他对贰臣忠义名节的态度亦是不言自明。入清后,孙奇逢曾自称,“五十余年老贤书,未尝就一官,迹似于隐,然实非隐也”,“树遁世之藩篱,差慰藏拙之门户”,“长为逸民,高蹈不出”。正是这种特殊的身份与处世方式,使其能够站在传承光大中原传统文化的立场高度,用包容和积极的心态与贰臣交往,以自己的遁世而道尊,寄托对道行的期盼。

  清人称,孙奇逢“辟室苏门,为讲学名山之计”,“而圣道自此明,绝学自此续,周程张朱而后,以一身膺理学之宗”。“先生之教沛然大行,达于朝而上为道揆,施于野而下为善俗。”“我朝圣教昌明,先生讲学之功,默有以助之也。” 孙奇逢对清初的社会文化认同和历史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文选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第37辑》,原标题为“遗民与贰臣:孙奇逢和张缙彦的交往”,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丨张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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