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名字的女人：中国布依族千里寻亲记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9月，中国一起女儿替母亲追查身世的"千里寻亲记"在社群网路上引起讨论。河南辉县出生的女子李新梅，藉由社群网络，替遭到人口拐卖、无法与汉人沟通的少数民族母亲寻根，激起中国网友的热烈好评。只不过，当年拐卖母亲的人口贩卖问题，至今仍是中国的一大隐忧。 图／抖音截图
"没有名字的母亲，揭开人口拐卖之谜。"中国近期一起女儿替母亲追查身世的"千里寻亲记"，在社群网路上引发热烈话题。河南辉县出生的女子李新梅，在自己人生成长的三十多年来始终无法解开自己母亲的谜团，新梅的母亲总是说著大家听不懂的语言，在儿时成长记忆中妈妈似乎没有名字，村里邻居、甚至自己的父亲，也只会称呼她"喂"。
为了解开母亲的身世之谜，李新梅多年来不断透过社群平台写下母亲的过往与谈话内容，期望能够找到蛛丝马迹。
只不过，李新梅从2010年起开始的寻人计画，一直未有下文。直到2020年9月，李新梅偶然发现云南与贵州的"布依族"在网路上的互助社群。从一支族语教学影片中，她惊讶地发现，布依族语的音调，与母亲喃喃自语的声音，几乎一模一样。终于让原是布依族的"喂"回到老家团圆，李新梅也从而知晓，母亲的布依族本名叫做"德良"。
感人故事引发中国网友的热烈讨论和媒体追踪，然而整起事件中其实也牵涉了另一个社会问题：人口拐卖。布依族的德良，之所以出现在语言不通的河南，是因为1985年时被卖给了河南李家做新娘，而且这并非个案，而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脉络下，80年代以来层出不穷的社会犯罪问题，尤以少数民族妇女被卖到汉人社群的案例为多。
当年使母亲离家的人口拐卖是如何发生的？其他少数民族女性又遭受到哪些孤苦悲惨的命运？在团圆故事的背后，隐藏著至今仍为彻底根绝的险恶难题。
感人故事引发中国网友的热烈讨论和媒体追踪，然而整起事件中其实也牵涉了另一个社会问题：人口拐卖。布依族的德良，之所以出现在语言不通的河南，是因为1985年时被卖给了河南李家做新娘。图为德良故乡，贵州晴隆的"二十四道拐"。 图／中新社
失语的母亲，没有名字
在现年30出头岁的李新梅记忆中，妈妈因为听力障碍，无法学习汉语，因而从来无法与他人沟通。她的爸爸从小叫妈妈"喂"或是"哎"，邻居也因沟通困难不跟妈妈聊天，妈妈说的话没人听得懂，有人把她当成疯子或是外国人，形同失语的母亲时常喃喃自语说著自己的母语，枕头下总是放著一把水果刀，无从得知理由。
李新梅曾在已逝父亲口中得知，母亲在35年前（约1985年）从重庆火车站被卖到河南辉县当媳妇，李家用1,000元买下她。初来乍到时，还看似被虐待过，听力据猜测或许因以前遭虐时损伤。在此之前，母亲也有一个女儿下落不明。
今年9月，拜社群软体活跃之赐，李新梅看到有"布依族"族语用户黄德峰的影片，直觉与妈妈所讲的语言相似，因此发讯请对方帮忙鑑别，没想到开启了母亲意外的回乡之路。
布依族是中国法定56族之一，2010年普查全国人口总数约为287万人左右。族群位于西南方，目前大多集中于贵州。云南罗平、四川的宁南、会理也有该族聚落，布依族在历史上跨越现代国界，越南边界也有人口。
布依族多数使用的语言为布依语，虽然在定义上语言使用还不至濒危，但根据推广布依族族语使用的社群感受而言，中壮年一代还可以流利使用母语，但年轻一代已因为使用母语显得落后而只会听，不愿或不会使用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而布依语可分为三种土语区，李新梅母亲所使用的第三土语区使用人口最少，这也使得布依族社群需要更辗转来确认她所使用的语言。
从网友"峰萧萧"的一支族语教学影片中，她惊讶地发现，布依族语的音调，与母亲喃喃自语的声音，几乎一模一样。终于让原是布依族的"喂"回到老家团圆，李新梅也从而知晓，母亲的布依族本名叫做"德良"。 图／峰萧萧的抖音截图
确认李新梅的母亲来自布依族后，以峰萧萧为首的一众网友组成寻人社群，自愿替母亲听音辨位，找出她的故乡。布依语可分为三种土语区，李新梅母亲所使用的第三土语区使用人口最少，需要更辗转来确认她所使用的语言。 图／峰萧萧的抖音截图
人口拐卖，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挑战
中国拐卖事件猖狂已可说是自古以来的历史现象，不论是农村资源相关需求所带来的女性拐卖，或伴随著都市化而出现大量劳动需求及性需求所衍生出的童工或奴工拐卖，都是现代国家治理时所面对的极大挑战。
总体而言，80年代以前的拐卖对象，属偏远地区或少数民族妇女为大宗，范围也相对是在农村与农村之间的人口贩卖，主要是为了填补农村的生育与劳动力需求。不过，到了90年代后，人口拐卖的流向，也转变为以"改革开放"的都市经济需求为主。
联合国及西方援外组织曾多次针对中国预防拐卖设以支援计画。"反拐"、"打拐"更是中央政府时常拿出的政策口号，刑法明定《拐卖妇女儿童罪》欲进行打击，就可见一斑。然而，至今仍难得到实际起色与改善，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联合国国际劳动组织统计，2006至2007年间，在中国见报的拐卖事件共800则报导中，男性佔29.5%、女性佔61.6%，其中女性人口集中在12-25岁之间。这些受害者遭到拐卖的方式有：诈欺（36.9）、绑架（26%）、利用弱势（17.2%）和人身暴力（4.5%）。
遭拐卖后，不难想像其用途为性剥削和劳动剥削两种。根据中国公安部资料，2006年已破案的拐卖事件统计，共有2,500起，只不过，不在案黑数恐怕更多。并且总体来说，拐卖事件发生地点，农村大于城市，遭拐卖的对象社经地位及教育程度也大多较低。
布依族多数使用的语言为布依语，虽然在定义上语言使用还不至濒危，但根据推广布依族族语使用的社群感受而言，中壮年一代还可以流利使用母语。图为2010年贵州晴隆乾旱，等待水源救助的布依族妇女。 图／中新社
有中国公安部官员表示，除了现代犯罪的实况外，拐卖事件"屡打不绝"的其一原因，在于许多农村仍对人口贩卖一事未具有"犯罪意识"，许多老人认为接收来历不明的儿童或妇女是在"做善事"；有些因拐卖而幸运成为阶级翻转的例子，也让很多农村民众对此现象不以为然。
另外，农村时常出现的留守儿童，或是在教育资源、资讯传递有落差的农村或地域，使得拐卖事件不绝。当然，整体社会传统封建思维下对男尊女卑、传宗接代的想法，也间接促成悲剧，买卖婚姻有时和人口拐卖仅有一线之隔，处理其中的暧昧与複杂之处，都在在挑战国家治理。
透过黄德峰和各布依族社群的协助，母亲的身世逐渐拨云见日。族人锁定贵州普安县或晴隆县二处，将两地服装、传统习俗及风景照雪片式地给母亲浏览，妈妈在其中一张照片认出了瀑布、山路，激动异常的继续喃喃著。族人又依据李新梅录下妈妈激动时所说的母语，根据线索找到当地人，得知30年前有失踪妇女名叫"德玲"，然而母亲对此名没有反应，却说了"我不是德玲，德玲是布鲁交的。"
虽然妈妈不是德玲，但妈妈认识德玲成了重要的转机。再经过反覆辗转询问，当地老人说了有位嫁到邻村不久后被拐的一位女孩叫"良"，李新梅对著母亲喊，母亲答："你终于知道我的名字了啊。我叫良。"
今年10月，在布依族社群的协助之下，德良回家了。德良的父母、弟弟至今健在，各大媒体也拍摄了德良80岁的老母喂著孩子吃饭，代表孩子终于回家团圆。布依族少妇德良经历35年终得回归故土，幸运与亲人团聚，但德良那位失踪的女儿，还有存在母语认同流失、人口贩运的现实问题，仍被掩盖在感人的故事裡。特别是少数民族拐卖问题一直存在、少数民族妇女跨省移动后的"汉人社会融入问题"。
联合国及西方援外组织曾多次针对中国预防拐卖设以支援计画。"反拐"、"打拐"更是中央政府时常拿出的政策口号，刑法明定《拐卖妇女儿童罪》欲进行打击，就可见一斑。然而，至今仍难得到实际起色与改善，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图为示意图。 图／路透社
阶级歧视是假？性别歧视才真？
一胎化政策实行后，可说是激化拐卖情势发生。在农村实际劳动人力缺乏之下，二胎以上的家庭，为了躲避查缉，可能直接以卖女为途。
并且，一胎化加剧了男多女少的社会人口结构，也促使农村买卖婚或是拐骗婚的问题日益严重。有人可能会猜想，既然女性数量稀少，"物稀为贵"的逻辑下应该能使女性权益受到较多保障，但事实上卖女补贴生计，或有二胎家庭以卖女儿来收取天价聘金，再拿此笔高额聘金好让儿子娶媳的状况屡见不鲜。虽然在2015年后一胎化政策正式走入历史，但整体人口性别失衡已经出现积重难返的现象。
但也必须指出，拐卖人口并不仅限女性。男性（通常是儿童受害者）的情况也不少。中国在1997年将《中华人(专题)民共和国刑法》中的拐卖法条限定在《拐卖妇女儿童罪》，以致男性受害者无法受到该法保障，像是2007年的山西黑砖窑案事件，上百名以500元拐卖进窑场奴役的未成年男性，在更改法条后无法适用。男童被贩卖而后进行的性剥削，也是在定调"女性拐卖容易遭性剥削"的既定印象下，被牺牲忽视的议题之一。
一胎化加剧了男多女少的社会人口结构，也促使农村买卖婚或是拐骗婚的问题日益严重。不过也必须指出，拐卖人口并不仅限女性。男性（通常是儿童受害者）的情况也不少。中国在1997年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的拐卖法条限定在《拐卖妇女儿童罪》，以致男性受害者无法受到该法保障。 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