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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后,他们和武汉都还留在那里(图)

京港台:2021-1-6 05:17| 来源:人间theLivings | 评论( 3 )  | 我来说几句


一年之后,他们和武汉都还留在那里(图)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天气阴沉,初冬的凉意已经悄无声息地渗到了每一个角落,这是我在疫情后,第一次路过武汉华南海鲜市场。

  车子快速开过,尽管只有一两秒,我的心却不由得紧了一下,仿佛是路过什么灾难遗址。不知不觉,一年已过,再看到这个曾身处暴风眼(电视剧)中心的名字时,仍忍不住发愣,不敢相信就在去年今日,几多生离死别就从这里开始慢慢发酵了。

  在这座城市里,如今很少有人会主动谈及年初的那段时光了,那是心里一块结好的疤,或大或小,或深或浅,不愿轻易触碰。

  那又如何谈及它呢——

  “要换冰箱了,你家用的什么样的,推荐一下?”

  “别的都好说,但一定要够大----疫情期间可起了大作用了。”

  我曾问老公:“疫情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他沉默,再开口时,笑嘻嘻地看向我:“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买鸡蛋都是30个起买了?”我哑然失笑。在弹尽粮绝的日子里,鸡蛋确实是我们家的救命稻草,用一碗蒸蛋安排好一家三口的晚餐,是它在我家最高光的时刻。

  那场灾难,我们已经不再讨论它,不愿回想它。那些惶恐、悲伤与愤怒,那些深夜的嚎啕大哭,渐渐湮没在自我消解中。那种死亡在不远处虎视眈眈的惶恐,现在回忆起来却常常恍惚到不真实。有时我会问自己,那段过去真的存在过吗?

  有人说,人的大脑极为聪明,善于遗忘赋予人一种奇怪的韧性。只是,那场灾难,悄无声息地浸润在每一个曾经历过它的人的心底,在之后每一个诸如买冰箱、买菜这样不经意的瞬间,轻描淡写地跳出来,狠狠地电一下。

  李菲

  我的好友李菲和她的丈夫何凯,在封城后的第二天,除夕的夜晚,开始发烧。

  他们不是没有离开的机会。何凯老家在外省,李菲早早买好了1月22日离汉的车票,准备去婆家过春节。20日,官方宣布“人传人”后,她和我曾在电话里为“留下还是回家”讨论了近半个小时。

  最后的决定是留下。李菲在22日早上9点退票,那时距离封城还有25个小时,距离她原定的归程还有8小时。

  1月24日早上,何凯开始咳嗽,随后低烧,到了晚上,他的体温略略降了些,李菲却开始发烧了。她量了量体温,38度3,心里有些紧张,却又忍不住抱着侥幸心理,觉得没那么巧,自己不会真那么倒霉。她拖着身子翻出药,努力咽下几颗,再督促着丈夫也吃下----何凯仗着自己身体好,平日碰到小病小痛从不肯吃药。

  一觉醒来,体温并未降下来,反而越烧越高,肌肉都开始酸痛。李菲挣扎着量了体温,已经39度5了。李菲扭头看看身边还在熟睡的何凯,他的脸有些微微发红,探探他额头,烫得吓人。

  咳嗽,发烧,浑身无力,肌肉疼痛,毫无食欲,上吐下泻。李菲想,大概就是“中招”了吧。她努力回想,试图弄明白自己是在什么时候被感染的,可是想不清楚了。过去的20多天,每一个看似平常的举动,都有可能将病毒带到体内。她头疼了起来,放弃了思考,“现在想这些有什么意义呢?”

  听到她在视频通话里这么说,我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劝她赶紧去医院。她摇摇头,声音满是无奈:“能去哪里呢?外面的药店都关了门,家附近的社区医院也没有开,能去哪里呢?那些大医院,你不是没有看到视频里是什么样,不到万不得已,我真的不想去,那儿大概比家里还危险吧?”

  断断续续吃了好多天药,两人的烧一直没退,病情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他俩开始喘不上气,整日戴着口罩,一人睡在卧室,一人靠在客厅的沙发上。大部分的时间只能平躺着,没有力气交谈,没有力气互相安慰,最后连喝水的力气都没有。

  屋里一直是静默的,那种安静让李菲感到心慌。到了必须吃饭的时候,稍有力气的一人起身,简单地煮点面条或粥,分作两碗,但谁也吃不了多少,剩下的不敢扔,要留到下一顿——粮食已经很紧缺了。李菲担心,“不知道是先饿死还是先病死”。

  后来,何凯去煮面时已经没有力气站在炉灶旁等待了,撑到水煮开,往锅里放下挂面后,就回到沙发上躺下,积蓄力量,等到有力气站起来时,再回厨房去捞起面条。面条往往已经糊成了一锅,但他俩也不在意,因为已经没有了味觉。

  李菲连喝白水都会吐,她唯一吃得下的是橙子,家里还有一网兜,是原本准备带到火车上的零食,大部分时候,李菲只能靠橙子的酸味来刺激一下味蕾。

  到了第五天,熟识的医生告诉我,让李菲不要再自己扛了,烧了这么多天,应该没有自愈的可能了,不论多难多怕也要去医院,否则情况只会越来越糟。我哀求着问:“有办法可以帮忙收治吗?”医生低声抱歉,说连本院职工的家属都排了近100人,呼吸科主任的亲戚也没法加塞。

  我哭着给李菲打电话,让她一定要去做检查。她沉默了很久,用很平淡的语气对我说:“你知道吗?之前除了你们几个的电话,我谁的电话都不想接,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有时我就想,那就算了吧,也许就是这个劫,能够熬就熬,熬不过去了,那就算了。我已经不想说什么做什么了。”

  我捧着电话,知道再说任何话都显得苍白无力,那种灾难中自身侥幸的平安,不仅没有给我任何安慰,反而像一副沉重的枷锁,挂着一个铅锤,拉着我飞快地向深水区坠去。手机里安静了许久,只有我的呼吸声和李菲的咳嗽声。又不知过了多久,话筒里终于传来了细若游丝的叹息声——李菲答应我,明天去医院。

  1月29日一早,李菲鼓起勇气去医院。何凯先是不肯去——他觉得自己的症状在减轻,烧也略略降了一点,不愿再去医院冒风险。李菲略带哀求地说:“就当陪陪我,我一个人去医院怕”,他才勉强同意。

  没有公共交通,没有私家车,李菲家距离最近的定点医院有1个小时的步行路程。李菲拒绝了我送她去医院的建议,他俩互相搀扶着,一路踉踉跄跄,走不动了就在路边歇息一下或者干脆一屁股坐到地上。本就不短的路程,最后花了两个多小时。

  医院里的情况和网上流传的视频一样,走廊上黑压压的全是人,一眼望不到头。开CT检查单的小医生眼皮直打架,不时用力地揉眼睛。不知道排了多久的队,李菲终于拿到了检查单的排号:577、578。

  她迟疑着拉住匆匆赶路的护士问:“现在检查到多少号了?”

  护士停下,低着头想了想:“100多号吧?”

  李菲愣住了:“那500多号今天能检查上吗?”

  护士飞快地摇头:“不知道,还是等着吧,你明天早上来还是要这样排,还得从头来取号。”

  何凯看着CT检查室门口乌泱泱的人头,听着歪倒在椅子上、靠在墙上的人群不时发出咳嗽声,他崩溃了,压着声音喊:“不查了,我要回家!”便拉着李菲往外走。

  李菲花大力气拦住他,让何凯去医院大门外等着,她在检查室门口排队,等排到号的时候再给何凯打电话让他进来。好说歹说,何凯才终于答应。

  李菲心一横,独自坐在检查室门口,戴着帽子,脸上挂上双层口罩,脚上套着鞋套,这是她能想到,也是能做到的所有防护。一开始,旁边人咳嗽一声都能让她吓得发抖,渐渐地,她就走神了,她曾经以为自己会出现的情绪——恐惧、悲伤或者其它,统统没有出现。她将自己的思绪全部放在了医院门外的丈夫身上,不去想自己的现状,反而是一种解脱。

  她时而怨何凯胆小又不讲义气,将自己一人扔在病人堆里(她竟忘了自己也是个病人),时而又担心室外的环境会不会让何凯刚刚有所好转的病情再加重——1月底的武汉刚经历十余天的阴雨,弥漫着刺骨的湿寒。

  晚上快10点时,李菲已经在CT检查室外独自等了近12个小时,排号还没有叫到300号。李菲几乎绝望了,当她再次接到何凯愤怒的电话要求回家时,几乎没有犹豫,起身就离开了。她不愿去想在医院白白耗费的一天时间,也不愿去想自己的病情究竟怎么样了,她只是觉得,自己不能在那个门口坐一整夜,更不能让丈夫在外面站一整夜。

  “回家。明天也不会再来了,太累了,我什么都不想了,只想回家。”她打电话对我说,语气坚决,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路上,何凯的怨气仍没有消散:“我讨厌武汉,我后悔来这个鬼地方。我为什么要跟着你来武汉定居?我压根就不需要经历这些的。如果我有命活下来,我一定要离开武汉,回自己家好好活着。”

  李菲扭头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她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刚刚扭头看过去的一眼,就仿佛耗去了她90%的力气。

  2月2日,在朋友的帮助下,李菲和何凯终于做了CT。3天后,在社区的安排下,他们做了核酸检测。

  2月7日,李菲被确诊为轻症,何凯核酸结果为阴。李菲跟社区说了丈夫的情况,询问能否给他再做一次核酸确诊一下,以避免是“假阴”。社区工作人员苦笑:“第二次核酸?那你且等着吧,第一轮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测完呢。”

  两天后的下午,李菲成为方舱医院的第一批入住者;不到两周后,李菲出院,去到一家由工厂员工宿舍改造的隔离点。14天隔离期满,3月7日回家的那天,李菲走在路上看着月光淡淡洒满各处,第一次哭了。

  然而李菲没有想到,自己的困境并非只在那个冬天。

  4月,武汉全面解封后不久,李菲所在的公司也复工了,但她等了足足10天,也没收到复工的通知。一直以来隐隐的担心,看来是要成真了,思虑许久,李菲还是给领导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铃响了很久,直到李菲快要挂断时,领导才接起,语气温和:“是的,正准备和你联系的——我们考虑了很久,还是觉得你刚刚出院不久、身体需要多休息一下,你就安心再休养一个月。你不用担心,生活费我们会按时打给你的。”

  李菲无奈,但也无法反驳。

  静等两个月,除了每月工资卡里会按时进来一笔不到2000元的生活费之外,李菲好像和公司所有的同事失去了联系。微信工作群里一天比一天热闹——除了她之外,所有人都正式复工了。

  何凯建议李菲要不再给公司联系一趟,看下一步到底如何安排。李菲想了想,拒绝了:“如果(领导)有心让我回去,大概早就回去了,何必腆着脸再去问一遍?”

  何凯坚持了好几次,两人为此爆发过几次大吵,夫妻关系再次降到了冰点。李菲没有了工资,何凯的收入也打了折扣,本就不宽裕的两口子,日子过得更加紧张,每天何凯买菜基本以素菜为主,偶尔买了肉,都要认真地把肉分成几小份放进冰箱冷冻室。

  在何凯看来,李菲去问公司对她的安排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公司迟迟没有明确表明要‘辞退’,就说明他们还是在犹豫,我们不过是问一问,有什么损失呢?退一万步说,也许求个情就能让公司的态度趋向于留下你呢?”何凯实在无法理解李菲“空前暴涨的自尊心”,“我们不过就是最普通的平民老百姓,有什么比挣钱、活命更重要呢?”

  李菲私下和我说,这恐怕是她婚姻里的最大的一次危机了——她有时会回想,自己对何凯的失望来自于何时呢?是生病中何凯对她无端的指责、仿佛她是让他染上病毒的时候?还是那个冬夜,他躲在医院大门外,让自己独自排队的时候?又或者是进方舱前夕,她心生恐惧,随口说:“要是你也能一起进去陪着我就好了”,何凯脱口而出:“要去你自己去,我可不会跟着你去那鬼地方……”的时候?

  但更疼的撕裂感大概还是来自于此刻。何凯喋喋不休地催促李菲赶紧与公司联系,她常常看着丈夫不停张合的嘴出神,恍惚中会冒出一个问题:这就是我千挑万选打算共度一生的丈夫吗?

  我小心翼翼地组织着措辞劝李菲:“也许只是何凯压力太大,希望你能分担。你们结婚十几年了,他的为人你也清楚,不要轻易地否定他。不管怎么说,你生病时、出院后,他都还是尽心尽力地照顾你,最难的时候,他那么痛苦还撑着给你做饭,你们也是一起经历过生死的人了。”

  李菲苦笑着打断我:“你知道吗?我常常想如果当初不是我们俩一起生病,而是我先被感染了,他是会留下照顾我,还是第一时间逃走保命呢?我真的不确定。”

  我一时语塞,李菲却轻笑出了声:“算了,其实也没必要细想,我也不可能为这个和他离婚吧?那就这样吧。”

  顿了顿,她低着声音又说:“可是,真的忍不住会想啊,我有时闲下来无事,就会翻来覆去地想,如果我以后出了什么事,他会不会再一次丢下我呢?”

  耗到6月,公司终于来找李菲了,先是部门经理,再是总监,最后是分管副总,都是一个要求:公司经过综合考虑,觉得你的能力不太能匹配现有岗位,希望你能主动提出离职。

  李菲忍不住气笑了:“能力不适合?我他妈在这个岗位做了3年多快4年了,你现在跟我说我不适应岗位?”

  这是李菲在这家公司这么多年第一次爆粗口,许是不习惯一向淑女的她突然如此讲话,所有人都愣住了,气氛变得微妙。安静了许久后,副总徐徐开口:“李菲,平心而论,公司待你不薄吧?你生病的时候,我们发动了所有力量去帮你找药找床位,你不记得了?大雪天,胡经理跑去你家给你送药你不记得了?半年来,你的生活费没有一天迟打给你,你也不记得了?我们共事这么多年,都是有感情的,你困难的时候我们尽了全力帮你,公司现在难了,你能不能体谅体谅公司呢?”

  李菲的眼圈红了,她一直记得几个月前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候,公司同事为自己做的事,可是,“当初雪中送炭的是他们,现在落井下石的为什么还是他们?”

  她努力将快要溢出眼眶的泪水逼了回去,声音有些发抖:“你们的帮助我一直记得,我也能理解你们,真的,我能理解你们现在很怕我。”

  她抬头看向屋子里的其他几个同事,他们都微微有些尴尬。李菲接着说:“其实是不是公司经营困难,我就不和你们争辩了,来公司前我也打听清楚了,公司一个人都没有裁,除了我。”

  “来的路上我也想清楚了,如果大家都介意,我留在公司也没意思,我可以离开。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我现在的状况你们也清楚,接下来工作估计会很难找,我只求你们一件事,请公司辞退我,而不是我自行辞职,这样我起码可以在找工作的期间领一份失业保险。”

  这大概是李菲在公司这么多年言辞最激烈的一次了,她一口气说完想说的话,屋里又安静了,谁都没有出声。最后,人资经理打破了沉默:“这个,你也知道,你的情况比较敏感,如果公司辞退新冠的患者,传出去对公司名声有影响,希望你体谅……”

  话到最后,气氛越来越沉重,李菲低着头不想开口,对方也都缄默着。在时间拉长到所有人都快失去耐心的时候,副总终于动怒:“你不愿主动辞职也行,那就考虑调岗还是更换工作地点吧,我们商量好了后通知你。”说完他就起身,头也不回地出了会议室。

  李菲伤感地对我说,其实她知道,如果公司真的下了决心,有数不清的办法让她最后扛不住主动辞职,但是她总不愿相信事情会到那一步:“相处了这么多年,总归应该还是有点感情的吧?何况,我做错了什么呢?”

  半个月后,领导们出了最后的方案:公司继续给李菲发2个月工资,五险一金照常缴纳,期间不用上班,8月底去办理离职手续,按自行辞职处理。

  经理压低声音告诉李菲,这是他和总监一起向副总求情了好久的结果——按副总原本的意思,是要调她去远在汉南郊区的分公司,岗位也将调整为专员级别,“路上单程2小时,工资4500,做不了一个月也会自动辞职了”。据说,副总在讨论时义愤填膺:“她完全忘记了我们当初对她的帮助,公司不需要这样不懂感恩的人!”

  我问李菲接受吗?她说:“接不接受也没办法,如果真那么调整,我可能也真得辞职。算了,那就这样吧。这两个月工资也能抵上好久的失业保险了吧?”她的声音里透着勉强的雀跃,“想开点吧,坐在家里休息两个月还能领钱,可以了。”

  但强撑的兴奋没有坚持多久,又迅速低落了起来:“我以后怎么办啊?以现在武汉的招工行情,加上我这样尴尬的年龄,还有我的病,我可能找不到工作了吧。你说面试时,我说不说自己生过病?说了,可能没有公司会要我,不说,我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我都不敢去想,想一想就觉得好绝望啊。”

  劫后余生,似乎是一个充满了庆幸和美好感的词,可是很少有人认真去想,在劫难中千疮百孔的人,将如何度过接下来的人生。

  李菲病愈后,主动献了血。

  她常常回忆起在方舱里的那段日子,虽然睡不好、上厕所很痛苦、里面总有人为各种琐事吵架,有哭、有骂、有闹……但她却常常在最需要力量的时候,不自觉地回忆:

  隔壁床的大哥,父母在1月底2月初的时候就相继感染新冠去世,他自己也是重症,在医院里躺了不知道多少天,直到转为轻症住入方舱。一开始大哥不爱说话,一张口就哽咽,到最后离开之前,他给医生和护士深深地鞠了两个躬。

  “再隔壁的隔壁床”的女孩,不过20岁出头,一家三口全病了。她爸爸重症在医院,妈妈在另一个方舱,她常常哭着给爸爸打电话,却一直联系不上。每次说起爸爸,女孩的眼泪就流个不停,李菲和其他病友只能劝她平静一点、心情好一点。

  女孩在方舱里做了3次核酸、2次CT,CT结果一次比一次严重,没多久,人就转走了。李菲常常想起女孩,想知道她后来怎么样,父母有没有回家,可匆忙间没有留下联系方式,什么都不知道。

  女孩搬走后,住进来一个50来岁的阿姨,泼辣爽利,声调高亢,快言快语,在武汉话里,这类阿姨有总称,叫“嫂子”。嫂子很健谈,时常拉着李菲聊天,问她为什么还不要小孩。但嫂子最爱的还是和护士聊天,她拉着常照顾她的两三位护士,喜滋滋地给她们看自己儿子的照片,说自家住在江汉路,“那是好位置,武汉最热闹的地方啊”,一遍遍强调让护士以后到她家去玩,“最好能嫁到我们家!”

  所以当病友们号召去捐血时,李菲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原本没多想,意外的是,不久之后一个病友告诉她,有家公司在奖励捐血的人。李菲半信半疑,第一个反应是“该不会是骗子吧?”但上网搜了搜,确实查到一则不起眼的新闻,一位企业家拿出300万,奖励捐献血浆的康复者。

  李菲犹豫了许久,害怕是骗局,怕上传的个人信息被人利用做坏事,但最终还是决定试一试。没想到1个多月后,竟然收到了1万元钱。

  她看了看银行卡的余额,想了半晌,不知道该配出哪一种表情。

  武汉解封后,我的生活忙得一塌糊涂,与李菲一直没有机会见面。

  人到中年,与许多朋友们的见面都开始以“年”作为单位。粗心的我一直没觉得“见面”对李菲的重要性。直到10月,我动了一场手术,李菲在视频通话中犹犹豫豫地问我:“我想去看你,可以吗?可是我都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提这样的要求。”

  她小心翼翼的口气,让我的心里狠狠地颤动了一下,懊恼迅速爬满了整个胸腔。我飞快地回答她:“现在医院不让探视,等我出院了,我们第一时间出来约个下午茶!”

  “好的。”她温柔地笑了。

  茉莉

  在之前的2020年计划中,茉莉觉得自己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搞定女儿的小升初。去年9月,升上六年级的女儿成绩优异,一直是茉莉的骄傲,她给女儿规划的目标是武汉最好的初中——武汉外国语学校。

  没有想到,2020年对她来说,竟是一个巨大的黑洞。

  2月18日,在武汉的疫情已渐渐趋向可控,茉莉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此时接到养老院的电话,对方告诉她,她母亲被感染了。

  茉莉的母亲今年74岁,两年前曾经有过一次中风,康复后生活能自理,但不能买菜做饭,更无法照顾80多岁的老伴。茉莉有两个孩子,都在读小学,平日工作、家庭已经让她分身乏术,因为担心行动不便的父母在家,只好将他们一起送到养老院。

  茉莉的母亲性子随和,没什么要求,父亲对养老院的要求特别高,几番折腾都不满意,最后茉莉多方打听寻找才来到现在这家。老两口住一间房,日日相伴,和在家时没太大区别。有时母亲和父亲吵了架,一般当面不说什么,转身就偷偷跟茉莉打电话告状,说要搬走,“不要再和老头子住一起了”。

  2月14日,母亲开始身体不适,吃饭都是父亲喂的。茉莉在后来说,母亲照顾了父亲一辈子,好在,在生命最后的几天,她终究是被照顾的。

  茉莉送母亲去医院入院,2月21日凌晨母亲走了,19号的时候,母亲还在微信家庭群里说话,这是她在微信上留下的最后一句话。茉莉下一次再见到母亲,已经是春天了,她去殡仪馆领回骨灰。

  母亲是个快乐开朗的人,最开心的时候就是茉莉带着孩子们去养老院看她,那时的母亲有种小女孩般的虚荣。茉莉说,她穷尽自己的想象,也没能想象出最喜欢热闹的母亲去世时,身边竟没有一个亲人。

  母亲刚进医院时,父亲一天打好几遍电话给茉莉问情况。一开始茉莉不敢说实话,总是斟酌着一点点地透露,言辞含糊不清,父亲也不紧着追问。后来茉莉实在扛不住,说了实话,父亲的反应却没有她想象中那么大——父亲沉默了几秒钟,开口说:“那几天,我给你妈打电话,她都关机了。”

  接下来,父亲就再没有说话了,显然,有心理准备。

  茉莉后来难过的时候,父亲安慰她,说母亲先走,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父亲说,虽然一辈子都是他被老婆子照顾,但自己却总忍不住担心,怕自己不在了,以后谁来照顾她。“她身体也不好,退休工资也没有多少,要是走在我后面,会很遭罪”。

  养老院里来来去去都是老人,生离死别常见。之前茉莉去养老院看父母,总会发现上次打过招呼的老人不见了,细细一问,总忍不住唏嘘,父亲反而淡定,只说这样走了也不是坏事。茉莉想,对于死亡,父亲比自己看得开。

  很早以前,茉莉闲来无事时曾和父亲探讨过,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要不要插管,要不要抢救。父亲说不要,很平静的样子。但是茉莉没有和母亲讨论过,不知道母亲是怎么想的。

  2月19日,茉莉给母亲送去丙球蛋白后,就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煎熬。她反复地想:“还能做点什么”——听说当时疗效最明确的就是康复者血浆,她发动了身边所有的力量去寻求血浆。然而就在她焦急万分的时候,接到了医生的电话,母亲病程发展之快,根本等不到她求助的结果了。

  母亲病危的时候,医生表示不建议插管,说这样的状况,抢救几率不高,但言语间也暗示着,“如果你坚持,我们也会冒险一试”。茉莉没有吭声,早年她读过一些关于临终关怀的文章,自认为在这方面特别理智,最终没有插管。

  母亲走后,没求到血浆和放弃插管的遗憾,成了茉莉心里过不去的一道坎,日日萦绕着她、折磨着她,让她每天晚上都不想入睡——因为每天早上,之前好不容易接受的一切,在醒来的时候又要经历一次。茉莉忍不住去关注和查看那些插管成功的案例,因为每多一例成功,于别人是欣喜若狂,对于她就是鞭挞和煎熬。

  茉莉把母亲的东西从医院领回家,父亲也被查出感染了。送父亲去病房时,父亲因为病房没有马桶而大发脾气,茉莉劝阻父亲大呼小叫后,不停地向医护们道歉——茉莉知道,父亲是在为母亲最后的时光感到难过,但他说不出口,只能乱发脾气。

  医护们倒没有太在意,笑着说:“没关系,反正一句都听不懂”。茉莉这时才发现,整个病区都被江苏的医疗队接管了,满屋的吴侬软语,给病房的焦躁情绪降温不少。

  临走时,茉莉担心父亲的坏脾气,但庆幸的是,父亲同病房的两个“小伙子”——一个70岁一个58岁,对于父亲来说他们都是“年轻小伙子”——很热心,在电话里远远地说:“放心,我们都会帮你照顾好他的。”

  茉莉随后被送去隔离酒店,陷入了一种矛盾的情绪中。她时而打电话给父亲询问情况,时而视频女儿追问复习进展,一刻都不愿让自己闲下来。但事情终究会有忙完的时候,空下来时,茉莉很认真地把酒店发的装方便面的碗一个个摞起来,摞成一座“金字塔”。她将全部精力都放在如何仔细地堆砌,不让那座小塔倒塌上。

  金字塔终于倒下了,茉莉停顿许久才打开手机,翻出母亲近期的照片,一张张地细细看,看着看着,她甚至笑了——母亲的好多照片都是在吃吃吃。

  茉莉抬起头:“每一天都在认真生活的老妈,下辈子也要这么快活哦!”

  4月武汉解封之后,茉莉去殡仪馆取回了母亲的骨灰,一路上的车龙蜿蜒看不到首尾:“这样的情景,谁都不要和我说‘胜利’。我听不得这个词。”

  也许是因为母亲走的时候她不在身边,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茉莉没有接受这个事实,她常常梦到母亲又好好地回来了,梦里的她欣喜若狂、如释重负。后来,办了一部分后事,茉莉开始接受事实,但是还是会常常梦见母亲。不同的是,每次母亲一出现,茉莉就会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在梦中。

  母亲节的前两天,茉莉又梦到了母亲。母亲站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她走近去认出了母亲。那一瞬间,她又清醒地知道了这是梦境——梦里的她很淡定地对母亲说,你往前面走几步吧,到亮一点的地方去,我好好看看你就行。

  母亲节的时候,茉莉第一次意识到,今年不需要绞尽脑汁去琢磨送母亲什么礼物了。

  牵扯的琐事太多,一直到9月,茉莉才回到老家安排好母亲最后的悼念仪式和葬礼。她特意选在了母亲农历生日的那一天。

  “生日快乐,老妈。”茉莉轻轻地自语。“下一次,在梦里请站到最亮的地方。”

  老家的路边,还有没有下市的莲蓬摆着摊卖,茉莉不自觉地停了下来。往年夏天去养老院看望母亲时,她常常记着买点新鲜莲蓬。因为母亲总说,养老院里什么吃的都不缺,独独莲蓬不太好买。茉莉每次都买了一堆,和母亲一起靠在床边,一边剥了吃一边闲闲说着话。

  那次,茉莉驻足摊边看了许久,商贩招呼她:“要吗?”她犹豫了一下,终于摇摇头,走开了。

  母亲去世后,茉莉关注了十几个新冠逝者的家属,但她们彼此从没有主动联系过,只是日常默默看着各自的记录。这世界上本就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只有在遭遇相似的人那里,茉莉才能找到些许的共情。痛并不一定是歇斯底里的嚎啕,也许只是卑微地在梦里能看清楚就好。

  茉莉女儿的备考也因为筹备她母亲的后事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最后以2分之差落榜。处理完母亲的后事和女儿的入学后,茉莉重新找了一份工作。

  没过两个月,11月下旬时,父亲后遗症发作,再次送进ICU抢救3天才转入普通病房。截止我写下这些文字时,茉莉的父亲已在医院住了大半月,氧气管一直没脱下来过。

  “太魔幻了。”茉莉哈哈地笑着,“我这辈子的倒霉事都挤在这一年了吧?”

  妈妈

  从1月到6月开始,妈妈都没有走出家门一步。

  1月15日,妈妈的老同学们还在一起(电视剧)吃了年饭,饭后去唱歌,那是他们长久以来的惯例。几天之后,一个同学突然在群里说自己生病了,要去住院,一边说一边叮嘱大家注意安全。

  这个同学住院后没两天就封城了,此时的同学群里,无论大家怎么呼喊,都没见那个同学的回话。再次收到消息时,是“人已经走了”。

  这件事对妈妈的打击很大,她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十几天前还好好地在一起吃饭喝酒唱歌的人,转眼间就没了。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沉默不语,情绪就像从树枝上掉到地上的松果,一路往下滚落。难过的时候,妈妈就把自己关在家里的小花园里,那里全是她的宝贝,有时她就静静地看着一朵花发呆。

  4月4号公祭日,妈妈正在忙着手里的活,突然听到一阵长鸣的防空警报,愣了好几秒,她才意识到这是全国默哀3分钟的时刻。广场半降国旗,汽车长鸣笛,许多人开始低声哭泣。

  妈妈找出纸钱——那是原本准备在除夕晚上烧给过世的外公外婆的——晚上,她去到小区的角落,小区原本禁止在居民区内见火星的,但那个清明,处处可见烧纸后剩下的白色圆圈。

  妈妈将纸钱分出一摞,用石块画了一个圈,念叨着同学的名字。纸钱焚出猛烈的烟气,迷得妈妈的眼圈都红了。

  相伴近半个世纪,她怎么也没想到竟不能送老友最后一程,悲伤呼啸而至,她努力眨了很久的眼睛,眼泪还是掉了下来。

  Image

  武汉解封了,妈妈却迟迟不肯出门,是不敢,也是习惯了。

  爸爸比她的活动范围略大一点,但也仅限于去小区扔垃圾和取回团购的菜。在我远程指导过几次后,爸爸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团购”、“接龙”、“付款”、“取货”等一系列麻烦的流程,有时还会得意洋洋地向我炫耀:“政府发的惠民菜,一个小区就分了100份,我一下就抢到了1份,老爸现在手机玩得溜吧?”

  小花园是妈妈在上半年的时间里唯一一处能呼吸到自由空气的地方,她在花园里仰着头看天,看云,看飞鸟,低下头看花,在那样的时候,日子才没有那么难熬。

  家旁边有个小公园,平日里我最喜欢去那儿,那里总是热气腾腾的:晨跑的青年,跳舞耍剑的婆婆们和高谈国际形势的爹爹们,还有孩童们咿咿呀呀玩闹个不停。隔离的时候,我时常跑去楼顶的天台,远远地隔空看着它,看它空荡荡的样子。树的叶子兀自不管不问地长着,枝繁叶茂。

  6月,公园重新开放,我第一时间走了进去,路边的野草已经长到小腿肚那么高了。一位60来岁的老爹爹正在开着机器除草,他头发花白,衣服随意撩起,卷到肚子上。路过时,我听到伴着除草机的轰鸣,是他的放声高歌:“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天知晓。”

  苦劝爸妈出门而不得的我,后来终于强行将他们拖到了江滩去透透气。那是疫情之后,他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地走出家门。

  江滩上的人不多,沿途的防灾帐篷随处可见,仿佛战场后的余悸。在武汉的街头,随处可见那些帐篷,在各个小区门口,在大街小巷的路口,笔直地站立着,如勤勉的士兵。帐篷一直没有撤走,和武汉人脸上的口罩一样-----曾经最炎热的酷暑时,口罩已经有些戴不住了,但武汉人却依然认真地将它们带在身边,有的半拉到下巴,有的套在手臂上,随时能重新戴上——在某种程度上,也像极了武汉人现阶段的生活态度。

  尽管解封已有2个月,但除了必须出门上班的年轻人之外,街上的人其实是很少的,老年人更是不多见。和我的父母一样,那场来势汹汹的灾难,对他们的精神层面的摧毁似乎比年轻人来得更彻底一些。在经过了最初的漫不经心后,恐惧更快更狠地攫住了他们的心,许多老年人更想躲在家里,似乎那是他们最后的安全堡垒,能抵御世间种种难过。

  初夏的江滩很美,路上只有稀稀疏疏的几个人,偶有几声鸟叫声传来。习习的江风里,是湿润的江水气息,天上的云低低地压下来,好像快要下雨的样子。爸妈并排走着,像初生婴儿般好奇地打量着周围,江水,芦苇,垂柳,渔船,一切都静谧而美好,它们静静地待在那里,温柔地回应着我们的注视,仿佛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

  我跟在爸妈身后,看着他们的背影,扭头看着身边的一颗梅树,鼻尖竟有一点点发酸,今年的梅花还都没看过呢,梅子却已经结好了。

  妈妈和我絮絮讲起闲事,说起姨爹家的妹妹,2月里感染为重症,妹夫也关在了隔离点,其他人千辛万苦买到的丙球蛋白,却没法送去病房。妹妹的病房在遥远的同济中法新城院区,离主城区有近20公里,姨爹听了二话不说,披上件一次性雨衣权当防护,就要骑着电动车去医院送药,被大姨拼命拦住。

  大姨红着眼睛吼他:“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大的雨,你骑20公里的电动车,你60多岁的人了,身体受不受得了?你去到医院,感染了怎么办?你自己不怕,不为这个家里其他人着想吗?”

  姨爹不应,只在家里烦躁地转圈:“我不去送药她怎么办?她是我亲妹妹啊!我妹妹快要死了啊,我怎么能不去管她?”姨爹越说越激动,发出一阵类似嘶吼的哭声,这是大姨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

  我忍不住插嘴问妈妈:“她儿子呢?他不能去送药吗?”

  妈妈沉默了半晌,摇摇头:“别人家的事,就别管了。”

  我有些忿忿不平,妈妈却很平和,长叹一口气:“古话说了,从来只有藤缠树,不见树缠藤。”

  好在姨爹的妹妹最终治愈出院了,她说这是老天留她一条命。儿媳快要生了,如果到时小夫妻不嫌弃,她就要去给他们带孩子,如果嫌弃,就给钱,住最好的月子中心,买最好的玩具。

    尾声

  有人问,这座城市究竟遭受了些什么,抱歉,谁也无法给出答案的全貌。每个人,都只能支离破碎地拼接出身边的伤痛和力量,悄悄愈合那些大大小小的伤口。

  曾经恐惧的战栗,曾经暗夜里的哭泣,总会被慢慢舔舐,痊愈,或早或晚。

  只是,永远不要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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