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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我一生的努力企图把自己从伪劣品变成真货

京港台:2021-7-28 23:20| 来源:上海文学 | 评论( 34 )  | 我来说几句


陈冲:我一生的努力企图把自己从伪劣品变成真货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我从小脸皮薄,羞于在人前流露感情,还惧怕人群,不是一块演戏的料。如果在我十四岁的时候,上影厂的武珍年导演没有偶然地出现,我今天会在哪里?

  不过仔细回忆起来,在看了电影《春苗》之后,我跑到母亲大衣柜的镜子前,对着镜子模仿李秀明说电影里的台词。也许那份莫名的冲动,就是我未来乐章的第一个音符。

  每个星期天我们一家都会到奶奶爷爷家吃午饭,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星期天,上影厂的武珍年导演通过我姑姑的一位朋友,来奶奶家看我。在那之前,她见到过一张父亲为我照的相片。印象里她没跟我多说什么,也没有留下吃饭就走了。几天后她通知我去上影厂面试,不过那时还没有面试这个讲法。武导演只是说,去厂里让其他人也见见你吧。

  记得那是穿薄外套的季节,上海人称“两用衫”,就是春秋两用的衣服。我一共有两件两用衫,一件军装,还有一件淡色带粉红花的娃娃衫。在去上影厂之前,母亲、姥姥和我反复讨论了两件衣服的利弊:军装精神,但是左上臂被钉子勾破打了补丁;娃娃衫可爱,但是缺乏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风格。最后决定“不爱红装爱武装”。

  

  儿时陈冲

  到上影厂后我被领到一间办公室,里面站着、坐着有五六个大概是副导演的人。我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审视过,但是勇敢地抬头看着他们。初生牛犊不怕虎也许就是我那副样子吧。其中一位问,有什么可以为我们表演的吗?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却把我问住了。小学期间我是学习委员,课余爱好是打乒乓;中学我是射击队的运动员,还负责出黑板报,实在没有可以拉出来就表演的文艺节目。尴尬了一会儿后,我说,我为你们背诵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吧。

  周围的人也许有点吃惊,都没反应。我又加上一句,用英文。不知道这个想法是怎么出现在我脑子里的,没等他们回答,我就朗朗地开始了。那时我和母亲每天准时开无线电听英语课程广播,《为人民服务》也是那样学了以后背下来的,我非常引以为豪。我无法想像在场的人对我的表演是怎么想的,我只知道我就这样被选中去演电影《井冈山》里的小游击队员。

  摄制组到共青中学去借调我的时候,副导演和制片主任顺便看了看学校的其他女同学。老师为他们推荐了学校讲故事组的一位同学,她有很大的眼睛,上面长了浓密的睫毛,还会说一口比较标准的普通话。我突然觉得受到威胁,失去自信。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职业给我造成的自卑感。我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是伪劣品。或许,这份不安全感是与生俱来的,它一直都在折磨我的同时鞭策我。回头看,我一生的努力都是在企图把自己从伪劣品变成真货。

  

  陈冲旧照

  《井冈山》是江青亲手抓的“长征三部曲”当中的一部电影,所有演员和工作人员的档案都需要她通过,演男主角的朱时茂是她定的,导演成荫也是她从八一电影制片厂调来的。第一次见成荫导演,我坐上了他的红旗牌轿车,车窗上薄薄的窗帘半关着,我从一个完全陌生的视角和构图望着街上划过的脚踏车和行人,怀疑自己在做梦。坐红旗牌轿车是极少数人才能享受的特权。

  我在电影里演一名游击队员,好像只有一句台词,也可能还有些其他台词,但我的记忆里只有这一句:“老罗叔叔,井冈山丢了。”剧本注释了,是要含着热泪,用颤抖的嘴唇说的。我整天在摄制组办公室外面的走廊,对着一扇窗反复练这句台词。可无论如何都没办法含着热泪,更别说颤抖的嘴唇了。这让我非常苦恼,并且越来越没有信心,不知怎样才能不辜负导演、制片、父母和我对自己的期望。

  有一天,制片主任毕立奎跟我说,摄制组要解散了,所有从其他单位借调来的人,都要回原单位了。我的第一反应是松了一口气,这回不用热泪盈眶、双唇颤抖了。接着马上就被一股强烈的失落感袭倒在椅子上,半天说不出话来。在组里的这段时间,我每天早上骑车进厂门上班,自己觉得已经是上影的员工了。现在让我夹着尾巴回高中读书,实在太没劲、太没面子了。而最严重的问题是,回学校就意味着毕业后要去插队落户。我终于有点热泪盈眶双唇颤抖的感觉了。

  毕立奎见我不出声,笑着问,你不想回学校吗?我摇头。他说,张瑞芳在为上影演员剧团培训班招生,她看中你了。你要愿意去,我会把你的关系转到剧团。我拚命点头,在短短几分钟里,我的心情承受了巨大的跌宕起伏。当时我还不知,《井冈山》剧组解散,是因为一场巨大的政治变迁正在最高层发生,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即将垮台,她领导下的“长征三部曲”停拍,只是一场序幕。

  就这样,我进了上影演员剧团培训班。我们一共十八个男生和六个女生,据说都是徐景贤按照江青要求的“一号形象”,指示上影厂从各地招来培训了去“占领银幕”的,所以一律都是道德品行纯正,没有文化背景的工农兵。班里只有我一个高中生。

  

  陈冲旧照

  剧团离我家一站路,我把铺盖、脸盆、热水瓶等绑在脚踏车上,推着车跟姥姥一起步行走到宿舍。我被分配在双层床的上铺,姥姥害怕我睡着了会滚下来,又回家拿了一根长绳来,绕着床头床尾的铁杆做了一个网状的围栏。

  下铺的同学叫闵安琪,很快就成了我的好朋友。天冷的时候,我就干脆跟她在下铺一起睡。我俩都爱吃零嘴,夏天常到剧团对过的烟纸店买断掉的棒冰。普通棒冰四分钱一根,断成两截的三分钱一根,我们跟店里的人讲好了,把断的都给我们留着。

  剧团在一个大院里,那里有几排破旧的平房,还有一个过去天马电影制片厂的旧摄影棚。院子当中是一大片杂草丛生的空地,空地边上有一个小湖,那里经常回荡着忧伤的小提琴音乐。后来我们知道,平房里有一间,住了一位上影厂的作曲。他的女儿每天要练四五个小时的琴,有时候我们还能听到她的爸爸训她、打她的声音。伴随着琴声的还有一个总在刷刷刷扫地的身影,那人的长相只是一片模糊不清的印象,迭在凌乱的背景上。很多年后我才偶然听说他是一位叫贺路的导演,是上官云珠的第四任丈夫。

  每天早上六点,我们穿着剧团发给我们的棉布灯笼裤,开始在空地上七倒八歪地踢腿、伸腰、展臂做形体训练,然后摸住腹腔咿咿呀呀大声开嗓门,找丹田共鸣。记得有一个老师跟我们说,大笑的时候用的就是丹田气,我们可以用大笑来感受横膈膜的位置,那天空地上此起彼伏都是我们疯狂的笑声。晨练后,我们到食堂吃早饭,饭后开始正式上课。我们当中有两三个农场文工团唱歌跳舞的,但是大多数是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文艺表演的,普通话都说得很勉强,更别说用丹田气了。排练小品的时候,男生女生都不好意思对视,只好互相看着额头或鼻子。

  我们这批叫床头柜“夜壶箱”的上海人,分不清平舌翘舌、前鼻音后鼻音,更搞不懂儿化韵。对于郊区的同学,f和h的音也常常混淆。当时的台词老师有林臻和乔琪,他们油印了手抄的绕口令教我们——

  学好声韵辨四声,阴阳上去要分明。

  部位方法须找准,开齐合撮属口形。

  双唇班报必百波,舌尖当地斗点丁;

  舌根高狗工耕故,舌面积结教坚精;

  翘舌主争真志照,平舌资则早在增。

  擦音发翻飞分复,送气查柴产彻称。

  合口呼午枯胡古,开口河坡歌安争;

  嘴撮虚学寻徐剧,齐齿衣优摇业英。

  前鼻恩因烟弯稳,后鼻昂迎中拥生。

  咬紧字头归字尾,不难达到纯和清。

  老师说,这条绕口令是发音的要领口诀。“咬紧字头归字尾”就是要我们牢记吐字归音这一最重要原则。我们便每天念几十遍、一百遍,练到舌头发硬。以至于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能将它倒背如流。

  林老师很耐心,他针对上海郊区农村来的同学的问题,自己编写了一条绕口令——

  杜五虎,无父母,五虎诉苦不孤独。

  杜五虎,入互助,不入互助无出路。

  老师请一位宝山来的同学站起来念这条绕口令,他一出口就成了:杜五腐,无户母。

  为了加快我们普通话的熟练程度,老师要求我们在平时生活中也不说上海话,这让我们很不习惯,甚至到食堂打饭也成了一件令人焦灼的事情。我们拿着饭盒排队,心里暗暗把小黑板上的菜名翻译成普通话,有时候吃不准发音,就会跟后面同学说,你先买。食堂的大厨是一位姓余的导演,做完饭,他就在窗口为我们打饭,有时剧团的其他演员也轮流来食堂劳动。

  我们打饭就像见考官,当我们把炒茭白说成“草高白”,把一两粥说成“一两猪”,把番茄炒蛋说成“番茄炒痰”的时候,他们会纠正我们。大家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这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前途。但每次发生这样的事,我们还是忍不住要笑到弯腰。

  当然,对前途最至关重要的并不是普通话,而是思想意识。我们每天批判名利思想,强调艰苦朴素,抵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负责我们思想意识的老师姓王,是个善良的“老左”,经常找同学谈心。但众所周知,被王老师找去谈心,就意味着思想意识出现了问题。有一次,一位姓朱的女生,在两用衫里面穿了领口有蝴蝶结的衬衣,王老师见后便找她谈心,跟她说,小朱啊,你里面怎么穿了这样的衣服?你可是共产党员,这件衣服不符合你的身份啊。女同学搪塞说,这是睡衣,我没来得及换下来。王老师也不戳穿她,只是语重心长地说,这个地方是个大染缸啊,你以后要注意啊。那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那件漂亮的衬衣了。

  还有一个姓程的男同学,从家里带来一双锃亮的新皮鞋,跟上还钉了金属,走起路来很响亮。我们跟他说,这鞋你也敢穿啊?王老师要找你谈心喽。他说,王老师问起皮鞋的话,我就告诉她皮鞋是我弟弟工厂发的工作鞋。那天,王老师低头看了一眼男同学的皮鞋后,抬眼用失望的口气跟他说,小程啊,我们好久没有学习啦。男同学立刻语塞。王老师走开后,他气急败坏地跟我们说,册那,她不问我鞋,只说好久没有学习啦,我没办法回答了。

  

  陈冲旧照

  我因为年龄最小,所有人都不把我当回事,所以有点逍遥法外。记得姥姥曾经来剧团找王老师,了解我在培训班的情况。王老师说,剧团对“小陈冲”挺满意的,唯一的问题就是交友不慎,跟闵安琪太要好了,她思想作风不正,不是一个好榜样。对于这一批评,我只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我想,反正闵安琪不是阶级敌人,我不用划清界限。

  那段时候,我跟闵安琪形影不离,就连星期天回家都想拉上她一起。我总是用食物勾引她,说,我家里有白砂糖番茄,或者,家里有酒酿。

  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俩想逃离课堂出去自由一下,便自告奋勇踏黄鱼车去厂里拉冷饮回剧团。黄鱼车是当年最常见的人力三轮拉货车,她和我在那之前都没有骑过。剧团和上影厂大概五六站公车的路程,闵安琪先从大木桥路歪歪扭扭地骑到了徐家汇,我说我来换你吧。没想到我一上车龙头就歪了,直冲着马路当中一辆42路汽车撞去。黄鱼车一路失控,我还一路在哈哈大笑,结果被42路车的司机大骂一通,“小赤佬不要命啦!寻死啊?”

  王老师只跟我谈过一次心,是让我不要跟男同学疯疯癫癫。她再三跟我强调,这种表现如果不及时纠正的话,将会导致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其实,我只是爱跟每个愿意打球的男同学打乒乓,总是打得不亦乐乎,满脸通红。同学们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小番茄”。那是我一辈子最无忧无虑和开心的时候,既不用做家务,也不用做功课,还有一群大男孩跟我玩。

  那时我们差不多一星期才洗一次澡,我整天打球,总是汗淋淋的,头发也甩得乱七八糟。有一天,一位喜欢我的同学看见我邋里邋遢的样子,提醒我说,不小了,以后你要注意个人卫生。他的话非但没让我难堪,反而让我觉得受到关爱,很温暖。我在这儿就叫这位同学M吧。M长得十分英俊,心底也很善良细腻。那时我情窦初开,跟他在一起(电视剧)心里就非常甜蜜(电视剧)。

  最近几个月来,美国的疫情越来越严重,我趁宅在家里,整理了一下当年的旧照片。我看到跟M一起的照片,便发信问候。我们聊了一些同学们的近况、互相的家庭和新冠疫情。我突然好奇,问他,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我有好感的?他突然不好意思,说,哎,我俩的事啊。我心想,是啊,我俩,那是多遥远的过去啊。他说,我这儿还留着好几封你写给我的信呢,等下次见面还给你。我有些惊讶,居然完全忘记了给他写信的事。又觉得感激,他还留着它们。

  停顿了一会儿后,他说,记得《欢腾的小凉河》吗?我想起来了,那是我们刚进培训班不久,老师说厂里有个摄制组需要群众演员,我们可以去参与拍摄,得到宝贵的现场经验。那天我们演的第一个镜头,脸上需要有兴奋和激动的反应。摄影机横移划过我们的时候,摄影师说,这个小孩脸上还蛮有戏的。我兴奋激动的表情就更真实了。

  M接着说,那天拍完戏,我们坐大卡车从金山回上海。你在车上睡着了,脸晒得通红。我就想这个女孩真好看啊,就是在那一刻开始注意你的。还有一次是大冬天,房间里冷得要命。你打完乒乓后,冲进我们寝室,热得把滚烫的脸贴在书桌的玻璃台面上去冰,说热死了热死了,鼻子上还在冒汗。M的话让我感动,毕竟,世上有几个人记得你十五岁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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