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持续10年的公路旅行，记录互联网之外的中国

一场持续10年的公路旅行，记录互联网之外的中国

青海玉树称多县牧区的三姐妹，大姐和二姐曾身患疾病，后被救治。


2011-2012年，我坐着班车，到贵州的县城和乡镇，拍摄打工回来的年轻人。

他们身上带着城市的气息，留着杀马特发型，出没在乡镇和村落之间。但奇怪的是，我生活的城市，却很少遇到这个群体。为此，我专门问过沿海城市的朋友，他们也说，只是偶尔见过这些少年，例如在网吧或城市的边缘。

他们和这些青年共处一个空间，但似乎生存于不同的位面。



在贵州省独山县街头的发廊，我遇到一位发型师。他在沿海待过几年，学习美发，回到老家后，想从事时尚一些的行业。

“由国道连接起来的中国，与高速连接起来的不一样”，这是我2013年拍摄完一组照片后的感慨。

贵州在这二十年来，都是劳动力输出的大省，有约1/5人口外出务工。这种情况在贵州农村地区更甚，除了老人与小孩，成年劳动力就像候鸟一样，在农闲时前往沿海地区工作赚钱，农忙或春节时回来，年复一年。



广州白云区，三位刚从大巴车下来的打工者，准备横穿马路到街道对面。

在贫瘠的山地或丘陵地区，无法开展大规模工业化种植，光靠种地的收入，很难维持一家人的日常开销。

“走出大山”成了贵州许多农村家庭的心愿，上一辈人被叫做农民工，他们在建筑行业从事基础的重体力活。出生于上世纪80-90年代的这代人，很多则是选择工厂的流水线，他们被叫做厂哥或厂妹。



三都水族自治县一个乡镇，穿黄衣服的小伙刚下班车，在此迎接他回村的朋友已等候了好一阵。他们的衣服为色彩单调的小镇增添了一些活力。



开电修理铺的苗族青年，他一直在招学徒，可没什么人报名。当年还有显像管电视可以修，现在都是液晶电视，小修理铺没能力维修，好在冰箱与空调的构造没太多变化。

带着对另一种生活的好奇，我不断在贵州的城镇旅行，在乌江镇、龙里县，榕江县、雷山县或者三都水族自治县这样的小地方穿梭。

县城只不过是中转站。我需要从县城的客运站，坐比县级班车更小更破旧的车到达不同的乡镇或农村。我很难系统地收集资料，往往只能打听哪里有集市或者节日，然后赶过去，期盼遇到一些有意思的人。



2012年，乌江镇，巨大的高速公路桥从城镇上空穿过。在贵州，大多数乡镇都有直达广州或者深圳的大巴车，方便打工者出行。

从城市回来的人，带来很多新的东西，例如生活习惯与某种装扮，杀马特造型是比较极端的一种，但像西服与系围巾，还是很常见的。在不同的环境下，这种装束显得很有趣味。



一位在贵阳打工的小伙，回龙里县老家参加传统的斗牛活动，他穿着西服西裤站在泥泞的土地上嗑瓜子，同伴开玩笑地拿起了他的围巾。

我这个拍摄计划持续了两年，数次到达贵州的不同地区。

2013年末，我去到北京打工，在机场、北京西站与六里桥客运站这些地方，我总留意有没有来自贵州的年轻人，虽然他们大多数人选择离家更近、工厂更多的沿海，但肯定也会有一部分人来首都北京追逐自己的梦想。



贵州高速的服务区在春节过后会异常繁忙，每个乡镇都开通了直达广东的大巴。车子在会在服务器停靠，方便乘客休息，在第二天早上到达广州、东莞、深圳、惠州这些工厂集中的地方。



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希望孩子有稳定的生活，我的父母也一样。

对我的“公路旅行”，他们并不理解，他们觉得，旅行就是去景区，看看风景，住舒适的酒店，尝尝当地美食而已。

我曾在北京做摄影师，经常出差，干完活就走，快去快回。理论上讲，我到过中国所有省份，但矛盾的是，我对大多数地方的了解既苍白又浅显。

在2014年9月，我和同伴决定休个假，从山西平遥，坐班车到河南，再坐高铁，去武汉看望朋友。到达河南前，我们尽可能走慢一点，我们都喜欢看贾樟柯的电影，想尽可能在山西各处多停留一下。

上车点在平遥古城的旁边，与别的车站差不多，有人吆喝着目的地的名字，他喊了五六个地方，我们听过的只有临汾，但如果直接到临汾，旅途的一半路程就过去了。

我们想的是先离开平遥，往南，去没那么多游客的地方，无论哪个城市或者小镇都可以。

坐班车遇到的，都是在城镇间穿梭的本地人，他们的打扮会不拘一格，颜色的配搭也时常出乎意料，透露着在自己地盘生活的自信。

我挑了车门旁边的座位，就是为更好地观察乘客。想起出发前在北京的地铁站里看到的人，他们绝大多数爱穿黑色，耐脏好打理、在人群中看着不会突兀。



一位戴墨镜的大爷。

沿途，我们看到山西腹地各处散落的工厂，其中最多的是煤矿厂，对向车道的拉煤大卡车冲着我们的方向呼啸而来，刚开始我有些担心被迎面撞上。慢慢地我们停下了对陌生环境的观察，在摇晃中进入梦乡。

到达一个收费站，我与同伴醒过来，我问她，“到了没?”，她问我：“到哪呢？”

我们第一站到达一个叫介休的地方，不记得是城市还是县城。我们去售票厅打听，得知再往南走，只有一个叫南关的小镇。我查地图得知它在汾河边上，我们也没得选，只能去那。

车子行驶两个小时，在晚上7点到达。城里没多少店铺开门，反而是远处的工厂，灯火通明。我们找了一个宾馆，放下行李后去吃饭，等我们走到街面上，又有几家店铺关了门。

而在北京，7点多，正好是加班的同事吃完饭回工位的时间。



晚上七点左右的南关镇，河对岸的店铺大多已关门，只有工厂的照明灯与往来的车辆的车灯。

网上的资料说，2017年末，南关镇常住人口为24201人，2018年末户籍人口为35367人，这意味着有接近1/3的人外出打工。

远处的工厂与镇中心的机关，大概是当地年轻人为数不多的好去处。



南关镇放置着痰盂的酒店过道，有人说这里空气不好，人需要经常咳痰，也有人说是因为太多人爱抽烟，老板为了保护地毯，只好每隔几米摆放着痰盂。

我们之后去了侯马、霍州，再到达运城，从运城离开山西去三门峡，这段400公里不到的旅途，总共花了四天。我们看到了侯马郊外的集市、霍州哥特式的教堂与运城的盐湖，好几个装修混搭且有些混乱的候车大厅。



一个汽车站的男厕所，上面明目张胆地写着“枪支、迷药、假钞”的字样，还留下了电话，似乎从来不担心警察顺着号码找他们的麻烦。

在意大利威尼斯的布拉诺岛，岛民为了让渔民能在远处分辨自家的屋子，把屋子刷成五颜六色。在途径的公路上，我们看到不少建筑也都刷亮色的外墙涂料，像布拉诺岛一样，有醒目的绿色、品红色，浓郁的蓝色与黄色等。



霍州，一座哥特式天主教堂耸立在家具城与居民区的周围，附近不少建筑用了相对明亮的颜色。

我们向当地人闲谈探寻原因，结论是他们试图与雾霾、粉尘与过路大车散落的煤灰对抗。

只有把颜色刷艳丽一些，才不容易在短时间显旧，糟糕的空气质量像加了一层滤镜，从远处看，老式的灰白色房子与天色容易被人搞混淆。

而在大城市，极少见到楼房用饱和度特别高的材料装饰外观，除了幼儿园，像极了成年人世界讲究的冷淡与克制。



一位香客在许愿池旁边站立。

旅途结束的时候，我们都有些不舍，四五天的旅途太短暂，刚刚进入状态，就突然又要回到熟悉的生活。

我当时思考，似乎能拍摄一些选题，可迟迟没有动手，因为山西腹地离自己的生活太远，有种陌生又难以描述的屏障。



去三门峡水库的路上，两个刚刚放学的孩子从路边摘下盛开的野花，一直到下车，她们都沉迷在怎样将花朵搭配得更好看的讨论中。



2017年初，我辞去了北京的工作，搬到成都，一个对汽车不限购的城市。没多久我买了第一辆二手车，我的公路旅行逐渐变成了开车自驾。

刚拿到车的一年，是我驾驶热情最高涨的时期，能从成都开车回老家桂林。我规划着，把以前去过的地方尽量都去一趟。

从成都到重庆这一段，走的是高速，到重庆之后往南行驶走的多是国道，不停在山路上盘旋，一个弯道接着另一个弯道，我在好几个城镇停留过，除了果腹，也要让不停切换刹车油门的右脚放松。



在到达贵阳前的国道，有一位中年大姐背着二十多斤的行囊，一手持木杖，一手捧不锈钢盆在公路上行走。车上正好有空位，她村子的距离不远，我便邀请她上车同行。她去城里看望家人，坐班车回到县城，不舍得花五十块钱包车回村，于是选择步行，在我们遇见之前，她已经走了两个多小时。

与七八年前到过的贵州相比，每个地方都开发了很多新楼盘，县镇的规模不断扩大，很多地方早已不是我记忆的样子，你能看到城镇的变化，但走进当年拍摄的地点，你会发现，有些东西依然很难被改变。



2020年，乌江镇，我试图寻找2012年拍摄时的阳台和当时的拍摄角度。

一路走下来，我发现各个地方规划都差不多，有了商业街或步行街、楼盘的款式与标语也是大同小异，城镇化进程肉眼可见。

或许是得益于“撤点并校”的政策，各个乡镇的学校教学楼看起来都很新，街道上没有什么杀马特青年，年轻人看着都很得体。



一个村子的渡口。

2020年的玉树之旅也是相隔十年的回访，第一次去是2010年短暂停留，地震过后，废墟与救灾帐篷随处可见，让人揪心。

十年过去，玉树的灾后重建让基础设施得到飞跃，称多县教育的朋友带我们去参观了好几间乡镇小学，教室与宿舍的条件让人欣喜，有明亮的电灯与取暖设备。

用一位校长的话说，“我们这里除了不能洗澡，基本上的生活条件都能满足”。他对学校的伙食很满意，他介绍，牧区的孩子放寒假回来的头两天，总要吃很多，因为冬天的牧区没有蔬菜，饮食极其单调。孩子更喜欢学校的饮食，每天菜谱都不一样，荤素搭配，不比内地学校条件差。



称多县珍秦乡小学生在做课间操，校长和老师们根据当地特色的舞蹈和音乐编排了一系列的课间操。

让高海拔地区的学生经常洗澡并不容易，安装烧热水的设备不便宜，更昂贵的是使用它们产生的电费。

一所一千人左右的学校一年要负担五个多月的取暖，他们只能用电这样的清洁能源，取暖季的电费至少十万元以上。学生的吃住学费由政府提供，学校本身没有收入，如果近两年要修建澡堂，只能依靠社会团体与企业的捐赠。



一对母子，他们家是贫困户，母亲患有精神病，手指也有残疾，无法劳作，孩子父亲早已离开多年。好在小孩在学校能得到很好的照顾。

我们驾车沿省道走访了三四个乡镇看望贫困学生，顺便帮朋友把民政救济的物资带下去。探访的学生很少因为贫困而自卑与怯懦，他们有机会得到教育，有健康与营养的餐食，只要他们自己把握好机会，未来就能脱离贫困。



称多县牧区，最左边的孩子还小，不到上学的年纪。中间的女孩7岁，之前腿骨一直被严重的炎症困扰，上学只能依靠拐杖，后来在爱佑慈善基金会的帮助下治好了。最右边的孩子是姐姐，8岁，眼睛有严重的斜视，几乎丧失视力，也是民政局与基金会帮助，带她去到成都华西医院治疗，回来后戴着矫正的眼镜，等她视力逐渐康复就可以去学校上学。

玉树的旅程前后，我们从兰州去到新疆，那趟大概走了一万多公里，是近年来我们走过最长，也是最让我回味的旅程。

我们把到达玉门之前的旅程给拆分成几天，走国道与省道，去一些小地方，玉门往西北去乌鲁木齐只有高速，没得选，否则要转道青海绕个大湾。

走上国道，旅途的节奏就缓了下来，我们凭借直觉，尽量找一些好玩的地方。距离兰州几个小时车程的山丹军马场就是其中之一，能让人感到时间被凝固。



军马场的老工房区，有外地来租房避暑养老的人开垦一些地，种点蔬菜。军马场的气候要比附近张掖这样的城市宜人一些。

山丹军马场位于甘肃腹地，距祁连山很近，有天然的草场，适合马匹生长。

这里曾经是国营马场，为部队提供运输用的马匹，但是和平年代，汽车普及，道路也不断被拓展到边境的哨所，军马的需求便不再急迫，马场也随之衰落。

可是那里生活的人，无法迁徙，他们与马匹一起不再被需要，未来的马场，也很难有复兴的一天。



军马场生活区的老太太，戴着一顶印花的帽子。

现在军马场变成了旅游点，原来的职工转型做起餐饮与住宿，以此维持日常生活。



在军马场生活区广场闲坐的老人，广场上牧马人的雕塑是在马场辉煌的时候立的。

军马场的故事在后来的旅途中，逐渐被我淡忘。

同行朋友也是摄影师，眼力好，能发现好玩的地方，所以不停有新奇的体验，特别是进入新疆后，我们被异域的故事和美食所吸引，那些关于别人的忧愁，太容易被烤肉上的孜然与辣椒冲淡。



乌鲁木齐市区一栋建筑前，维吾尔族小朋友们在踢球。

直至我们行驶到独库公路中段，开过那拉提镇没多远的路边草原，我们在停车区休息，看到了牵马找游客做生意的哈萨克族人，我突然想起了山丹军马场的老人们。

他们有游牧与驯养马匹的传统，随着独库公路的开通，他们驯养的马匹在实用意义上，与军马场的马一样，也在不断减弱。



独库公路边休息区的哈萨克人。外出购买物资时，他会骑着摩托车到镇上，放羊的时候多在山地之间，只能选择骑马。

在一个帐篷外，我们认识一个哈萨克族的姑娘，她叫阿娅拉，她和家人在那拉提镇生活，普通话流利。之前我们也遇到的哈萨克人，一般不会说太多普通话，交流起来很困难。

阿娅拉从镇上带着弟弟，来独库公路边的帐篷里住一阵子，主要是为了陪住在草场的爷爷奶奶。

夏天准备去草场前，她的家人会开车将生活物资，连同帐篷和马匹运到目的地。成年人有工作，无法长期相陪，每周固定给老人送补给，直到老人决定返回镇上。

游牧不再是艰苦的生活，至少物资得到保障，于他们家来说，更像是带着马匹的露营。

老奶奶用马奶制作食物，她不会说汉语，她的丈夫去牵马招揽游客，骑一次的价格是几十块钱。骑马的人与牵马的人无需太多交流，一般的流程是马载着人慢慢在山坡上踱步几圈，等骑马的人拍好照片，牵马的人收了钱就完事。



老人正在制作哈萨克族的传统食物。

我们待了半个多小时也没见多少人骑马，但他们并不在意。阿娅拉暑假过后就要进入高中，未来会争取上大学。草场、马匹与帐篷的生活，离年轻人越来越远。



独库公路边上的草场。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人与马匹的生活都在变化，军马场、哈萨克人的游牧区，在地域上相差数千公里，但是面临的问题仍有共性——老人、老去的马匹与传统的改变。

没过两天，阿娅拉在微信上说，因为暴风雪她和家人都回到了镇上，我们刚到达库车市，也庆幸躲过了这场暴风雪。我脑海中冒出了一个疯狂的念头，想找机会拍摄仍然在游牧的人，陪他们一起经历一场暴风雪。



一位哈萨克牧民，拿着朋友给他带的生活补给，他要在牧场待好几个月养马。

今年得知新的G219国道将贯穿新疆西部边境诸多小县城，找机会，我们也将驾车前去探索一番，继续了解哈萨克人与马的故事。

随着新公路的修通，过去沉寂的城镇有机会得到新发展，那拉提镇在独库公路开通前，属于伊犁州的腹地，只有前往看大草原的游客到此歇脚。

可是在公路开通之后，它成为了一个中转站，三天的独库之旅可以在那拉提住一宿，这带动了旅游业与餐饮业的发展，以及外来移民(专题)。



那拉提镇，来自西海固的移民，夫妻俩因为讨生活，离开故土，从黄土高原来到植被丰富的那拉提镇，随着旅游发展，他们搞起了民宿，还生育了三个孩子。

离开库车后我们去了库尔勒，再到往南到达若羌县，沿着青藏高原边缘，进青海，路上还见到了罗布泊的指示牌。

G315国道两侧是一座座混凝土桥墩，未来不是高铁便是高速从戈壁上穿过。高速的开通也将带动一些城镇复兴，当然也免不了有的地方会衰落。

生活不变的地方大概就是它一直在变。



一个休息站遇到的卡车司机大哥，纹身很多，在我提出拍照后，他很腼腆地答应了。

今年六月的时候，我去乐山市拍摄了一家养老院，他们为附近一个老三线工厂的老人提供养老服务，拍摄的时候，我不停地想起山丹军马场，那里的老人怎么养老？离世的马匹埋葬在何处？还有很多的疑问不断冒出来。

我在公路上遇到的故事，并没有因我的离去终结，我曾以为的偶发事件，后来在不断地行走中，它们的某些点又联系在了一起。

故事与疑问总促使我行动，回到公路上，寻求疑问的解答，与新的故事相遇。



G315国道，新疆与青海的交界处，一家倒闭的饭店兼修理厂。

去的地方多了，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感触越深。

摄影师的工作习惯了结果导向——要完成预定的拍摄、要按时间交稿，毕竟要对甲方负责，别人付了钱就是要结果的。

只有在路上，特别是远离高速的道路上，我才会放下自己对结果的执念，拥抱旅途带来的未知，与人交朋友，体验不同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