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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产铁观音的安溪 为何成最早搞电诈"福建口音"?

京港台:2021-8-14 10:24|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 评论( 7 )  | 我来说几句


盛产铁观音的安溪 为何成最早搞电诈"福建口音"?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在安溪县境内,多处都挂着反电诈、打击偷私渡的横幅。摄影/本刊记者 徐天

  福建安溪:一座小城的反诈17年

  本刊记者/徐天

  天色一点点暗下来,晚饭时分,空气里弥漫着中式小炒的香气,路边的饭店人声鼎沸。吴洋蜷缩在巷子的角落,不敢出声。几名男子紧追而来,找寻他和同伴的踪影。

  自从偷渡进入缅北,他们俩就处在失去人身自由的状态,胆战心惊度过了大半年,直到十多分钟前从那个“魔窟”逃出来。他们在异国陌生的巷子里飞奔,终于甩掉了“尾巴”,拦了辆出租车,报出目的地:中国国门。边防人员查问,你在缅北从事什么职业?吴洋说,KTV的酒水销售。多日后,他回到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对家乡的公安人员吐露了真话,“我被骗去搞了半年的电诈。”

  此时是2020年末,几个月之后,针对像吴洋这样滞留缅北的涉诈及偷私渡人员的劝返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层层铺开。包括安溪在内的许多县市都收到了上级下发的红名单,须在截止日期前,将名单上的人员劝返。

  安溪是重点地区,需劝返人数一度高居国内第三位。作为中国大陆最早发生电诈案件的城市之一,过去的十多年里,许多安溪人成为电话那头操福建口音、行诈骗之事的电诈犯,安溪甚至一度被称为“骗子之乡”。

  诈与反诈之间的反复较量,在这个小城从未中断。刚刚卸任安溪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的杜双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全国正在采取的(反诈)措施,我们都采取过,大家遇到的困难,我们以前也遇到过。”从某种程度上说,安溪反诈正是中国反诈的缩影。

  “纸醉金迷”吸引着年轻人

  19岁的吴洋是怀揣着赚钱梦来缅北的。2020年3月,交友软件上相识一周的女生跟他提起,亲戚在缅北开KTV,招募酒水销售,每晚只需工作几个小时,每月工资8000元,另外还有提成。

  吴洋和朋友都心动了。第二天,他们就启程前往云南省保山市。机场外有人接他们,开车到了边境,准备偷渡。全国各地来的一二十人,被蛇头带着,在中缅边境的大山里穿行。天色已晚,山路陡峭,人随时都可能坠落山崖。

  一夜之后,他们到达缅北,被一辆车接进KTV所在地。大楼前,有穿着军装、背着枪的人把守,楼内只有三四间KTV,其他房间门锁紧闭。吴洋惊愕地发现,地下室里还有一个水牢,里头的哀叫声断断续续传出很远。

  看守给他们讲解接下来的工作,吴洋反应过来,这是一个电诈集团。他需要操作三四个手机,手机里只有一个不知名的社交App,看守说,许多玩网络赌博的人都用这个App。不同的手机注册App不同的账号,被拉进同一个聊天群,吴洋需要用话术打动网络那端的赌徒,“我今天在某某平台充了××元,赚了××元。”另几个号立即跟上,“我也是,我也赚了。”以此诱使他人到该平台充钱。

  

  2021年3月,安溪县公安局联合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公安局抓获6名涉嫌偷私渡的犯罪嫌疑人。图/安溪县公安局

  电诈在台湾(专题)兴起于1997年,又称为“台湾式诈骗”。福建警察学院侦查系副教授郑震指出,2000年后,台湾诈骗分子潜入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建立诈骗窝点,实施诈骗活动,并迅速在全国发展蔓延。

  安溪是福建泉州的下辖县,与台湾隔海相望,许多人从那时起走上了电诈之路。郑震以福建各地公安机关破获的128起电诈案件、抓获的345名犯罪嫌疑人籍贯作分析,安溪县独占大头,有146人。也就是说,案件受害者接到的电诈电话,有接近50%的概率,是安溪人打给他的。

  电诈在安溪很早就呈现“传帮带”的趋势,甚至一个村都搞电诈,大家共同切磋,还有专门的“诈骗培训学校”及“诈骗点子公司”。村民对此的理解是,诈骗自古有之,两军对垒时常用,是一种谋略,对社会带来的伤害也仅是“骗骗人而已”,和偷抢并不一样。

  安溪县委书记高向荣曾在魁斗镇看到一个“博物馆”,里面有不少因诈骗等行为赚到钱的人物榜单。他非常不理解,“没感觉这是一种耻辱吗?”2017年,高向荣在全县打击电诈的大会上感叹,有的镇村不推不动、推也不动,干部麻木不仁、熟视无睹,群众不以为耻、助长歪风。

  电诈最猖獗时,安溪境内一天发出的手机短信达上百万条之多。设在安溪县魁斗镇的移动电话通信基站是“全亚洲最繁忙的基站”。大大小小的团伙,每天用群发器不间断发送各类短信,“六合彩特码”“恭喜您中了大奖”“代办各种文凭”,等待愿者上钩。

  对选择干电诈的安溪人来说,相较电诈,贫穷是更抬不起头的事。安溪曾总结过涉诈人群的基本画像:年龄小、文化程度不高、经济条件差。电诈之风刚起时,安溪尚未脱贫,年轻人涉诈,是因为想靠电诈挣钱。魁斗镇的一名村干部曾总结说,农户一年赚不到一两万块钱,年轻人吃不了苦,不愿干农活,出去赚钱也没什么本事,再加上法律意识淡薄,很容易就学坏了。他们根本没想过,这是犯罪。

  如今,安溪是全国百强县,2020年的GDP 是757.41亿元。县里的两大重要产业,涉茶总产值250亿元,家居工艺产业总产值超200亿元,大部分人都在从事与这两个产业相关的工作。两大产业都因搭上了电商有了更快的发展。安溪有36个淘宝村,10个淘宝镇。县城里流传着不少做电商暴富的故事:现在开摩托,三个月后就可以开宝马;有人白手起家,现在月入四五万元;外省人来县城学做淘宝,两三年赚了一千多万元。造富神话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但与此同时,收入并不均衡,贫困人口在一年前刚刚清零,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万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吴洋一家人都在做家居工艺产品的加工,供货给工厂。吴洋学电子商务,毕业后开了网店,想将爸妈的加工产品销往外地。但网店销量始终平平,期待的一夜暴富并没有到来,他转而寻找其他工作,希望抓住缅北的“机会”改变命运。

  几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年轻人也都有着相似的经历。他们出生于农村,家境一般,学历基本是初中、中专,子承父业、打工赚钱。

  大北、阿威家都从事家居工艺产业,和吴洋一样,自家做产品加工,供货给工厂,后来做电商,但生意始终不景气。周振家有十几亩茶田,早些年,他随父亲做茶农,经历过百克铁观音茶王被炒到几十万元的年代。后来,铁观音价格回落,赚钱梦碎。他家的房子在安溪的山间,红砖垒的两层楼,外墙和二层都没有刷漆,一层的墙皮斑斑驳驳。家门外是土路、草丛,走几分钟下山才能看见公路。周振一直想赚笔钱,至少去县城买套房子,攒“老婆本”。

  相似的经历,让他们都渴望去缅北寻找商机。年轻人去缅北,有的是奔着电诈去的,更多的,则是从社交平台、网页弹窗上看到招工信息,做厨师、送餐员、酒水销售,每月工资1.5万元左右,远高于他们在家乡的三五千元。今年年初,短视频平台曾广泛流传一段视频,低沉的男声说,“这里是缅甸北部,我生长的地方。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娇贵的小公主。”缅北的“纸醉金迷”深深吸引着这群年轻人,他们冒险偷渡,期待命运在缅北被改变。

  

  安溪警方抓获涉疫物资诈骗人员。图/安溪县公安局

  缅北梦碎

  命运确实被改变了,但不是朝着吴洋希望的方向。电诈“工作量的考核”每两周一次,如果没有拉足10名客户,要接受狼牙棍惩罚。更严重的,则接受电棍惩罚。吴洋因为任务不达标,被狼牙棍打过。他的朋友不服管教,大闹过几回,被电棍狠狠教训过。

  被困在电诈集团,吴洋吃不下也睡不好,一心琢磨怎么能离开。工作手机里没有微信、QQ,他就在诈骗的聊天群里观察,谁和他有一样的话术,再通过常用语缩小范围,确定某个人可能会是自己的朋友。

  吴洋和一起偷渡的朋友就此接上头。二人反复商榷,找到了一个可行的办法。这天傍晚,看守们依旧外出拿饭,吴洋和朋友冲向正对后门的窗边,抓住水管,借力滑向一楼。后门是整栋楼唯一无人看守的地方,且能通向外面的大路。二人用尽全力飞奔,没有退路,终于逃离了这里。

  吴洋的经历并不少见,很多年轻人被困缅北无法脱身。安溪县剑斗镇的党委书记易雷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镇里发现有一人在缅北失联,通过在东南亚做生意的同乡,拜托当地的商会找人,辗转找到了其疑似踪迹。中间人说,他是被蛇头以数万元的人头费卖给电诈集团的,如果要放他离开,他必须赚够这笔人头费,没赚够的话,需要交赎金。

  在短视频等平台上,讲述自己从缅北逃离的人有许多,一个真实而残酷的缅北被越来越多人所了解。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教授戴永红指出,缅北主要指缅甸北部的克钦邦和东北部的掸邦,中缅边境云南段1997千米,除了与德宏州相对的缅方一侧为缅政府控制以外,其余地州缅方一侧均为缅甸地方民族武装(以下简称民地武)势力所控制。

  1947年,缅族精英与各少数民族首领共同签订了《彬龙协议》,建立联邦制国家,承认民族平等与民族自决原则。但在之后并未得到贯彻和执行,“大缅族主义”一直存在,遭到民地武的强烈反对,双方的冲突也就因此爆发。缅甸政府军和地方武装力量长期爆发冲突,尤其小规模的战事冲突已是家常便饭。

  如今,民地武势力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在了缅北地区,但双方始终处于拉锯状态。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实践中心主任简琨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民地武为了获取巨额军费,选择了走私、毒品交易、赌博、人口买卖等犯罪作为财源。这也导致缅北地区出现了世界罕见的局面,以准国家的形式支持犯罪。因此,各类犯罪长期盘踞在我国西南地区,屡禁不止、打击不尽。

  简琨益说,刑事司法合作,有国家之间的,也有地区之间的。但如果要和缅北的民地武进行此类合作,则涉及一个重要外交议题,即如何定义民地武。据他所知,无论是我国国家层面还是边境省级层面,与民地武均没有签订此类合作条约。

  除此之外,还有多重原因使得中国的电诈团伙在此聚集。简琨益在中缅边境走访时也发现,边民的国别概念较弱,管理始终是一大难题。尤其是一寨两国的地方,村寨一半在中国,一半在缅甸。村民说云南话、用人民币(专题),手机信号是移动联通,手机支付用支付宝、微信,孩子上学、家人看病都要跨境来中国,很可能一家人里,哥哥姐姐住在缅甸,弟弟妹妹住在中国。

  在文化背景相似、来往频繁的前提之下,电诈集团与缅北民地武更容易一拍即合,且便于偷渡。简琨益指出,他们彼此语言相通、文化相通、认识相通,“前者想找保护伞,后者想要客户,权力与犯罪很容易建立关联”。

  缅北的人群也因此形成了鱼龙混杂的局面。有当地人,有与之来往密切的云南边民,也有被吸引前往的犯罪首领、中层以及马仔。网络上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在缅北从事电诈的中国人有十多万人。另外,国内还有许多人怀揣掘金梦偷渡前去,从事服务业。但多位回来的人坦言,在缅北从事服务业,难以赚到预想中的钱。

  针对犯罪分子及普通国人偷渡前往缅北并从事犯罪,中国能做的打击措施是有限的。简琨益说,具体的案件办理,一般需要借助云南警方在边境长期办案形成的办案路径、办案资源,甚至要借助民地武的力量来办案。这种合作只能特事特办、难以持续。中国也曾尝试大规模措施,2019年10月,公安部刑侦局组织开展专项打击行动,对缅北部分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严重区域的QQ、微信、支付宝、POS机等社交和支付账户封停。当时,许多在边境生活的人反映,自己的账号被无辜波及。简琨益也指出,这些手段通常难以为继,且按下葫芦浮起瓢。

  打击力度开始进一步升级。今年4月8日,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强调,要严格落实地方管理主体责任,对一些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作案人员集中的地方要进行重点整治。相关地方要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加强涉诈人员管理。一名刑侦系统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上级对各地方提出要求,哪个地方去的人多了,要负责把人劝回来。简琨益认为,司法权力介入不了,某种程度上说,劝返是打击缅北电诈最现实的选择。很快,一场史无前例的劝返缅北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铺开。劝返人群包括涉诈和偷私渡两类,几位基层干部都提到,此次目标是缅北“清零”。

  

  安溪警方清点诈骗我点作案工具。图/安溪县公安局

  史无前例的劝返

  今年4月,安溪布置了“全县防范治理缅北涉赌诈暨非法出入境违法犯罪百日攻坚”,要求“一个月拿出打击战果,两个月见到管控成效,三个月基本解决缅北涉赌诈和云南边境非法出入境问题”。

  剑斗镇收到了上级下发的劝返红名单,共有17人,这些人都有明确的缅北足迹,但并无合法的出境记录。剑斗镇在此基础上,又自行进行摸排,发现该镇滞留缅北人员共有700多人。对乡镇来说,准确摸排并成功劝返,挑战很大。正常情况下,入户摸排的工作人员会要求村民与在外务工的家人用微信或者QQ实时定位,以此确定对方是否身处缅北。但有的时候,村民不愿意配合。

  安溪作为最早出现电信诈骗犯罪的地区之一,当电诈集团转移出境时,安溪也有一部分人因此出境。所以,安溪对护照的管理非常严格,镇党委书记易雷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没有求学、求医等正当理由,村民是拿不到护照的。村民想去缅北,通常只能偷渡。当地人知道偷渡犯法,缅北又是敏感地区,因此不一定配合摸排,含含糊糊地说,家人可能在菲律宾,也可能在泰国,无法确定。易雷冰很强势,“要这么说的话,那不管在哪里,都要劝返”。

  劝返,重点在“劝”上。有的人早有归意,只是等一个契机。全国各地的劝返公告中几乎都有一条政策,即在某日之前主动申报返乡的人员,一律从宽处理。剑斗派出所所长特意在5月录了一段视频,“所有滞留在缅甸人员,如果在本月15日前,主动申请要回国的,公安机关郑重承诺,你非法出入境的行为,我们一概不予追究。”派出所民警给周振父亲送去一份不追究的承诺书,周振立刻在边境排队做核酸检测入境。村镇联系上他是在5月9日,七天后,他告诉对接的村干部,自己已经进入国门。

  还有的劝返则没有那么顺利。一名17岁的女孩,随邻县的男友偷渡去缅北打工,失联了一年,剑斗镇依靠当地商会联系上她。女孩听周围朋友说,回国会被捕,心存疑虑,前后申报返乡五次,又都取消了。她的父亲开了个养猪场,镇干部连哄带骗,如果不回来,你爸的养猪场就要被关了。女孩思索再三,最终才入境返乡。

  这是劝返也是逼返,基层干部将这类方法称为“土洋结合”。安溪县针对此次劝返,出台了“十三个一律”措施,其中有数条逼返政策。比如,凡是参与此类犯罪的,一律拆除其利用赃款所建违法房屋并追缴涉案违法款项,一律没收其赃款购买的商品房,已在该房产落户人员一律迁出,已凭该房产就学的子女一律迁回原籍学校就读。

  更为严厉的逼返措施也在执行。湖北天门、广西宾阳等多地都公告列举了滞留缅北人员的户籍信息,并表示,如果不主动联系报备并入境回国,将在数日后提请宣告失踪、死亡直至注销户籍。

  各地公告发出之后,有网友质疑,措施是否过激,并涉嫌亲属的连坐制?简琨益指出,如果将电诈人员的父母抓捕,即转移责任、剥夺权利,属于连坐。但从当前的情况看,各地的措施主要是停止福利供应,这是不同的概念。他认为,一开始,劝返手段确实应该温和,但如果对方一味顽抗,家人还通风报信,对这类人不应该再给予福利。

  但因缅甸疫情,中缅边境出现了入境大拥堵。各国门每日能接收的回国人数有限,比如边境小城瑞丽,每天接收不到100人,而在缅北一侧排队等待回国的,则有几千人。李亮在一个月前终于踏入国门,他在5月中旬排队做核酸,给了黄牛2000元,插队进了缅方的隔离点。隔离点外,2000多名中国人在排队。但当天进入隔离点的,只有530余人。据他所知,一名5月26日去排队的朋友,直到6月下旬才进入缅方隔离点。

  劝返的人群,以及原本就较难管控的边民,给云南边境的防疫带来极大的压力。从去年9月至今年7月,瑞丽三次出现本土疫情,三度封城。当地一名疾控系统的人说,疾控中心有60多名工作人员,再加上聘用的40多名合同工,大家连轴转,人手还是吃紧。

  记者了解到,如果某个村或社区出现涉诈人员,该村及村干部的各项评比都会受影响。比如,多个县市都规定,缅北窝点人员所在村(社区)一律暂停向上申请项目资金、财政奖补,一律取消“平安乡村”等当年度各项评选资格。安溪规定,如果辖区内发生此类犯罪案件,并造成全国性恶劣影响的,一律给予所在村或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免职处理,村或社区委员会主任依法责令辞职或依法罢免。出于村集体和个人利益的考量,不少基层干部对涉诈问题十分敏感,不愿多谈。

  

  安溪县长坑乡,民警使用无人机对位于深山的电信基站周边进行巡查。图/新华

  难以治本的基层反诈

  在安溪县公安局原局长任上,杜双路的案头上,反诈始终是最重要的工作。安溪县长坑乡党委书记也曾对媒体说,这些年经办的文件中,最多的就是涉及电信诈骗,其次是计生服务,第三才是经济建设、民生工程。

  安溪的电诈问题早在十多年前就进入公安部的视野。2004年,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打击治理利用手机短信和网络诈骗犯罪专项行动”。媒体报道,专项行动的主战场在福建,而福建的重中之重就是安溪,时任公安部部长助理的张新枫提前两个月抵达安溪,要求安溪率先启动这项专项行动。

  但从效果来看,十余年来,安溪的反诈呈现屡打不绝的局面。最初,电诈人员集中在安溪的县域内,少则三五人,多则十几人甚至几十人,在楼房或平房内作案。安溪打击的方式是专项行动,入户走访摸排,并成立公检法的专项打击小组,专门负责此类案件的审查、结案。一开始,整治很有效果,电诈案件数量会有明显的下降。但数据显示,一旦专项行动力度降低,电诈活动立即卷土重来,案件数会迅速上升。

  杜双路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发现电诈犯罪“低成本、低风险、低门槛、高收益”的局面并未改变,必须要建立更为长效的机制,才有可能遏制此类案件的发生。多年来,安溪在尝试两件事,一是管住人,二是提升发现能力。

  要管的人分两类,一类是有电诈犯罪前科的人,一类是没有前科的人。对于前者,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赵炳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类似性犯罪,从事过电诈的人,再犯的概率很大。对于这类人,他认为应进行污名化的惩罚,比如在其诚信记录上、在公安部门的重点人员关注名录上,应有特别标注。

  安溪在实践中采取的办法是,刑事处罚结束后,涉诈人员如果在安溪或者泉州务工,每个月都须去辖区派出所报到,一旦无故拒绝报到,会被列为高危人员,采取措施。如果他们外出打工,则须时常在微信中与家乡派出所民警实时定位、视频聊天,证实自己不再从事电诈犯罪。

  安溪地处闽南,许多人依然随宗族聚居,宗族观念极强,好面子,各村因此有针对性地制定了村规民约。剑斗镇规定,一旦村民被发现涉诈、偷私渡,全村村民都会收到曝光短信,村广播站也会通报。魁斗镇大岭村则规定,对参与电信诈骗的,要写悔过书在全村张贴。

  对于没有电诈前科的人,有效管理则较有难度,安溪公安对此致力于提升发现能力。安溪建立了情报管控系统,采集辖区人员特别是重点人员的身份、就业、通信、住房、关系人和活动轨迹等信息,后期又专门建设了县级反诈骗中心,由公安部门、银行机构、通信运营公司合署办公。几方经过长时间的拉锯、磨合,已经可以为公安部门提供一定范围内的大数据,对县域内发生的电诈犯罪进行预警、资金拦截、涉案号码封停、案件查证打击等一体化工作。

  2017年,安溪被国务院部际联席会议列为“赴境外诈骗窝点作案人员流出地重点整治地区”。作为犯罪输出地,安溪派出不少民警,常年在全国各地破案抓人,驻在云南边境的队伍始终有20多人,县公安局全年差旅花费1000多万元。但该县一位多年从事反诈工作的民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无论是在国内其他地方还是云南边境,安溪所取得的打击效果是有限的。一方面,涉及跨省、跨境的警务合作,尤其是后者,合作十分有限;另一方面,还是案件发现能力存在问题。

  安溪不少乡镇都面临空心村问题,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对于户籍地管理者来说,如何将在外有正当工作的人,和在外从事电诈活动的人区分开来,并不是容易的事。土办法是靠群众举报,但此举常有疏漏,不可持续。

  安溪更希望的方法是,通过支付机构、通信运营公司等提供的大数据进行研判。但安溪的反诈中心只能得到本地银行、运营商提供的县域内数据,难以跨省、越级调取县以外的数据。陕西警官职业学院讲师宋晓辉等人著文指出,相关部门有自建的数据库,能为电诈案件提供相应的信息,但不少部门会以涉及用户隐私为由,拒绝将数据批量移交给公安机关。另一方面,许多诈骗电话是由境外打入的,而且每天长时间、持续性打入,电信运营商对这些异常来电并未尽监管义务,拦截、关停,银行、网络公司等都有相似的问题。“公安机关与电信、银行等相关职能部门信息交流不畅、协作机制不顺已经成为办理电诈案件面临的重大阻碍”。

  几位安溪受访者认为,基层单打独斗治标不治本,国家层面应统一协调,建立反电诈的大数据平台。上述资深民警也指出,安溪在反诈方面,是国内时间最长、力度最大的,但至今仍未解决电诈问题,主要问题就在于此。

  他认为,传统犯罪的作战指挥中心通常是由下往上建,但反诈中心应该从上往下建。国家、省、市、县的运营商、支付机构有明确的责任和义务,并将不同层级的数据汇集到反诈中心,形成大数据,统一分析研判,案发地、窝点地、犯罪输出地才能密切合作,形成有效的电诈打击网络。“如果提升了发现能力,电诈犯罪会变成低收益、高成本、高风险的犯罪,拐点自然就来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吴洋、大北、阿威、周振、李亮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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