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生孩子和保障房,养老金挂钩?厦大教授言论引议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8月13日，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关于“将生孩子和保障房、养老金挂钩，下调不生孩子的资本份额”的提议重新进入大众视野，引发舆论争议。网友质疑，这是否在提倡“惩罚”不生孩子的人。
据悉，赵燕菁教授是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经济学院及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双聘教授”，兼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规划、土地财政、城市经济。
▲资料图：赵燕菁
在今年5月召开的第十八届（2021）蓝筹年会上，赵燕菁教授称——
原来生孩子，是因为孩子和现金流直接相关，家里多一个孩子，就多挣一份工资。现在我们必须把它和这个资本挂钩，挂钩意味着生孩子与不生孩子的家庭，社保、养老金都要不一样，不生孩子的，就没有保障房、结婚再分房。要把资本和生育率结合在一起，才会给市场一个信号——不生孩子的人相较于生孩子的人，资本的份额就要下降。只有创造出这样的机制下，让生孩子变成有意义的事，人才更愿意多生。
针对这番发言，网友发出了种种质疑：生育与资本挂钩是否意味着“奖励生孩子的人，惩罚不生孩子的人”？不生孩子是不是就要被扣除养老金和社保？既然生孩子与资本要挂钩，那养孩子是否也要和资本挂钩？有些家庭由于遗传问题和身体因素不生孩子，也需要被扣养老金吗？是否应该遵循“多生多奖励”，而不是少生扣社保和养老金？
对此，红星新闻记者对话赵燕菁，探讨大众对于“生育与资本挂钩”这一建议争论如此之大背后反映的相关问题。
核心并不是网友关心的奖惩
而是公共服务资源再分配的公平
红星新闻：如何体现“生孩子与不生孩子的家庭，社保、养老金都要不一样”？“不生孩子的资本份额就要下降”，是指增加生孩子家庭的社保、养老金，还是减少不生孩子的？
▲资料图：社会保险
赵燕菁：首先感谢各位网友对这个话题的关注。这是以前我在一个专业会议上的发言，会后整理出来的发言只是在一些专业圈子内讨论，没啥社会性影响。没想到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这个话题突然“爆款”，成为一个公众话题，客观上起到了引起社会对这一问题重视的作用，也给了我一个再次向公众阐释我的观点的机会。
先说网友诟病最多的“奖励生孩子的人，惩罚不生孩子的人”。我的原话是，“我们也可以将养老金、社保、保障房分级，然后与子女多少挂钩——子女多的标准高于子女少的，没有子女的只可享受最基本的保障。进一步，还可以将社会劳动再生产作为新的‘国策’，所有公共福利——就学、交通、就医——都和子女数量挂钩……将生育变成有价值的经济行为。”
这里的核心，不是网友关心的奖惩，而是公共服务资源再分配的公平。
大家知道，中国的养老金制度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需要跨代进行统筹——我们现在交的养老金，养的是我们父母这一代；我们今后的养老金，是由我们子女一代负担的。那么问题来了，有的家庭生育子女多，有的家庭生育子女少，甚至没有子女，未来的养老金应该怎么兑付？
按照现在的统筹模式，退休获得多少养老金和你有没有子女是无关的，这就意味着不生小孩的人是靠别人家的小孩供养的。在小孩抚养成本越来越高的今天，不应该让抚养小孩多的家庭在社会再分配中多分配一点吗？
这不是逼大家生孩子的问题，而是社会基本正义和公平的问题——如果一个制度隐含着“惩罚”多劳者的安排，最后大家都不付出，结果是所有人都会被“惩罚”。
一定的代际统筹无可避免
养孩子才是在投资自己的养老
红星新闻：不能通过个人账户、自己储蓄或理财养活自己？
赵燕菁：实际上，这也正是很多养老金破产的国家采取的做法。
我国在1993年开始引入养老金个人账户。但在现实中，即使个人养老金没有违约，能完全兑付，也不能实现有尊严的养老。特别是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做到这一点尤其困难。设想一下，我们父母退休时，每个月领几百块钱，完全可以衣食无忧，但如果现在还是按照当初约定每个月发几百元，那就会连最低生活保障都达不到。我们上一代如此，我们也会如此。
这还不是一个通货膨胀的问题。就算今天的猪肉、蔬菜、水电价格完全不变，市场新出现手机、5G、地铁……这些新产品我们用不用？这些并不是奢侈品，甚至是生存的必需品，而我们当初的养老金并没有为这些新增消费做准备。
实际上也无法准备，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当期要按照未来的高生活标准，向私人账户缴交异常高的养老金。富裕家庭可以购买各种保险，但很多家庭是负担不起如此高额的养老金缴交的。这也就意味着一定的代际统筹无可避免。
我们缴交养老金同样是在尽赡养义务，养孩子才是在投资自己的养老。投资是有成本的，那么今天投资多的人在未来分享社会财富的时候，是否有资格多分一点呢？
我们这一代是人口高峰，相对于人口较少的上一代，我们可以提高父母一代的养老金发放标准，然后通过代际统筹弥补养老金缺口。而一旦我们的下一代人口开始递减，新就业人口就要大幅度提高缴交标准才能养活我们，否则，就要通过举债弥补缺口。如果他们的下一代人口继续减少，债务就会陷入庞氏循环。这就是发达国家养老金所发生的，大家一方面指责政府过度举债，一方面不肯降低养老金，那是不是应该鼓励一下那些投资未来较多并供养我们的家庭呢？
▲资料图：养老金
红星新闻：既然生孩子与资本要挂钩，那养孩子是否也要和资本挂钩？养育成本要如何计算？生孩子后增加的养老、社保幅度和养育成本的增加能否相互抵消？许多网友表示“如果不能抵消，宁愿不要养老金了”。
赵燕菁：所谓和资本挂钩就是还原家庭原来的功能。家庭就是非货币的跨生命周期配置资源，如果金融手段替代了家庭的功能，家庭就会解体，社会就会原子化。家庭这种千百年发展下来的社会资本就会消失。如果我们将金融和家庭而不是与个人挂钩，家庭的价值就会继续存在。社会治理的成本就会通过分担给家庭而降低。
生育的必要条件是，抚养后代对个人家庭而言必须是有效益的，剩余的充分条件是抚养后代的成本必须低于家庭因此获得的效益。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要把组屋获得资格与是否结婚挂钩的原因。新加坡为了鼓励家庭功能，在社会福利和住房政策（鼓励子女与父母家庭同住或毗邻）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解决资本约束是前提条件
还原被金融资本替代的生育功能
红星新闻：为什么您会提出生孩子与保障房、养老金挂钩的观点？目前开放三胎政策是否功效还不太显著？
赵燕菁：这跟我提出这一建议的逻辑链有关。
我们先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上那些原本生育率较高的国家，一旦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生育率几乎无一例外地普遍下降？给出解释的理论很多。我的理论是，只要国家进入现代增长，解决资本约束是前提条件。发达国家必是资本过剩、劳动不足，发展中国家必是劳动过剩、资本不足。只要货币经济足够发达，金融功能就有可能替代家庭功能。
为什么会出现家庭？为什么越穷越生？这是因为在以前非货币分工的经济里，人们只能靠家庭成员互保，对冲生命周期带来的风险。所以“孝”在传统文化里非常重要，我们赡养父母，子女赡养我们，是几乎所有家庭的“契约”。
随着经济发展，资本和货币增加，金融就可以更好地代替家庭的这些功能，比如养老金、社保、医保、人寿保险等等。这时候家庭和子女的效用就会被市场替代。如果抚养成本还要增加的话，投资后代的收益就会下降，一旦进入负收益区间，这些发达国家就会家庭解体，拒绝生育。养老金的代际统筹就会进入庞氏循环。
要想把生育和资本结合，就要把原来被金融资本替代的生育功能，还原给生育。举例而言，住房是贴现未来公共财富的主要工具，政府保障房租给所有纳税人，而那些完成子女抚养义务的允许其房改获得完整权。这就相当于给有子女的家庭一次性注资。也可以将国企股份划拨有子女家庭参与分红，子女就业后，股票可以解禁套现。将资本和生育结合是一个开放的话题，不可能产生于教室和课本，而是要各地在实践中发展和创新。
红星新闻：今年7月28日，四川省攀枝花市宣布向生二三孩家庭发补贴，每月每孩500元。在网友评论中，他们也更倾向于接受“多生多奖励”的政策，而不是少生扣社保和养老金，您是如何看待的？
赵燕菁：这个我完全赞成。政府的财富来自于纳税人，假设公共财富总数是一定的，一部分支出增加的同时，一定是其他支出的减少。奖励一部分人的同时，一定意味着“惩罚”另一部分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社会大众接受对多孩家庭补贴，等于接受少孩家庭福利的减少。而这也说明尽管很多网友反对我的提法，但如果做法比较巧妙，社会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生育激励措施只能从公共服务入手
少数特殊家庭可通过慈善渠道给予关照
红星新闻：您公开演讲时还建议，所有公共福利——就学、交通、就医——都和子女数量挂钩。网友提出了疑议，这是否太过绝对？例如有些由于遗传问题和身体因素的家庭生不了孩子，本身也是弱势群体，养老金和社保份额也要被扣吗？
赵燕菁：我从没说过“不生育就要被扣养老金和社保”之类的话，我的建议是给多子女家庭奖励。选择少生是选择放弃奖励的自愿行为。在发达国家针对子女抚养的鼓励政策很多，不愿意生育相当于自愿放弃奖励，完全是自愿的。遗传或身体原因生不了孩子更要靠其他家庭孩子“养老”，给多子女家庭一些补助和奖励，相信他们都是能接受的。但这不会影响这些人既有的养老金和社保。
为什么奖励要从公共福利入手？这是因为政府能控制的财富主要就是公共服务，因此，对生育的激励措施也只能从公共服务入手。我提到的这几项（就学、交通、就医）只是最主要的公共服务，但是从其中哪几项入手？怎么挂钩？都可以研究，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降低生育的成本。只有当生育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时，才能有效激励生育行为。
很多人觉得这样对残疾人、遗传病人太残酷，其实这些人由于人数有限，可以通过慈善渠道给予（甚至更大的）补贴和福利关照。不过有一条大家一定要记住，政府的税收是一定的，每一个公共支出的增加都意味着其它公共支出的降低。
延长缴纳养老金年龄等价于
抵消生育率下降导致的养老金缺口
红星新闻：您还有一个观点关于“推迟退休，晚就业晚领退休金”，认为养老金的领取标准应当与缴费养老的年龄直接挂钩，缴交年龄不足只能享受到低标准的养老金，网友和舆论的质疑也非常大，您认为他们是出于何种考虑？您又为何提出这个观点？
赵燕菁：其实，这条建议也是涉及财富的公平分配问题。假设两个人按照相同的标准缴交养老金，你不会认为一个缴交40年的人和一个缴交30年的人，退休后领取一样的养老金是公平的。现实中，很多农民工高中没有毕业，20岁甚至更早就开始工作，缴养老金；另一个研究生，博士毕业30岁开始工作缴交养老金，两个人都60岁退休开始领取养老金，你觉得让他们领取一样的养老金公平吗？
▲资料图：养老金
其次，养老金缴交年龄和领取年龄之比，是养老金是否能够实现平衡的重要因素。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就业年纪越来越大，但领取养老金还是从60岁开始，加上人均寿命的延长，缴交寿命和领取寿命之比越来越小，这就意味着缴交的标准不变，仅仅人均寿命延长本身就可以导致养老金缺口扩大。
前面我们提到，生育率下降，养老金净贡献人口基数萎缩，所以要鼓励生育。其实延长缴纳养老金年龄和提高生育率效果是等价。而且延长的工作年龄是有经验、受过训练的高价值年龄。受教育意味着对劳动的投资，每个人受教育越多，资本就越重，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收回投资，如果能够延长就业寿命，养老金压力就会减少，而人均寿命的延长为此提供了可能。
如果每个人的工作（纳税）年龄都能适当延长，就相当于总就业人口增加，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生育率下降导致的养老金缺口。
以我个人为例，我明年就要退休了，但其实我身体健康，在我的专业领域，我比那些刚入职的大学生要懂得更多。作为一个依靠其他纳税人供养一直学到博士的人，本应比别人多缴纳养老金，但却被迫从缴交养老金人口变为被供养人口，成为“社会性乞丐”。这在资本充足、劳动力渐趋短缺的今天，难道不是一种浪费吗？
当然你可以说，你愿意接受晚退休，但不要代表我们。这没错，但我们也许可以提供一个替代性的选择：现在中国人均寿命大约76岁左右，选择60岁退休的人可以继续享受现有的退休标准；而选择晚退休的人则可以有递进的福利，如果你选择70岁退休，剩余6年所获得的医疗、康养标准远高于选择60岁退休的人，我相信还是有人愿意选择晚退休。
红星新闻：您觉得大众对于“生育与资本挂钩”这一建议争论如此之大，背后反映了什么问题?
赵燕菁：感谢各位网友的讨论与批评，这些可以帮助决策者在做出决定时提前捕捉到社会的反应。同时，也可以帮助社会更加深入讨论这一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利益的重大话题。
相信十年后，我们对生育和养老问题的理解，也会比今天网上粗糙的讨论有更大的进步。我也特别希望网上的讨论不要基于对我发言时只言片语的片段截取，而是系统地读完我发言的完整版（《劳动与资本：一个人口分析的新框架》）。
我关于这一问题的所有观点，都是我独立提出的，我会对这些观点负责。我深知，作为一个学者，不仅要敢于面对权力，同样也要敢于面对公众，被批判乃是思想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正因如此，尽管网络上对我的批评铺天盖地，我也不会为了讨好公众而坚持或放弃我认为正确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