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臣个个可杀" 古时文人能无耻到什么地步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01
1644年，农历甲申，崇祯17年，天崩地坼，山河巨变。
外有满清虎狼之师，内有李自成势如破竹，大明王朝已如一个风烛残年的老者。
这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立“大顺”政权，给崇祯敲响了丧钟。
十二月，李自成渡过黄河进攻山西，所到之处无不披靡，李自成的目标已经很明确了：打到北京去，皇帝轮流坐，今年到我家。
摆在崇祯面前的只有两路：一是死守，不成功则成仁；二就是迁都南京，战略性撤退，凭借长江天险重振旗鼓以图再战。
从崇祯到文武百官，其实心里都像镜子一样明白，第一个方案简直就是扯淡。
从去年孙传庭潼关兵败身亡之后，大明王朝最后一支最听话最能打的主力部队也已经不存在了。
驻守在各地的左良玉，刘泽清，吴三桂等人虽然都手握重兵，但是崇祯根本就指挥不了他们了——他们都在隔岸观火，准备坐收渔利。
况且崇祯这时候穷的连军饷都发不出来了，他们才不会傻到去给一个只会许空头支票的老板卖命呢。
两个方案对比起来，显然“南迁”这一计划更具有可行性。
而且，南京所管辖的区域是大明帝国最富庶繁荣的地区，此外，在江南地区，还有着大量的明军。
说白了，如果迁都到南京，钱，粮，人这些问题都不再是棘手的问题，就算不能东山再起，最起码也可以暂时划江而治，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
02
“南迁”的方案这么好，可崇祯却拒绝了，非要死守着已经支离破碎的北京城，是他傻了吗？
当然不是，崇祯也不是没想过要还都南京，早在两三年前，崇祯已经动过这样的念头。
《平寇志》里说，崇祯皇帝曾经和李明睿商量过：兄弟啊，大明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估计坚持不了多久了，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李明睿是个明白人，看问题很透彻：如今的形势不容乐观，只有往南发展才是王道啊。
李明睿这样的提议正中崇祯的下怀。
可还是有顾虑：我也是这样想啊，可是大臣们不同意咋办？
“帝四顾无人，曰：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诸臣不从奈何？”
看到这儿，有人可能会说崇祯不会处理与大臣间的关系——这么好的计划，你一个老板居然做不了主？
就算做不了主，把道理讲给大家听，就商量不通么？
其实崇祯是心里有苦说不出：当年朱棣从南京迁到北京，就是为了抵御外侮，现在轮到了你，倒要卷着被窝再回南京？像话吗？
所以，这件事儿你让作为皇帝的崇祯实在没办法说出口。
按照崇祯构想的，剧本应该是这样设计的：
大臣：皇上，形势很严峻，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赶紧跑吧。
皇上这时候一脸凛然：混蛋，我是天子，咋可能做出这样有辱祖先的事儿，成祖皇帝曾经天子守国门，那么如今就让朕死社稷吧。
众大臣再次以首叩地：皇上，这不是逃跑，这叫撤退，我们现在的撤退只是为了日后的占领啊！
皇上此时应该是犹豫的：你们说的是真的？这真不是逃跑吗？
众大臣信誓旦旦：真的，骗你是小狗，咱们只是战略转移。
皇上一拍桌子：那还等个屁啊，赶紧收拾东西，往南京去。
可惜啊，崇祯的剧本设计的很好，奈何大臣们根本不配合。
所以，崇祯只能等有大臣亲自提出跑路。
03
1644年二月，山西陷落，站在北京的城墙上，已经能感觉到李自成手里钢刀上发出的逼人寒意。
火烧眉毛了，都督大学士李建泰终于给崇祯提交了一份报告：请求崇祯考虑南迁，并且自告奋勇打头阵，带着太子先走一步。
崇祯很感动：终于有人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可是，就这样表态，是不是显得自己太胆小？
这样天下的老百姓会怎么看自己？
所以，样子还是要装一下的：
李建泰有疏，劝朕南迁。国君死社稷，朕将何往？
这个时候的崇祯心里应该是这样想的：赶紧再来几个人劝我吧，我一定稍微推辞一下就下台阶了，来呀，赶紧滴。
大学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华当然明白崇祯心里是怎么想的，最关键是目前的局势也容不得太多犹豫。
再不跑，真来不及了。
于是几个人纷纷劝崇祯：别再墨迹了，下命令吧。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跳出来了一个强行给自己加戏的大龙套——光时亨。
他是一个七品小官，时任兵科给事中。
虽然只是个芝麻官，然而这个光时亨却很懂得把握时机抢镜：
“兵科给事中光时亨大声曰：奉太子南往，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
光时亨的这几句话太厉害了，直接点了崇祯的死穴：你不怕你儿子到了南京抢班夺权？上演唐玄宗的那出戏吗？
同时也给主张南迁的那伙人狠狠地捅了一刀：你们憋着要南迁，都没安什么好心吧？
崇祯的脸当时就白了——虽然这个戏精很讨厌，强行破灭了自己的南迁梦，可是自己似乎反驳不了他。
如果处罚了他，正中他下怀。
明朝末年，文官集团已经彻底的沦落为“精致的利己主义群体”，他们牢牢地掌握着舆论话语权，骂人成了他们的工作主要内容，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骂同事，骂领导，骂皇上。
骂的人级别越高越有成就感，最后要是能惹得皇上恼羞成怒打自己一顿而在史书上留下个勇于直谏的美名，那可是无上光荣。
光时亨正是这样一个人，善于表演，更善于利用“道德”和“正义”的大棒子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动不动就是“民族大义”“仁义道德”，一旦有人要和谈，他们立即就跳出来群情昂扬：说和谈的都是卖国贼，我们宁愿大明不长草，也要收服辽东半岛。
04
光时亨这话一出，居然没有人能反驳，就连范景文等人也哑口无言，毕竟谁也不想被扣一个卖国贼的帽子。
眼看着场面陷入了尴尬，作为老板的崇祯得说话啊：
好吧，既然南迁不行，咱们来聊聊到底应该怎么跟他们打，都说说吧？
这时光时亨却沉默了，他可不是于谦，哪有办法守住北京城啊。
崇祯那个气呀：瞅瞅，瞅瞅，你们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走也不让走，打又打不过，咱们都在这儿等死吧！
过了几天，李邦华又再次把南迁的事情提了出来，可是崇祯已经烦了——也许不是烦了，是因为他知道走是肯定走不了的，因为有光时亨这样的职业喷子，想走哪有那么容易？
既然走不了，那就耗着吧。
”国君死社稷，古今之正。朕志已决，无复多言。“
至此，南迁的提议被彻底否决。
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攻陷北京。
崇祯皇帝遵守了他的诺言，吊死在万岁山，以身殉国。
被光时亨痛斥为投降派的李邦华也自杀殉国，临死前在阁门留下遗言：
“堂堂丈夫，圣贤为徒。忠孝大节，之死靡它。”
而光时亨却一转身就投降了李自成，还被任命为“兵谏议”，继续干着自己提意见的老本行。
最为精彩的是，他还写信给自己在南方的儿子：
“诸葛兄弟，分仕三国；伍员父子，亦事两朝。我已受恩大顺，汝等可改姓赵，仍当勉力读书，以无负南朝科第也。”
这不就是现代人说的“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
在这样纷扰的世事中，还能冷静地做出分析，自己在李自成手下当着官，嘱咐自己的儿子好好读书以期在南明的朝廷中谋求一官半职。
难怪崇祯在临死前还不无怨恨的说:"文臣个个可杀。"
如果在临死前，崇祯还能记起光时亨的话，我想崇祯一定会在心里咒他的。
后来，光时亨在李自成的手下也混不下去了，又南下投奔了南明弘光政权，结果被弹劾论罪，最终被斩首，罪名是:力阻南迁，致先帝殒命社稷。
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