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高成本掀迁居潮 财富再分配呼声迭起

加州:高成本掀迁居潮 财富再分配呼声迭起

　　加州(专题)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地方。冒险精神与成果共享、贫穷与富有，成为建构加州社会的必要元素。然而，以“宜居”闻名于世的加州沿岸大城巿，逐渐受到高房价、贫富悬殊、山火及极端气候等问题困扰，不少中产族也要另觅生活成本较低的地方居住。在加州人追求财富更公平分配的诉求下，当地政客如何回应他们的呼声？

　　Jamie和Yulia两夫妇这天在加州圣塔莫尼卡（Santa Monica）的漫长海滩旁踱步。这是他们最后一次饭后在这儿散步。之后，他们就要搬到内陆地区、看不见海岸线的河滨市居住了。

　　他们新购置的河滨巿平房，有六间房，连天台，价值120万美元（约935万港元）。这个价格对于整个加州来说，可说是十分相宜了。在此之前，他们在圣塔莫尼卡的475呎工作室公寓（studio apartment），月租1,680美元（约13,089港元）。

　　“我们真的放弃很多东西了。”Jamie说道。他指的是圣塔莫尼卡那片绝美沿岸海景。他们很喜欢每天在这里散步，但奈何，这里的生活难题愈来愈大。搬离沿岸后，两夫妇才可以有更大的空间展开新生活──甚至认真考虑生孩子。

　　今年8月，加州单户住宅（single-family homes）楼价中位数上升至破纪录的83万美元（约645万港元），比一年前同样时间上升超过17%。若单论区域计，洛杉矶(专题)都会区楼价中位数为83万美元（约647万港元）；旧金山(专题)湾区高达185万美元（约1,441万港元）；而较偏远的河滨市则为57万美元（约444万港元）。

　　其实，Jamie和Yulia两夫妇可以说是较幸运的一群。这一年来旧金山湾区及洛杉矶大都会区的楼价物价，高涨得令人窒息，甚至很多中低收入普罗加洲家庭，连内陆地区的房价也负担不起，最终选择离开加州，迁移到邻近内华达州（Nevada）、爱达荷州（Idaho）、亚利桑那州（Arizona），甚至更远的德州（Texas）。

　　疫情期间的“遥距工作”新常态，更大大加速了这批人口迁徙潮，粗略估计约有25万人迁进南加州被称为“内陆帝国”（Inland Empire）的内陆大都会区，即涵盖圣班纳甸奴（San Bernardino）、河滨市（Riverside）、安大略（Ontario）等城市的大片区域。

　　不过，大家都知道，加州的楼价物价倘若继续这样疯狂飙升，很快连“内陆帝国”这片区域也住不下去了。

　　矛盾的加州

　　毗邻太平洋的加州，对一些人来说无疑是一个风景怡人的宜居天堂，但对一些人来说，又是一个充满压迫的生活炼狱。“矛盾”──始终与加州划上等号的最佳形容词。

　　加州是全美国人口最多而且“最有钱”的州份：2020年，当地闲置资产达到100万或以上的“百万富翁家庭”（millionaire households）数目高达114万个，为全美国最多，比第二位德州的65万个，要多出接近两倍；同时，该州的贫穷率也是全美50州之中最高：2020年，高达15.4%加州居民生活在美国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所定义的贫穷线以下。

　　加州是全美国最拥抱冒险创新的地方：苹果、Google、Facebook等无数叱咤全球的科网巨头在硅谷诞生；同时该州也是在社会福利上花费最大、地方税率最高的州份：个人所得税率达到12.3%，若然你年薪超过100万美元，所得税率甚至达到13.3%，全州最富有的3%人负担起约60%的州所得税。

　　加州向来被视为意识形态相对左倾的州份，沿太平洋海岸的繁庶都会区，即洛杉矶大都会区至旧金山湾区一带，更是传统民主党进步派“票仓”。可能相对而言，加州东部人烟较稀少的内陆乡郊区域的政治意识形态较偏保守，但大体来说，加州自90年代以后，向来都是自由派政治家的摇篮、坚固的“蓝色大本营”。

　　矛盾，建构了加州现今社会畸形现况。加州至今无疑仍是创新经济动力的集中地，但在贫富悬殊愈趋加剧下，追求财富的更公平分配，渐渐成为加州居民的主流意见。为回应加州人日益上涨的“财富再分配”呼声及诉求。一些民主党人最近想像了应对办法。

　　全民基本资本

　　加州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民主党的赫茨伯格（Robert Hertzberg）今年曾提议，利用州财政盈余，以及由科网企业和慈善家捐助下，为加州每名年满18岁的公民开设“全民基本资本”（universal basic capital）的基金，将基金资本投资在科网巨企，甚至是具潜力的初创科技公司，从而借助基金投资回报用以为加州公民提供退休保障、医疗保险、大学学费等支出。这样一来，可以在不用大幅提高税率的前题下，同时为社会普罗及低下阶层人士提供日常生活必需保障，以及精英教育等向上流动的机会。

　　和应赫茨伯格这项倡议的人，包括Google前执行长施密特（Eric Schmidt）、Snapchat创办人斯皮格（Evan Spiegel）等加州硅谷传奇人物。

　　《金融时报》评论编辑Rana Foroohar认为，这种做法与传统财富再分配（redistribution）不同，它是以资本的投资收益来支援公共发展和社会福利开支，故她形容此做法为财富的“预先分配”（pre-distribution）。

　　“在这个时代，网络效应和无形资产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更甚是集中在极少数企业手中，这些企业得以利用更少的员工而产生巨大收益。这让‘预先分配’原则更为适合这个时代、成为（政府）一种新的收入来源。”Rana Foroohar说道。

　　她想像说：现时来自加州的上市公司总市值大约是13万亿美元。若然加州政府在十多年前早着先机，投资部分顶尖硅谷科技企业的股票，现在便已然获得优厚回报，而且能更好地协调私人企业的庞大商业收益和公众获利诱因。

　　其实，早在州政府层面，加州州长纽森（Gavin Newsom）已在2021至2022年度财政预算案，提议将本年度的州政府财政盈余，加上联邦政府拨予的1亿美元疫情纾困援助，为该州每名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一年级大学生开设基金账户，投资储备以用作补助其未来学费所需。这一做法，已被视为“预先分配”的先行试验。

　　杀富济贫？

　　“预先分配”的确某程度上试图糅合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财富再分配元素。为了回应普罗大众对缩窄州内贫富悬殊的诉求，州政府这项设想，通过“预先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这会是出路吗？

　　可以想像到，最大阻力也是会来自当地企业家。着重创新，视加州为“机遇之地”的企业家、冒险家，对这类被视为“杀富济贫”（“全民基本资本”始终需要有人先愿意付出一笔起始基金，这肯定是来自企业捐献和税收）、有着“大政府”倾向的政治操作，早已有诸多不满。

　　过去一两年已有许多硅谷巨商、超高年薪的技术精英因为州政府的“左倾”而选择“逃离”加州。虽然“全民基本资本”算是一种折冲，但它当中的政府介入元素，仍然为不少企业家嗤之以鼻。

　　无可置疑的是，这些企业精英、科网大亨偏偏却是加州赖以致富的基础──加州如何在回应民间进步左翼风潮的呼声下，同时又以留着这班精英的头脑和财富之间拿捏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