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官的大秘们最终都是什么结局？

中共高官的大秘们最终都是什么结局？

　　临近年底，原中共甘肃省委专职副书记孙伟（1961年12月出生）终于“卡点”过关，升任湖北省政协党组书记（接替黄楚平湖北政协主席一职），成为在大秘的行列之中跻身正部级的官员之一。

　　原中共甘肃省委专职副书记孙伟升任湖北省政协党组书记

　　　三大副部级秘书外放后晋升缓慢

　　孙伟与李炳军（原江西省委专职副书记的李炳军，已升任贵州省长）、李军（现任海南省委专职副书记）并称当年外放地方的“三大副部级秘书”。除孙伟外，李炳军为原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秘书，李军为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的秘书。

　　孙伟早年与李炳军同在国办二局供职。从2000年6月份，孙伟开始担任时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的秘书，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吴邦国升任排名第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时，孙伟被明确为正局级秘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吴邦国委员长办公室主任。2008年3月吴邦国连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孙伟得以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身份晋级副部。这比李炳军晚了一年，更比李军晚了至少4年。直到2011年吴邦国退休前两年，孙伟也得到机会“外放”山东。

　　而李炳军出生于1963年，早年在化工部工作，一直到出任部长办公室副主任。1991年6月李炳军调入国务院办公厅后一路拾级而上。中共官方资料并未公开过李炳军是从何时服务于朱镕基的，其公开简历显示直到2000年11月才任国务院办公厅正局级秘书（朱镕基办公室主任），不过其时朱镕基已在国务院任职将近10年。事实上，李炳军调入国办的时间几乎是与朱镕基1991年4月被增补为国务院副总理同时。

　　朱镕基卸任后，李炳军继续服务于朱镕基，直到2007年升任国务院办公厅副部级秘书，以朱镕基办公室主任的身份组织出版了多部朱镕基的著作。2013年李炳军结束国办22年的仕途生涯，得到一次“外放”江西出任副省长的机会，从此前途打开，2015年“入常”并兼任赣州市委书记，2018年则更进一步跻身江西省委专职副书记。

　　李炳军最先晋升正部级

　　多维新闻此前刊文称，3人仕途时序虽有参差，但是年龄相当、经历相似，其共性恰恰体现了一个中共前领导人秘书的正常轨迹。一般来说，他们靠近权力中枢，提拔晋级较早，李炳军、李军以及孙伟3人晋升副部级的时间分别为44岁、42岁和43岁——这相比大多数副部级官员来说动辄50岁以后晋升来说可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不过，也正是因此，他们缺乏到基层到地方积累政治资本的途径，因此晋升管道往往受限，非“外放”地方几乎别无他途。所以说，往往“少年得志”却总是起大早赶晚集，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其实，按中共官场潜规则，副部级官员如果有机会晋级，其晋升正部级大约需要10年左右时间，而这3人则在副部级职位上分别徘徊了13年、17年和17年了。

　　这3人，率先打破沉闷局面的是李炳军。2020年11月，贵州党政主官齐换帅，少数民族女官员谌贻琴升任贵州省委书记，而李炳军则跨省顺位接班，终于跻身一方一线诸侯。

　　相对来说，孙伟在3人中年龄最长，与李炳军相差两岁，而这两岁却可能造成仕途的云泥之别。2021年12月，孙伟在刚好满60周岁的时间节点再度跨省，终于在二线岗位解决了正部级待遇问题，算是“卡点”延续了5年的政治生命。

　　尽管省级政协主席仅是一个二线的闲差，但能够在最后的仕途周期里得以跨进正部级行列的毕竟凤毛麟角，“折”在这一门槛的人实在不胜枚举，而高层前秘书又能如何？推力往往只能帮助他们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更好的起点，却很难决定他们能走多远。

　　比如，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两任大秘丘小雄、项兆伦，分别止步于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文化部副部长任上。

　　李军仍在海南省副省级位置上徘徊

　　目前，3名副部级秘书之中，仅李军一人有悬念。现任海南省委专职副书记李军（生于1962年），其仕途经历与李炳军颇多类似。早年，李军也先在国务院部委入仕，一直到出任文化部市场局副处长。与李炳军调入国办秘书局相对，1990年李军调入中办调研室。其时李瑞环刚刚在六四事件后调入北京不久，成为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其后，从1993年开始，李瑞环连任两届全国政协主席。据称，李军一直奉命负责保障李瑞环。

　　2003年年初李瑞环卸任，李军随即于当年夏天“外放”贵州担任省长助理。李军此后的仕途经历曾一度快于李炳军，他2004年底“入常”兼任贵州省委宣传部长，3年后主政省会贵阳，当2013年李炳军南下江西时，其已然晋级贵州省委专职副书记。不过，随即李军亦迎来仕途天花板。2016年他转战海南，但仍然属于原地踏步，至今可以已经当了7年的地方省委专职副书记。

　　按惯例，2022年上半年海南会召开地方党代会，届时年近六旬的李军必然要面临不再提名“入常”的形势，中共可能会给这样一个老资格副部级官员一个“安慰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