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在“平安中国”，每个女性都可能沦为女奴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大数据时代的“上海红楼案”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日，上海高院以“组织和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及“强奸罪、诈骗罪、组织卖淫罪”等多项罪名，终审判处赵富强死缓并限制减刑；其余三十七名同案犯，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至二十年不等。
现实生活中的“上海小红楼案”，比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中的情节还要骇人听闻。该案主角是江苏泰兴的乡下人、小裁缝出身的赵富强，虽出身卑微，到上海之后在短短数年间崛起为一方枭雄，黑白通吃，比昔日黄金荣、杜月笙的故事还要幽微曲折。他买下杨浦区许昌路一栋六层楼房，命名为创富大厦，此建筑距离杨浦区政府、杨浦区妇女联合会约两百米。他堂而皇之地在此处囚禁数百名女子，强迫她们卖淫，并向各级官员提供性贿赂。此处被称为“小红楼”，比起当年远华走私案中赖昌星的红楼来，可谓鸟枪换炮、更上层楼。
赵富强被绳之以法，但该案远未画上句号。人们不禁要追问：在熙来攘往的闹市区，长达数年几乎全公开的、成规模的非法拘禁、卖淫活动，为何当地警方竟然发现不了？赵富强作恶的时间如此之长，范围如此之广，受害人超过千人，得有多大的保护网才能罩着他？这张网是由多少人、哪些人编织而成的？来此消费娱乐、欲仙欲死的，有哪些达官贵人？在一个钢琴家个人付费嫖娼都会被举国声讨、批倒批臭的国度，为什么那些免费嫖娼的官员的名字却深藏不露？
充当赵富强帮凶和保护伞的人士中，只有极少数基层官员受到惩罚：杨浦区政法委书记卢焱、杨浦区法院党组书记任涌飞、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殷走路派出所所长胡程浩、工商局杨浦分局江浦工商所副所长冯伯平、长白新村派出所副所长孙震东……。耐人寻味的是，这些人当中，级别最高的只是正处级，其他全部为科级。以他们的地位看来，能让赵富强为非作歹这么多年吗？
在该案判决结果公布前夕，中国的微博上一度热转“上海小红楼”的消息，但很快就被封杀得一干二淨。评论区只剩下少数几则留言：“六亿流量说不见就不见了”、“有点悲哀，讨论这个案件违反哪一条法律了”。更让人悲哀的是上海媒体的集体沉默——上海没有一家官方媒体和主流媒体乃至自媒体发出声音来。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该案背后一定隐藏着位高权重的人物，至少是上海的市级官员，才有彻底封杀媒体和网路的大权。坊间流传，上海市委常委、市府常务副市长陈寅，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机关党工委书记诸葛宇杰，上海市政协副主席金兴明等人都与该案有关，他们都毫发无损、全身而退。
在中共引以为豪的大数据时代，警方对民间的一举一动无不明察秋毫，像赵富强这样闹出如此大阵仗的人物，当局怎么可能一无所知？我的一位上海的脸书朋友贴出一则拍案惊奇：“最近听到一个新概念，正在实施大数据扫黄，说的是如果一个二十五至于三十岁的职业不明确的女性，常在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三点收到定额转账，比如四百九十八、五百九十八、六百九十八等，并且收款地点都在酒店或附近，大数据就会锁定这个女性，认为她在卖淫；同时也会锁定所有给她转过账的人，等待他们的将是闪亮的银手镯。刚才我朋友给我发了一个红包让我给猫买零食，我点了就后悔了，这个金额太可疑了，我可不想被定义为卖淫群体，关键是价格还这么低，气死我了。”那么，不难推测，大数据偏偏放过赵富强和“小红楼”，一定是身居高位者将其划为一块“不得妄言”的飞地。
上海有平安吗？中国有平安吗？
一位受害人之母所描述的上海“小红楼”中的一个房间（baixuwag.com）
在赵富强的诸多身份中，有一个身份最引人瞩目：他是拥有上海电视台“法治天地”频道《平安上海》栏目运营权的上海万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股东。
二零一二年，上海开始建设“平安上海”；二零一六年月，《平安上海》电视栏目正式播出；二零一七年二月，中共十九大换届之际，市委书记韩正出席“平安上海”建设推进大会，并以此为政绩之一，风光晋升政治局常委。就在同一个时间节点上，黑社会头目赵富强接手《平安上海》栏目。这绝非巧合。宣传部重点打造的电视栏目的股东身份，让赵富强由黑转红，俨然就是得到官方背书的党国喉舌，他由此与警察和政法系统打得火热、亲如一家。在此期间，即便韩正没有跟赵富强有过正式接触，但韩正跟赵富强无疑是同类，残民以逞的本质一模一样，只是位阶有差而已。韩正的发迹史，与赵富强的发迹史，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再推而广之，毛泽东的发迹史、习近平的发迹史，不也充满斑斑劣迹、血腥扑鼻吗？
上海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从眼目可及的高楼大厦、高速公路、高铁、地铁等硬件来衡量，纽约、伦敦和巴黎统统甘拜下风。但是，硬件的富丽堂皇，掩饰不了骨子里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在中共治下，上海是最左的城市，文革时代的“四人帮”大都从上海起家，改革开放时代的“上海帮”更是谎话连篇且富可敌国。
在上海这座光鲜亮丽的城市中生活的普通人，有平安吗？过去，人们大都认为，因被拐卖、被胁迫而卖身的大都是乡下女子，她们是党国眼中可忽略不计的“低端人口”。然而，在“上海小红楼案”中，很多受害者却是高端人口、中产阶级，甚至还有海归留学生。
向中央扫黑督导组举报该案的舞蹈老师崔茜，本来马上要去韩国留学，只是想找份临时工作存点钱，却被赵富强相中，沦为性奴隶。因为拥有上海户口，赵富强拿着她的户口本复印件去民政局办理“结婚”手续，全程无需本人到场。赵富强一路打点妥当，畅通无阻。“被结婚”后的崔茜一直被软禁，取卵代孕，直到生下赵富强的私生子，还上了上海户口。有人说，上海户口价值数百万人民币；也有人说，上海人是中国唯一的城里人，上海之外的所有人都是乡下人。可是，拥有上海户口没有让崔茜免于受害。
留美海归陈倩看到招聘网上“运营专员”的招聘广告，只是参加了一次常规面试，就被软禁、强奸、拍照、接客，成为“陪睡专员”。终于有了一次去银行取钱的机会，她找机会报了警。她的原话是：“赵富强在创富大厦圈养无辜女性卖卵、为政府官员提供小姐。”但这么一个惊天大案，公安机关竟然以“家庭纠纷”为由撤案。陈倩逃跑失败，遭到毒打，被绑在手术台上强行摘取卵子，腹腔积液九死一生，最后失去生育能力。
文革时代，共产党伪造“收租院”的故事，将刘文彩的地主庄园描述成暗无天日的魔窟。然而，赵富强与共产党官员们相见欢的“小红楼”才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魔窟。我小时候看过一部名为《女奴》的巴西电视连续剧，为剧中身为女奴的主人公的悲惨命运喟叹不已；在今天号称人权状况五倍优于西方的中国，却有更多、更悲惨的女奴。很多人以为，只要不反抗中共的暴政，就可岁月静好、安居乐业。这个想法太过天真。受过高等教育乃至有出洋留学的经历，或身为上海或北京的中产阶级，皆不能保证享有基本的安全和自由。
圣经中说：“他们轻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是的，在上海没有平安，在中国也没有平安。整个上海就是一座人间地狱般的“小红楼”，整个中国就是一座自愿为奴的“大红楼”。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