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扭曲造就红顶商人，如何走出"盛宣怀困境"？

制度扭曲造就红顶商人，如何走出"盛宣怀困境"？

　　盛宣怀毕生追求事功，却成事不多。他是清末最了解商业、最懂经营、最能实干的人，晚清社会的新陈代谢太快了，盛宣怀却能坚持这么久。为了办事，盛宣怀不择手段、不顾良知，甚至主动把自己变成工具人，可还是没能发挥出工具的全部效能，由此形成的“盛宣怀困境”，并非单独的个案。这是时代悲剧，还是个人悲剧？恐怕会是一个长期争议的话题。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内阁，因内阁成员以皇族为主，被时人嘲讽为“皇族内阁”，使原本支持君主立宪制的立宪派倒向革命派。当年11月1日，皇族内阁便倒台。该内阁只有4名汉人，盛宣怀位列其中，这是他一生政治的最高峰。

　　“假如大清朝有十个盛宣怀，就能办成数十件实业，那将会多好？可惜天下人都看到了，当盛宣怀太吃亏、太吃苦了，人人引以为戒，竟然没一人肯步盛宣怀的后尘。”（原文为：试问天下十个盛杏荪，实业便有数十件。可惜天下人才莫不鉴其吃亏，苦太甚，俱各援以为戒，竟无一人肯步其后尘。）

　　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底，力图政治上复出的盛宣怀迟迟没等到敕令，在给亲家孙宝琦（时任山东巡抚）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这一年，盛宣怀已66岁。

　　在以往历史书写中，盛宣怀堪称负面多多：因派系之争，逼死胡雪岩；为抢办中国第一家银行，将容闳排挤出局；长期把持轮船招商局，被几乎同时起步的日本(专题)航运甩在后面……在盛宣怀身上，被贴上官商、贪污、狡诈、愚昧、好色、窝里斗等标签。1911年1月，重新被清政府启用后的盛宣怀力推“铁路国有令”，引发“四川保路运动”，进而发展成辛亥革命。在《清史稿》中，称盛宣怀是“侵权违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

　　然而，重叠的标签之下，两事难解：

　　首先，在相当时期，“洋务运动”创办的企业全线亏损，只有盛宣怀主持的企业能盈利，盛宣怀的秘诀是什么？（其实，盛宣怀早期试办的湖北广济兴国煤铁矿，也以亏损告终。）

　　其次，盛宣怀科场失意，1872年8月，他已有知府荣衔，“赏二品花翎顶戴”，依然未能通过乡试。以秀才出身，后来竟成邮传大臣、跻身“皇族内阁”，在同代人中绝无。盛宣怀几番陷入低谷，为什么能屡屡东山再起？

　　解释困境，因以往研究多聚焦于盛宣怀在“洋务”上的作为，忽略了他在“赈务”上的作为，而后者才是盛宣怀赢得权力的根本——通过“赈务”，盛宣怀与“江南义赈集团”建立了紧密联系，从而打通了获取民间资本的渠道，掌握了民间融资的方法，得到一大批有经营能力的人才。

　　盛宣怀在官场资源之外，意外找到了“江南义赈集团”这一社会资源，所以他能出入政坛，游刃有余。作为李鸿章曾经的幕僚，李在甲午战争后失势，盛宣怀所受影响不大，反而把张之洞玩弄于股掌之间。然而，资源构成的二重性也决定了，一旦无法平衡二者利益，盛宣怀就会落入低谷。结果是：欲谋事功，却屡屡遇挫，回望一生，败事反多于成事。

　　清末重经世致用，却始终未建起有效的游戏规则，经世不成，致用亦无用。随着清朝灭亡，盛宣怀的家财被各方争夺，主政者今天承诺、明天推翻，只有甘当替罪羊，盛宣怀才勉强保住部分家产。

　　为什么入局者注定会成为失败者？为什么太多奋斗被清零？为什么总是在跳，而非奔跑？如何才能突破宿命般的循环伤害……以此读朱浒先生的《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令人拍案，全书钩沉细密、振聋发聩、寄托深重，堪称2021年最不应错过的一部力作。

　　朱浒，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常务副院长、清史研究所所长等。代表作为《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民胞物与：中国近代义赈，1876-1912》等。

　　办事不力，被李鸿章一顿臭骂

　　“早岁服官，尽瘁国事，历四十余载，劳苦忧患，百折不移。平生最致力者，实业而外，唯振灾（今一般写为赈，当时也称振灾）一事。”这是盛宣怀去世后，第5子盛重颐在《行述》（生平概略﹑履历称行述，又称行状）中写下的话，“实业”“赈灾”并举，视为盛宣怀平生两大事，但后人谈盛宣怀，于“赈灾”往往一笔带过。

　　可盛宣怀只是秀才，他是怎么上位的呢？

　　盛宣怀在银行业、教育业、采矿业方面有建树，并把西方的先进技术引进中国，后世之人将他誉为“中国商业之父”。

　　盛宣怀的父亲盛康是进士，以善理财著称，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被派往江南大营帮办粮台，湘军名将胡林翼曾“以全省（指湖北）厘政委之”，后改办盐务，为清军筹军费。有这层关系，同治九年（1870年），26岁的盛宣怀得入李鸿章幕。

　　不过，李鸿章初期不太重视盛宣怀，甚至刚升任直隶总督时，能否带盛宣怀赴任，都成问题。李鸿章一度将盛宣怀等三人转到刘铭传的幕中，准备以后再收回来。不料刘铭传被贬，先去的二人从此政坛无闻，恰好此时（1871年），永定河发生水灾，“京津一带迫切需米，可是沙船因已凋敝，无力承担运输任务”，李鸿章建议用兵船运米，临时留盛宣怀主持此事。

　　在赈灾过程中，盛宣怀表现出色，得李鸿章信任。其中一个原因是：清廷赈灾资金不足，无力给灾民置冬衣，李鸿章只好动员民间捐款，盛宣怀的父亲盛康捐了2万件棉衣，是捐助最多的人之一。

　　筹办轮船招商局时，李鸿章让盛宣怀参与其中，但盛宣怀被架空，未发挥实际作用。1876年，李鸿章又派盛宣怀去办理湖北煤铁矿物。

　　此前“洋务运动”的目标只“求强”，多是军器工厂，无法盈利，此时李鸿章转向“求富”，在1870年代上半期，相继开办了多家近代工厂，可这些厂全部亏损。

　　一方面，缺乏合格的经理人，早期多用官僚，无法适应市场，后改用旅沪的广东买办（如唐廷枢、徐润等），他们会经营，却没融资能力。李鸿章的算盘是：政府投资办厂，吸纳民间股份，产品以自用为主，兼顾市场。可广东买办名声不佳，江南社会中人多抵触，甚至在《申报》上大搞地域攻击，称“香山（指广东商人）既多寡廉鲜耻之人”。所以广东买办很难从民间招股，吸纳不了太多资金，李鸿章的摊子铺得又太大，很快陷入资金紧张中。

　　另一方面，李鸿章之所以能办洋务，因为他挪用了政府经费，这些非制度的拨款无持续性。比如派盛宣怀办理湖北煤铁矿物，李鸿章给的是直隶练兵之饷，共20万串（折合12万两白银）。初入商界的盛宣怀哪知道，靠他当师爷修炼的谨慎、琐碎、勤恳等，只能败事，在成功地把钱花光后，再去找李鸿章要，遭到一顿怒斥：“前办武穴煤矿数年，既无丝毫成效,反多亏累官帑。此次开采荆煤，未几交金董接手，皆官气太重，事不躬亲，一任司事含混滋弊……实属办理荒谬。”

　　李鸿章和盛宣怀翻脸，因到1870年代下半期，所办各厂全线亏损，加上1875—1878年，华北地区爆发了特大旱灾饥荒，即“丁戊奇荒”（高峰在1877年和1878年，1877年是丁丑年，1878年是戊寅年，合称丁戊），致1000多万人饿死，2000多万灾民逃荒，被称为“二百年未有之灾”。

　　从1876年到1878年，仅山东、山西、直隶、河南、陕西等北方五省遭受旱灾的州县共955个，受灾居民人数估计在1.6亿—2亿左右，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丁戊奇荒却为盛宣怀上位提供了机会。图为当时西方媒体刊登的灾荒漫画。

　　当时清廷有两大财政负担，一是左宗棠在西北用兵，二是李鸿章主持的北洋海防建设。这涉及当时“海防”与“塞防”之争，前者以李鸿章为代表，后者以左宗棠为代表。从资历上看，李远不如左。从大陆国家的视野看，整体缺乏海洋意识，时人多认为“海防则虑在久远，饥民则患在目前”，应该优先裁撤海防经费。清廷虽未表态，但在筹集赈灾款时，不减左宗棠的经费，却给李鸿章以巨大压力，后来甲午海战之败，肇始于此。

　　左宗棠经费不济时，清廷允许他借外债，总共借了1550多万两，每年利息便达70多万两，其中675万两贷款恰好是在“丁戊奇荒”最高峰年所借。李鸿章想借外债“三四百万两”买新军舰，被清廷拒绝。此外，在科道官员轮番参奏下，李鸿章先后从海防经费中拨解了七十万两充当赈款。

　　局势如此逼仄，李鸿章自然会把邪火撒在办事不力的盛宣怀头上。得罪了幕主，盛宣怀的政治生涯似乎已画上句号。吊诡的是，“丁戊奇荒”救了盛宣怀——李鸿章缺办赈人才，只能继续重用盛宣怀。

　　办洋务的水平突然升级

　　在办赈中，盛宣怀较勤勉。甚至受灾村庄“疫病相染”时，“绅董同去者足皆不肯入户，谓秽气所蒸，疫易传染”，盛宣怀却“以身先入”，“盖毕生喘疾所由萌芽也”。

　　在充分调查基础上，盛宣怀提出“以工代赈”的方案——他认为，河北献县“男妇向皆能织”，如政府投资买他们织的布匹，运到其他地方销售，可补赈灾款不足。此举被李鸿章赞为“养民不若令民自养”。

　　办赈期间，盛宣怀接触了江南善士李金镛，他是晚清新型义赈活动的创始人之一，被李鸿章临时找来帮忙，他早年参加过淮军，和盛宣怀的父亲盛康也认识。通过与李金镛共事，盛宣怀意识到“江南义赈集团”的力量。在丁戊奇荒的4年多时间里，“江南义赈集团”共向灾区发放了100万两赈银。1879年，盛宣怀在上海又结识了经元善、谢家福、郑观应（他是旅沪的广东买办，但与“江南义赈集团”往来密切）等义赈领袖。

　　李金镛早年随父经商，后赴上海经商，因多次倡导义捐赈灾，后被清政府任命为吉林府第一任知府。光绪十三年（1887年），受李鸿章推荐，调往黑龙江筹建漠河金矿，开官督商办金矿之先例，缓解了清政府当时的国库困难。

　　“江南义赈集团”崛起，源于晚清国门被打开后，逐渐形成近代绅商阶级。在传统“四民社会”（士、农、工、商）中，商人的社会地位最低，可口岸城市崛起后，他们的实力大增，成了社会的中坚，走向亦绅亦商。许多绅商出身于乡村，坚守传统文化；与此同时，他们懂经营、善操作，比较了解世界。此外，他们深受洋商压力，极具民族主义情怀。通过组织义赈，他们获得了很强的组织能力和很高的公众美誉度，足以一呼百应。

　　1877年到1880年，义赈放款资金至少是93万两。其实，义赈所收到捐款中，单笔数量超过五十两以上的款项都很少，多是零零碎碎的小额捐助，可见“江南义赈集团”组织能力之强。

　　绅商是新兴的社会力量，当时官僚与他们接触较少，盛宣怀成了他们获取权力资源的重要渠道。有了“江南义赈集团”的绅商支持，“丁戊奇荒”结束后，盛宣怀办洋务的水平迅速升级。

　　比如办织布局，在经元善的帮助下，招商章程刚发布一个月，民间认购股金即达30多万两，不久又增至50万两，超过原计划的40万两，退还多出来的股金，许多人竟不肯收。

　　再如办电报局，在修好第一条电报线路后，于1882年在上海招商，一个月内，股价就上涨了15%。

　　当时民间资金不愿入股官督商办企业，“根本原因是对官方不信任，就怕官方专断独行，遭受损失”。有“江南义赈集团”帮助，盛宣怀轻松突破瓶颈。

　　在招收民股过程中，江南义赈的善士们不仅出钱、出关系，还出方法，比如在报纸上打招商广告、定期公开账目、操作透明、责权利分明等，甚至招收民股的章程都抄自劝赈章程。

　　许多“江南义赈集团”的绅商在盛宣怀的企业中担任高层管理职务，比如电报局上海分局，即由郑观应执掌。电报局在1882年时的营业额是6.1万两，1886年时则达41万两，成为当时经营状况最好的洋务企业。盛宣怀主持轮船招商局时，也靠谢家福助力，将马建忠排挤出局。盛宣怀曾说：“吾侪数人以赈务始，相期并不仅以电务终，道义之交，甘苦与共。”

　　郑观应虽出身买办，但和“江南义赈集团”关系密切，后成盛宣怀的班底。

　　与“江南义赈集团”合作，让盛宣怀成功渡过了“甲午之败”危机。

　　甲午战争期间，直隶、奉天爆发严重灾荒。直隶总督王文韶无奈，只好向全国20多位督抚发电报求捐，几无所获，却给了盛宣怀转投王文韶以机会。甲午战争后，湖南、湖北亦发生灾荒，在王文韶的请求下，盛宣怀只救湖南（王文韶与主政湖南的官员有旧），不救湖北，令张之洞不快。

　　清廷追责“甲午之败”时，盛宣怀差点倒台。当时科道人员称：“至盛宣怀直一牟利无耻之小人耳，其恶迹罄竹难书……第李鸿章引为心腹，公财私财悉付其手，所有招商、电报、机器等局，以及南漕、税务、买洋械、借洋款，利权皆彼所独揽，一年所入，何啻巨万！”

　　直到这时，才能看出办洋务的成本之高——表面看，洋务企业拿到资金容易，政府会直接投钱，可实际上，经营者将从此背上道德负担，终生被指摘，其成本远比想象的要高。一入李鸿章幕，便算浊流，永负贪墨之名。清廷有需要，可以随时从企业拿钱（美名曰报效），完全不考虑企业实际情况。一出问题，经营者必须担责，只要“民愤”大，不论真假，也必须付代价。

　　甚至有人弹劾盛宣怀说：“此次军务之坏，罪由李鸿章……则实由于盛宣怀、胡橘棻左右扶持。”

　　李鸿章失势后，盛宣怀投靠王文韶，成功躲过了风波。

　　在王文韶帮助下，盛宣怀不退反进，甚至利用张之洞的湖北枪炮厂亏损之机，用“空手套白狼”的方法，把张之洞的汉阳铁厂拿下，还趁机办了中国通商银行。

　　没想到袁世凯下山摘桃

　　李鸿章失势后，盛宣怀在几大政治集团中游刃有余，可他依赖的“江南义赈集团”本身却出了问题。

　　甲午战后，制度变革的呼声骤起，康有为的影响力迅速提升，张之洞、李鸿章等政治集团都试图与康梁建立联系，康有为也试图拉拢“江南义赈集团”，但绅商多持观望态度。经元善曾说：“觉维新气势太骤，虽未悉都门措施机宜，而在外谈新学者，不免才高意广，不求平实，殊抱杞人之忧。”

　　“江南义赈集团”最大期望是在上海办商务局，以绅商为主体，形成一个稳定的机制，协调中外贸易合作，促进商业发展。

　　该意见被康有为传达到清廷后，得到高层重视，令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迅速办理。没想到，刘坤一虽属洋务派，观念却陈旧，商务局变成了新衙门，绅商只有建议权。当时媒体怒批：“无如行之数年，敷衍如故，隔阂如故，徒糜无数之赀财，曾无丝毫之裨益……依然官自官，商自商，而于整顿商务之端，仍如隔十重云雾”。

　　湘军名将刘坤一是”东南互保“协议最早的倡议者之一，庚子之变后，提出兴学育才、整顿朝政、兼采西法等主张，多为清廷采纳，成为清末新政的蓝本。可他却在办理商务局时，体现出保守的一面。

　　列强也很不满，称：“不似中国商务局，派一候补官员，与商民全属隔阂，有其名而无其实也。”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有废光绪皇帝之意。经元善忍无可忍，领衔发了一份全国通电，表示：“奏请皇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共1231人联署。

　　此举令清廷震怒，高层第一次意识到，绅商群体已能威胁自己的统治，发上谕称：

　　乃有上海电报局总办委员、候补知府经元善胆敢纠众千余人，电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危词要挟。论其居心，与叛逆何异？正在查拿间，闻经元善即于二十八日挈眷潜逃，难保非有人暗通消息，唆使远遁。盛宣怀督办各省电报，受国厚恩，经元善为多年任用之人，自必熟其踪迹，著勒限一个月，将经元善交出治罪，以伸国法而靖人心。傥不认真查拿，一经畏罪远飏，定惟盛宣怀是问。

　　高层判断很准确，盛宣怀确实与经元善“暗通消息”，并“唆使远遁”（经元善逃到了澳门）。盛宣怀还自作聪明，称经元善“亏挪公款三万七千余元”，所以畏罪潜逃。没想到高层一眼看透其中“猫腻”，命令盛宣怀个人赔付“三万七千余元”，并下令，到期抓不到经元善，就拿盛宣怀开刀。

　　在此压力下，盛宣怀虚伪的一面暴露了出来，他转而引诱经元善回上海。听说经元善逃到香港(专题)，盛宣怀立刻给李鸿章发电报，要求：“就近派员缉访，如果在港，拟由电局出名控其侵挪，或可拿到。”在清政府压力下，澳门当局逮捕了经元善，引起媒体大哗，澳门当局忌惮舆情，迟迟不肯把经元善交给清廷。很快，经元善也猜出了盛宣怀扮演的角色。

　　甲午战争后，旧式绅商日渐转化为新式绅商，他们意识到，真正限制大清进步的是落后的管理制度，他们希望通过与清廷合作，加以改善，可结果是，清廷对他们始终不放心。经元善等稍有不同意见，清廷立刻采取雷霆手段，连盛宣怀这样似乎“开明”的官员，也突然变脸，这让绅商们渐与清廷离心离德。“江南义赈集团”与盛宣怀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松动。

　　幸亏义和团运动爆发，清廷无力再追问盛宣怀，他再次躲过灭顶之灾。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西逃后，陕西等地爆发饥荒，“江南义赈集团”再度伸出援手，可慈禧回京后，开始“新政”，盛宣怀反被排挤出局，因袁世凯与庆亲王独揽大权，袁世凯早已觊觎盛宣怀手中的那些“养肥”了的公司，它们一个个被袁家掌控。

　　事实证明，优游于政商之间只是一个梦。当产权不明晰时，盛宣怀经营得再好、实力再强、清廷再需要，权力仍随时能将他的一切都收走。

　　宣统（即末代皇帝溥仪）登基后，摄政王载沣（溥仪的父亲）将袁世凯排挤出局，盛宣怀有了重新被重用的机会。1910年底，盛宣怀被任命为大清邮传部尚书。

　　上任后，盛宣怀力推铁路收归国有，因清末民办铁路多年，成绩太差，虽然从民间融资较顺利，“一时大绅富商咸以倡办本省铁路为惟一大事，如风气潮涌蔓延全国焉”“倡优乞丐亦相率入股”，可地方融资后，主持者多将钱拿到上海股市求利，并在清末“上海股灾”中亏损严重。清廷赎买民办铁路，必先查账目，则此前亏损将被暴露。部分经手人为推卸责任，煽动百姓闹事，借口是盛宣怀借洋债修铁路，是出卖国家主权。

　　当时川汉铁路公司的股票。

　　盛宣怀的想法在商业上也许有合理处，但清末统治集团屡屡错过变革机会，已得罪了几乎所有社会阶层，在政策上再做如此大的变动，实属自求速亡。“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辛亥革命又给清廷致命一击。在清廷主持的资政院中，盛宣怀成了众矢之的，一片“非将盛大臣明正典刑，无以服人心而平乱事”“非诛盛宣怀不足以谢天下”“罪尤不可胜诛”之声。

　　清廷顺水推舟，于10月24日发布谕旨：“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似乎晚清几十年所有错误，都是盛宣怀一人所为，可此前一错再错，谁来担责呢？清朝真的是亡于盛宣怀一人？

　　盛宣怀因谤满天下，举家逃到日本，清帝退位后，革命军第一时间接管了盛家资产。盛宣怀与革命军接洽，希望收回家产，毕竟很多贪官、恶霸的资产，都能要回来。出乎盛宣怀预料，孙中山、黄兴也在找他，因临时政府财政困难，希望以汉冶萍公司为代价，向日本借巨款，汉冶萍公司原在盛宣怀名下，他出面去谈，日本人容易相信。

　　盛宣怀在日本期间拍的照片，前排左四是盛宣怀。

　　盛宣怀趁机提出了收回家产的问题，孙中山爽快地表示：“民国于盛并无恶感情，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动产已用去者，恐难追回，不动产可承认发还。若回华，可任保护。”

　　怕盛宣怀工作没动力，陆军总长黄兴又给他去信说：“请勿观望……否则民国政府对于执事（盛宣怀）之财产将发没收命令也。”

　　有承诺有催促，盛宣怀没其他选择，只好与日方接洽，双方签订了合办汉冶萍公司草约，没想到，相关消息被媒体所知，认为是卖国之举，致舆论哗然。媒体提出：“查盛宣怀阴柔奸诈，才足济奸，凡以上所云汉冶萍公司成案，均其一手所规定。”认为“惟有处以最激之办法”，其中一条是“盛宣怀所有私产概行充公”。

　　临时政府怕激起民变，给盛宣怀打电报，称草约作废，并要求盛宣怀对外说是自己个人操作，不要透露是帮临时政府谈判。盛宣怀愤怒地说：“此语蛮不讲理。”在致友人吕幼舲的信中，盛宣怀“共和攘力甚于专制”。

　　盛宣怀一度准备将全部联系电报公开，让天下人看到真相，可能在临时政府中人的劝说下，最终打消了此念。辛亥革命后，江浙出现灾情，临时政府无力救助，盛宣怀再度参与了赈务，盛家部分产业被发还。

　　盛宣怀毕生追求事功，却成事不多。他是清末最了解商业、最懂经营、最能实干的人，晚清社会的新陈代谢太快了，盛宣怀却能坚持这么久。为了办事，盛宣怀不择手段、不顾良知，甚至主动把自己变成工具人，可还是没能发挥出工具的全部效能，由此形成的“盛宣怀困境”，并非单独的个案。这是时代悲剧，还是个人悲剧？恐怕会是一个长期争议的话题。

　　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去世，临终前向管家交待了“保家之策”：

　　医生以我病无药可救，嘱我预为吩咐。我之遗嘱早经办好，但未完全，将来家产应有进项，作十分开折（应为拆），以五份留作善举，五份分给五房。如有不遵者，你可举我遗命，诰诫责备。*

　　盛宣怀留下家产折合白银1350万两，1927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多次对它打过主意，但根据遗嘱，一半是慈善基金。盛宣怀相信，这能保证财产安全。当产权不受尊重时，他耍了最后一个小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