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APP | 繁體版 | 发布广告 |常用工具

制度扭曲造就红顶商人,如何走出"盛宣怀困境"?

京港台:2022-1-8 23:58| 来源:燕京书评 | 评论( 1 )  | 我来说几句


制度扭曲造就红顶商人,如何走出"盛宣怀困境"?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盛宣怀毕生追求事功,却成事不多。他是清末最了解商业、最懂经营、最能实干的人,晚清社会的新陈代谢太快了,盛宣怀却能坚持这么久。为了办事,盛宣怀不择手段、不顾良知,甚至主动把自己变成工具人,可还是没能发挥出工具的全部效能,由此形成的“盛宣怀困境”,并非单独的个案。这是时代悲剧,还是个人悲剧?恐怕会是一个长期争议的话题。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内阁,因内阁成员以皇族为主,被时人嘲讽为“皇族内阁”,使原本支持君主立宪制的立宪派倒向革命派。当年11月1日,皇族内阁便倒台。该内阁只有4名汉人,盛宣怀位列其中,这是他一生政治的最高峰。

  “假如大清朝有十个盛宣怀,就能办成数十件实业,那将会多好?可惜天下人都看到了,当盛宣怀太吃亏、太吃苦了,人人引以为戒,竟然没一人肯步盛宣怀的后尘。”(原文为:试问天下十个盛杏荪,实业便有数十件。可惜天下人才莫不鉴其吃亏,苦太甚,俱各援以为戒,竟无一人肯步其后尘。)

  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底,力图政治上复出的盛宣怀迟迟没等到敕令,在给亲家孙宝琦(时任山东巡抚)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这一年,盛宣怀已66岁。

  在以往历史书写中,盛宣怀堪称负面多多:因派系之争,逼死胡雪岩;为抢办中国第一家银行,将容闳排挤出局;长期把持轮船招商局,被几乎同时起步的日本(专题)航运甩在后面……在盛宣怀身上,被贴上官商、贪污、狡诈、愚昧、好色、窝里斗等标签。1911年1月,重新被清政府启用后的盛宣怀力推“铁路国有令”,引发“四川保路运动”,进而发展成辛亥革命。在《清史稿》中,称盛宣怀是“侵权违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

  然而,重叠的标签之下,两事难解:

  首先,在相当时期,“洋务运动”创办的企业全线亏损,只有盛宣怀主持的企业能盈利,盛宣怀的秘诀是什么?(其实,盛宣怀早期试办的湖北广济兴国煤铁矿,也以亏损告终。)

  其次,盛宣怀科场失意,1872年8月,他已有知府荣衔,“赏二品花翎顶戴”,依然未能通过乡试。以秀才出身,后来竟成邮传大臣、跻身“皇族内阁”,在同代人中绝无。盛宣怀几番陷入低谷,为什么能屡屡东山再起?

  解释困境,因以往研究多聚焦于盛宣怀在“洋务”上的作为,忽略了他在“赈务”上的作为,而后者才是盛宣怀赢得权力的根本——通过“赈务”,盛宣怀与“江南义赈集团”建立了紧密联系,从而打通了获取民间资本的渠道,掌握了民间融资的方法,得到一大批有经营能力的人才。

  盛宣怀在官场资源之外,意外找到了“江南义赈集团”这一社会资源,所以他能出入政坛,游刃有余。作为李鸿章曾经的幕僚,李在甲午战争后失势,盛宣怀所受影响不大,反而把张之洞玩弄于股掌之间。然而,资源构成的二重性也决定了,一旦无法平衡二者利益,盛宣怀就会落入低谷。结果是:欲谋事功,却屡屡遇挫,回望一生,败事反多于成事。

  清末重经世致用,却始终未建起有效的游戏规则,经世不成,致用亦无用。随着清朝灭亡,盛宣怀的家财被各方争夺,主政者今天承诺、明天推翻,只有甘当替罪羊,盛宣怀才勉强保住部分家产。

  为什么入局者注定会成为失败者?为什么太多奋斗被清零?为什么总是在跳,而非奔跑?如何才能突破宿命般的循环伤害……以此读朱浒先生的《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令人拍案,全书钩沉细密、振聋发聩、寄托深重,堪称2021年最不应错过的一部力作。

  

  朱浒,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常务副院长、清史研究所所长等。代表作为《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民胞物与:中国近代义赈,1876-1912》等。

  办事不力,被李鸿章一顿臭骂

  “早岁服官,尽瘁国事,历四十余载,劳苦忧患,百折不移。平生最致力者,实业而外,唯振灾(今一般写为赈,当时也称振灾)一事。”这是盛宣怀去世后,第5子盛重颐在《行述》(生平概略﹑履历称行述,又称行状)中写下的话,“实业”“赈灾”并举,视为盛宣怀平生两大事,但后人谈盛宣怀,于“赈灾”往往一笔带过。

  可盛宣怀只是秀才,他是怎么上位的呢?

  

  盛宣怀在银行业、教育业、采矿业方面有建树,并把西方的先进技术引进中国,后世之人将他誉为“中国商业之父”。

  盛宣怀的父亲盛康是进士,以善理财著称,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被派往江南大营帮办粮台,湘军名将胡林翼曾“以全省(指湖北)厘政委之”,后改办盐务,为清军筹军费。有这层关系,同治九年(1870年),26岁的盛宣怀得入李鸿章幕。

  不过,李鸿章初期不太重视盛宣怀,甚至刚升任直隶总督时,能否带盛宣怀赴任,都成问题。李鸿章一度将盛宣怀等三人转到刘铭传的幕中,准备以后再收回来。不料刘铭传被贬,先去的二人从此政坛无闻,恰好此时(1871年),永定河发生水灾,“京津一带迫切需米,可是沙船因已凋敝,无力承担运输任务”,李鸿章建议用兵船运米,临时留盛宣怀主持此事。

  在赈灾过程中,盛宣怀表现出色,得李鸿章信任。其中一个原因是:清廷赈灾资金不足,无力给灾民置冬衣,李鸿章只好动员民间捐款,盛宣怀的父亲盛康捐了2万件棉衣,是捐助最多的人之一。

  筹办轮船招商局时,李鸿章让盛宣怀参与其中,但盛宣怀被架空,未发挥实际作用。1876年,李鸿章又派盛宣怀去办理湖北煤铁矿物。

  此前“洋务运动”的目标只“求强”,多是军器工厂,无法盈利,此时李鸿章转向“求富”,在1870年代上半期,相继开办了多家近代工厂,可这些厂全部亏损。

  一方面,缺乏合格的经理人,早期多用官僚,无法适应市场,后改用旅沪的广东买办(如唐廷枢、徐润等),他们会经营,却没融资能力。李鸿章的算盘是:政府投资办厂,吸纳民间股份,产品以自用为主,兼顾市场。可广东买办名声不佳,江南社会中人多抵触,甚至在《申报》上大搞地域攻击,称“香山(指广东商人)既多寡廉鲜耻之人”。所以广东买办很难从民间招股,吸纳不了太多资金,李鸿章的摊子铺得又太大,很快陷入资金紧张中。

  另一方面,李鸿章之所以能办洋务,因为他挪用了政府经费,这些非制度的拨款无持续性。比如派盛宣怀办理湖北煤铁矿物,李鸿章给的是直隶练兵之饷,共20万串(折合12万两白银)。初入商界的盛宣怀哪知道,靠他当师爷修炼的谨慎、琐碎、勤恳等,只能败事,在成功地把钱花光后,再去找李鸿章要,遭到一顿怒斥:“前办武穴煤矿数年,既无丝毫成效,反多亏累官帑。此次开采荆煤,未几交金董接手,皆官气太重,事不躬亲,一任司事含混滋弊……实属办理荒谬。”

  李鸿章和盛宣怀翻脸,因到1870年代下半期,所办各厂全线亏损,加上1875—1878年,华北地区爆发了特大旱灾饥荒,即“丁戊奇荒”(高峰在1877年和1878年,1877年是丁丑年,1878年是戊寅年,合称丁戊),致1000多万人饿死,2000多万灾民逃荒,被称为“二百年未有之灾”。

  

  从1876年到1878年,仅山东、山西、直隶、河南、陕西等北方五省遭受旱灾的州县共955个,受灾居民人数估计在1.6亿—2亿左右,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丁戊奇荒却为盛宣怀上位提供了机会。图为当时西方媒体刊登的灾荒漫画。

  当时清廷有两大财政负担,一是左宗棠在西北用兵,二是李鸿章主持的北洋海防建设。这涉及当时“海防”与“塞防”之争,前者以李鸿章为代表,后者以左宗棠为代表。从资历上看,李远不如左。从大陆国家的视野看,整体缺乏海洋意识,时人多认为“海防则虑在久远,饥民则患在目前”,应该优先裁撤海防经费。清廷虽未表态,但在筹集赈灾款时,不减左宗棠的经费,却给李鸿章以巨大压力,后来甲午海战之败,肇始于此。

  左宗棠经费不济时,清廷允许他借外债,总共借了1550多万两,每年利息便达70多万两,其中675万两贷款恰好是在“丁戊奇荒”最高峰年所借。李鸿章想借外债“三四百万两”买新军舰,被清廷拒绝。此外,在科道官员轮番参奏下,李鸿章先后从海防经费中拨解了七十万两充当赈款。

  局势如此逼仄,李鸿章自然会把邪火撒在办事不力的盛宣怀头上。得罪了幕主,盛宣怀的政治生涯似乎已画上句号。吊诡的是,“丁戊奇荒”救了盛宣怀——李鸿章缺办赈人才,只能继续重用盛宣怀。

  办洋务的水平突然升级

  在办赈中,盛宣怀较勤勉。甚至受灾村庄“疫病相染”时,“绅董同去者足皆不肯入户,谓秽气所蒸,疫易传染”,盛宣怀却“以身先入”,“盖毕生喘疾所由萌芽也”。

  在充分调查基础上,盛宣怀提出“以工代赈”的方案——他认为,河北献县“男妇向皆能织”,如政府投资买他们织的布匹,运到其他地方销售,可补赈灾款不足。此举被李鸿章赞为“养民不若令民自养”。

  办赈期间,盛宣怀接触了江南善士李金镛,他是晚清新型义赈活动的创始人之一,被李鸿章临时找来帮忙,他早年参加过淮军,和盛宣怀的父亲盛康也认识。通过与李金镛共事,盛宣怀意识到“江南义赈集团”的力量。在丁戊奇荒的4年多时间里,“江南义赈集团”共向灾区发放了100万两赈银。1879年,盛宣怀在上海又结识了经元善、谢家福、郑观应(他是旅沪的广东买办,但与“江南义赈集团”往来密切)等义赈领袖。

  

  李金镛早年随父经商,后赴上海经商,因多次倡导义捐赈灾,后被清政府任命为吉林府第一任知府。光绪十三年(1887年),受李鸿章推荐,调往黑龙江筹建漠河金矿,开官督商办金矿之先例,缓解了清政府当时的国库困难。

  “江南义赈集团”崛起,源于晚清国门被打开后,逐渐形成近代绅商阶级。在传统“四民社会”(士、农、工、商)中,商人的社会地位最低,可口岸城市崛起后,他们的实力大增,成了社会的中坚,走向亦绅亦商。许多绅商出身于乡村,坚守传统文化;与此同时,他们懂经营、善操作,比较了解世界。此外,他们深受洋商压力,极具民族主义情怀。通过组织义赈,他们获得了很强的组织能力和很高的公众美誉度,足以一呼百应。

  1877年到1880年,义赈放款资金至少是93万两。其实,义赈所收到捐款中,单笔数量超过五十两以上的款项都很少,多是零零碎碎的小额捐助,可见“江南义赈集团”组织能力之强。

  绅商是新兴的社会力量,当时官僚与他们接触较少,盛宣怀成了他们获取权力资源的重要渠道。有了“江南义赈集团”的绅商支持,“丁戊奇荒”结束后,盛宣怀办洋务的水平迅速升级。

  比如办织布局,在经元善的帮助下,招商章程刚发布一个月,民间认购股金即达30多万两,不久又增至50万两,超过原计划的40万两,退还多出来的股金,许多人竟不肯收。

  再如办电报局,在修好第一条电报线路后,于1882年在上海招商,一个月内,股价就上涨了15%。

  当时民间资金不愿入股官督商办企业,“根本原因是对官方不信任,就怕官方专断独行,遭受损失”。有“江南义赈集团”帮助,盛宣怀轻松突破瓶颈。

  在招收民股过程中,江南义赈的善士们不仅出钱、出关系,还出方法,比如在报纸上打招商广告、定期公开账目、操作透明、责权利分明等,甚至招收民股的章程都抄自劝赈章程。

  许多“江南义赈集团”的绅商在盛宣怀的企业中担任高层管理职务,比如电报局上海分局,即由郑观应执掌。电报局在1882年时的营业额是6.1万两,1886年时则达41万两,成为当时经营状况最好的洋务企业。盛宣怀主持轮船招商局时,也靠谢家福助力,将马建忠排挤出局。盛宣怀曾说:“吾侪数人以赈务始,相期并不仅以电务终,道义之交,甘苦与共。”

  

  郑观应虽出身买办,但和“江南义赈集团”关系密切,后成盛宣怀的班底。

  与“江南义赈集团”合作,让盛宣怀成功渡过了“甲午之败”危机。

  甲午战争期间,直隶、奉天爆发严重灾荒。直隶总督王文韶无奈,只好向全国20多位督抚发电报求捐,几无所获,却给了盛宣怀转投王文韶以机会。甲午战争后,湖南、湖北亦发生灾荒,在王文韶的请求下,盛宣怀只救湖南(王文韶与主政湖南的官员有旧),不救湖北,令张之洞不快。

  清廷追责“甲午之败”时,盛宣怀差点倒台。当时科道人员称:“至盛宣怀直一牟利无耻之小人耳,其恶迹罄竹难书……第李鸿章引为心腹,公财私财悉付其手,所有招商、电报、机器等局,以及南漕、税务、买洋械、借洋款,利权皆彼所独揽,一年所入,何啻巨万!”

  直到这时,才能看出办洋务的成本之高——表面看,洋务企业拿到资金容易,政府会直接投钱,可实际上,经营者将从此背上道德负担,终生被指摘,其成本远比想象的要高。一入李鸿章幕,便算浊流,永负贪墨之名。清廷有需要,可以随时从企业拿钱(美名曰报效),完全不考虑企业实际情况。一出问题,经营者必须担责,只要“民愤”大,不论真假,也必须付代价。

  甚至有人弹劾盛宣怀说:“此次军务之坏,罪由李鸿章……则实由于盛宣怀、胡橘棻左右扶持。”

  

  李鸿章失势后,盛宣怀投靠王文韶,成功躲过了风波。

  在王文韶帮助下,盛宣怀不退反进,甚至利用张之洞的湖北枪炮厂亏损之机,用“空手套白狼”的方法,把张之洞的汉阳铁厂拿下,还趁机办了中国通商银行。

  没想到袁世凯下山摘桃

  李鸿章失势后,盛宣怀在几大政治集团中游刃有余,可他依赖的“江南义赈集团”本身却出了问题。

  甲午战后,制度变革的呼声骤起,康有为的影响力迅速提升,张之洞、李鸿章等政治集团都试图与康梁建立联系,康有为也试图拉拢“江南义赈集团”,但绅商多持观望态度。经元善曾说:“觉维新气势太骤,虽未悉都门措施机宜,而在外谈新学者,不免才高意广,不求平实,殊抱杞人之忧。”

  “江南义赈集团”最大期望是在上海办商务局,以绅商为主体,形成一个稳定的机制,协调中外贸易合作,促进商业发展。

  该意见被康有为传达到清廷后,得到高层重视,令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迅速办理。没想到,刘坤一虽属洋务派,观念却陈旧,商务局变成了新衙门,绅商只有建议权。当时媒体怒批:“无如行之数年,敷衍如故,隔阂如故,徒糜无数之赀财,曾无丝毫之裨益……依然官自官,商自商,而于整顿商务之端,仍如隔十重云雾”。

  

  湘军名将刘坤一是”东南互保“协议最早的倡议者之一,庚子之变后,提出兴学育才、整顿朝政、兼采西法等主张,多为清廷采纳,成为清末新政的蓝本。可他却在办理商务局时,体现出保守的一面。

  列强也很不满,称:“不似中国商务局,派一候补官员,与商民全属隔阂,有其名而无其实也。”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有废光绪皇帝之意。经元善忍无可忍,领衔发了一份全国通电,表示:“奏请皇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共1231人联署。

  此举令清廷震怒,高层第一次意识到,绅商群体已能威胁自己的统治,发上谕称:

  乃有上海电报局总办委员、候补知府经元善胆敢纠众千余人,电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危词要挟。论其居心,与叛逆何异?正在查拿间,闻经元善即于二十八日挈眷潜逃,难保非有人暗通消息,唆使远遁。盛宣怀督办各省电报,受国厚恩,经元善为多年任用之人,自必熟其踪迹,著勒限一个月,将经元善交出治罪,以伸国法而靖人心。傥不认真查拿,一经畏罪远飏,定惟盛宣怀是问。

  高层判断很准确,盛宣怀确实与经元善“暗通消息”,并“唆使远遁”(经元善逃到了澳门)。盛宣怀还自作聪明,称经元善“亏挪公款三万七千余元”,所以畏罪潜逃。没想到高层一眼看透其中“猫腻”,命令盛宣怀个人赔付“三万七千余元”,并下令,到期抓不到经元善,就拿盛宣怀开刀。

  在此压力下,盛宣怀虚伪的一面暴露了出来,他转而引诱经元善回上海。听说经元善逃到香港(专题),盛宣怀立刻给李鸿章发电报,要求:“就近派员缉访,如果在港,拟由电局出名控其侵挪,或可拿到。”在清政府压力下,澳门当局逮捕了经元善,引起媒体大哗,澳门当局忌惮舆情,迟迟不肯把经元善交给清廷。很快,经元善也猜出了盛宣怀扮演的角色。

  甲午战争后,旧式绅商日渐转化为新式绅商,他们意识到,真正限制大清进步的是落后的管理制度,他们希望通过与清廷合作,加以改善,可结果是,清廷对他们始终不放心。经元善等稍有不同意见,清廷立刻采取雷霆手段,连盛宣怀这样似乎“开明”的官员,也突然变脸,这让绅商们渐与清廷离心离德。“江南义赈集团”与盛宣怀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松动。

  幸亏义和团运动爆发,清廷无力再追问盛宣怀,他再次躲过灭顶之灾。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西逃后,陕西等地爆发饥荒,“江南义赈集团”再度伸出援手,可慈禧回京后,开始“新政”,盛宣怀反被排挤出局,因袁世凯与庆亲王独揽大权,袁世凯早已觊觎盛宣怀手中的那些“养肥”了的公司,它们一个个被袁家掌控。

  事实证明,优游于政商之间只是一个梦。当产权不明晰时,盛宣怀经营得再好、实力再强、清廷再需要,权力仍随时能将他的一切都收走。

  宣统(即末代皇帝溥仪)登基后,摄政王载沣(溥仪的父亲)将袁世凯排挤出局,盛宣怀有了重新被重用的机会。1910年底,盛宣怀被任命为大清邮传部尚书。

  上任后,盛宣怀力推铁路收归国有,因清末民办铁路多年,成绩太差,虽然从民间融资较顺利,“一时大绅富商咸以倡办本省铁路为惟一大事,如风气潮涌蔓延全国焉”“倡优乞丐亦相率入股”,可地方融资后,主持者多将钱拿到上海股市求利,并在清末“上海股灾”中亏损严重。清廷赎买民办铁路,必先查账目,则此前亏损将被暴露。部分经手人为推卸责任,煽动百姓闹事,借口是盛宣怀借洋债修铁路,是出卖国家主权。

  

  当时川汉铁路公司的股票。

  盛宣怀的想法在商业上也许有合理处,但清末统治集团屡屡错过变革机会,已得罪了几乎所有社会阶层,在政策上再做如此大的变动,实属自求速亡。“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辛亥革命又给清廷致命一击。在清廷主持的资政院中,盛宣怀成了众矢之的,一片“非将盛大臣明正典刑,无以服人心而平乱事”“非诛盛宣怀不足以谢天下”“罪尤不可胜诛”之声。

  清廷顺水推舟,于10月24日发布谕旨:“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似乎晚清几十年所有错误,都是盛宣怀一人所为,可此前一错再错,谁来担责呢?清朝真的是亡于盛宣怀一人?

  盛宣怀因谤满天下,举家逃到日本,清帝退位后,革命军第一时间接管了盛家资产。盛宣怀与革命军接洽,希望收回家产,毕竟很多贪官、恶霸的资产,都能要回来。出乎盛宣怀预料,孙中山、黄兴也在找他,因临时政府财政困难,希望以汉冶萍公司为代价,向日本借巨款,汉冶萍公司原在盛宣怀名下,他出面去谈,日本人容易相信。

  

  盛宣怀在日本期间拍的照片,前排左四是盛宣怀。

  盛宣怀趁机提出了收回家产的问题,孙中山爽快地表示:“民国于盛并无恶感情,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动产已用去者,恐难追回,不动产可承认发还。若回华,可任保护。”

  怕盛宣怀工作没动力,陆军总长黄兴又给他去信说:“请勿观望……否则民国政府对于执事(盛宣怀)之财产将发没收命令也。”

  有承诺有催促,盛宣怀没其他选择,只好与日方接洽,双方签订了合办汉冶萍公司草约,没想到,相关消息被媒体所知,认为是卖国之举,致舆论哗然。媒体提出:“查盛宣怀阴柔奸诈,才足济奸,凡以上所云汉冶萍公司成案,均其一手所规定。”认为“惟有处以最激之办法”,其中一条是“盛宣怀所有私产概行充公”。

  临时政府怕激起民变,给盛宣怀打电报,称草约作废,并要求盛宣怀对外说是自己个人操作,不要透露是帮临时政府谈判。盛宣怀愤怒地说:“此语蛮不讲理。”在致友人吕幼舲的信中,盛宣怀“共和攘力甚于专制”。

  盛宣怀一度准备将全部联系电报公开,让天下人看到真相,可能在临时政府中人的劝说下,最终打消了此念。辛亥革命后,江浙出现灾情,临时政府无力救助,盛宣怀再度参与了赈务,盛家部分产业被发还。

  盛宣怀毕生追求事功,却成事不多。他是清末最了解商业、最懂经营、最能实干的人,晚清社会的新陈代谢太快了,盛宣怀却能坚持这么久。为了办事,盛宣怀不择手段、不顾良知,甚至主动把自己变成工具人,可还是没能发挥出工具的全部效能,由此形成的“盛宣怀困境”,并非单独的个案。这是时代悲剧,还是个人悲剧?恐怕会是一个长期争议的话题。

  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去世,临终前向管家交待了“保家之策”:

  医生以我病无药可救,嘱我预为吩咐。我之遗嘱早经办好,但未完全,将来家产应有进项,作十分开折(应为拆),以五份留作善举,五份分给五房。如有不遵者,你可举我遗命,诰诫责备。*

  盛宣怀留下家产折合白银1350万两,1927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多次对它打过主意,但根据遗嘱,一半是慈善基金。盛宣怀相信,这能保证财产安全。当产权不受尊重时,他耍了最后一个小聪明。

推荐:美国打折网(21usDeal.com)    >>

        更多史海钩沉 文章    >>

【郑重声明】倍可亲刊载此文不代表同意其说法或描述,仅为提供更多信息,也不构成任何投资或其他建议。转载需经倍可亲同意并注明出处。本网站有部分文章是由网友自由上传,对于此类文章本站仅提供交流平台,不为其版权负责;部分内容经社区和论坛转载,原作者未知,如果您发现本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文章,请及时与我们联络,我们会及时删除或更新作者。

关于本站 | 隐私政策 | 免责条款 | 版权声明 | 联络我们 | 刊登广告 | 转手机版 | APP下载

Copyright © 2001-2013 海外华人中文门户:倍可亲 (http://www.backchina.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程序系统基于 Discuz! X3.1 商业版 优化 Discuz! © 2001-2013 Comsenz Inc. 更新:GMT+8, 2022-1-13 09:59

倍可亲服务器位于美国圣何塞、西雅图和达拉斯顶级数据中心,为更好服务全球网友特统一使用京港台时间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