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被当小偷遭村民围殴吊死树上 两儿子辍学追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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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兄弟）
罗端阳的坟前没有墓碑，只在封住墓口的水泥板上，歪歪斜斜地写着“罗端阳”三个字。那是他两个儿子罗敏、罗志在几年前迁坟时，为了在成片的墓园中好辨认而留下的“记号”。
墓碑总要立的，只是日子还没到。“等杀害父亲的凶手全部到案后，我们就给他立碑，为这件事画上句号。”罗敏说。
但这一天迟迟不到。罗敏和他的弟弟罗志也不知道，父亲“惨死”已经23年了，立碑的日子几时到来？
（罗家兄弟在父亲的墓前祭拜【南风窗记者 何国胜 摄】）
罗敏今年37岁了，正是他父亲罗端阳去世的年纪。
23年前，1998年10月2日清晨，罗端阳被吊在武汉市黄陂县（现黄陂区）杜家岗湾一棵歪脖子树上死去。前一晚，他和好友周某路过杜家岗湾时，被怀疑行窃而被当地村民捉住。周某跑掉了，罗端阳被抓后遭到村民的围殴。
事件嫌疑人之一杜刚告诉南风窗，那段时间，村子里老遭贼，大家都在气头上。殴打后，村民们就用绳子绑了他吊在树上，想着次日送到派出所。
公安机关介入了调查。当年（1998年）一份“刑事案件登记表”中，罗端阳的死被列为重大刑事案件，同时列有4个作案人。但此后的十七年间，没有一个凶手到案。当时正在上初二的罗敏和上初一的弟弟罗志，决定辍学，为父追凶。
十七年后的2015年，不断上访的两兄弟等来该案重启调查的消息。三名嫌疑人，杜忠刚、杜平安，以及杜刚，一一到案。
（2015年，案发17年后，警方对罗端阳案立案侦查【受访者供图】）
武汉中院一份2016年的判决书显示，杜忠刚、杜平安两人因故意伤害罪获刑，杜刚因证据不足未被起诉。
就此，“抓贼”事件中的村民们，也被迫改变了生活。嫌疑人杜忠刚入狱时已经71岁，10年的刑期后，人生几乎到终点。杜平安入狱后，杜母难以接受，2017年8月9日，杜母郁结难纾，“在门前一条水沟”投水自尽。
两兄弟没有停止追凶。“依法追究本案中十余名杀害我父亲的重点杀人凶手，给我父亲讨回一个清白、一个公道，给他有一个交代。”罗敏说，只有这样，才能告慰亡父在天之灵。
“杀父之仇”
父亲死讯传来的那天，罗敏在外婆家，两家只有10分钟的步行路程。那天，他堂叔跑到外婆家来，只是说父亲跟别人打架了。但罗敏看到大人们的神情明显不对。他有不好的预感。
那晚，他一夜没睡。次日天一亮，他就跑回了家。到家门口发现围着一堆人，一进门看到母亲，被她抱住，满脸泪水说父亲被人“打死了”。
1998年的法医鉴定书显示，罗端阳生前8根肋骨被打骨折，头、面、胸及四肢广泛表皮脱落和皮下出血，死因是绳索压迫颈部窒息死亡。
（1998年的法医鉴定书【受访者供图】）
知道父亲是被人殴打后“吊死”在树上，“杀父之仇，不得不报”的念头，就在两兄弟心里生发。国庆假期结束后，罗敏和弟弟罗志没有再去上学。
“报仇”的希望，他们全寄托在警方身上。事发后，兄弟两人跟着母亲几乎天天往派出所跑，打听凶手有没有抓到，但得到的答复总是：回家等消息。
警方进行了调查。一份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给出的“关于本案侦查过程的说明”显示，1998年10月2日接警当天，黄陂县刑侦大队经过现场侦查后，传唤5名村民到派出所了解情况。下午时，杜家岗湾几百名村民把派出所围住，要求放人。副局长赶来后，也没能说服村民离开，那5名村民被放。
（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给出的“关于本案侦查过程的说明”【受访者供图】）
刑侦大队到杜家岗湾调查，所有参与该案的村民全部逃走，刑侦大队多次组织追抓，均无所获。就这样，此后的十七年间，这件事再无进展。
此案没有唯一明确的“凶手”。嫌疑人之一的杜刚在笔录里提到，当时一村的人都打了罗端阳，甚至还有闻讯赶来的外村人。但罗敏和罗志知道大概有多少人参与了此事。
罗敏记得，1998年事发后，当地媒体以杜家岗湾捉到小偷为由将此事登报。报道中，提到了6个殴打和捆绑罗端阳的主要人物。另外，2019年，杜家岗湾曾经的村支书杜忠根在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明确提到当时主要的参与人员有13个。
（现场尸体情况【受访者供图】）
尽管在2022年1月11日南风窗记者的电话采访中，杜忠根用“记不清楚了”回答人数的问题。但罗敏和罗志坚信，那个数字是准确的。
“凶手”一直离他们很近。在杜家岗湾没拆迁以前，罗端阳老家罗成湾和杜家岗湾相距只有2公里多。罗敏和罗志都知道，“凶手”们都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生活。他们甚至看着“凶手”们盖起新房、儿孙满堂，但对此毫无办法。
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凶手们可以过得这么幸福？”
没有父亲的生活
父亲死后，罗家的生活走入谷底。
先是母亲垮了。罗敏已经记不清母亲哭了多少次，自从父亲死后，她就不做任何事了，精力全在跑派出所和哭上。精神状态日渐消沉，记忆力也下降得厉害。以前她跟罗端阳在街上摆摊卖豆制品时，“称一打，价格随即就算出来了”，心灵的很。现在，“早上说的事情，下午她就忘干净了”。罗敏说。
罗志在想另外的事。他觉得这件事长拖未决，拖没了母亲人生的可能性。他偶尔会想，要是这事在当年就解决了，母亲还有可能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给自己找个伴，这是他们理解也支持的事情。
“但这件事拖了23年，母亲也守了亡夫23年，这辈子就这样了。”罗志说。
兄弟二人的生活也变了样。他们原本商量好，等为父亲“报了仇”，再去读书。但他们再也没等到重新上学的那天，这成为两兄弟最为遗憾的事。
（罗端阳家属【图源：红星新闻】）
不去上学后，他们跟着母亲跑派出所，一遍遍地问进展，但一直没有进展。事发后没多久，因为母亲的消沉，他们一家人搬到外婆家寄住。不去派出所时，就帮着舅舅家干农活儿，他们俩勤快，都受外婆外公的喜欢。
罗敏17岁的时候，经熟人介绍，去了一个建筑工地打工，给人做小工，扛东西。在那之前，弟弟罗志在15岁时，也曾试图出去打工。他自己坐车去武汉市区找工作，去了工地、油漆厂等好几个地方，别人一看他还是个孩子都不敢要。
最后，一个同村的人给了几块路费，他又坐车回了家。
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兄弟二人除了曾短暂的去东莞摆过地摊外，就再也没离开过家。打零工、频繁换工作，成了他们的日常，因为他们还是要经常跑公安部门，要追凶。
（罗端阳的坟前没有墓碑，只在封住墓口的水泥板上，写着“罗端阳”三个字【南风窗记者 何国胜 摄】）
时间如此推移，生活也有了模样。2010年罗敏成了家，隔了5年，弟弟罗志也顺利成家。之后，他们各自做了父亲。后来他们住的地方拆迁，兄弟二人各分到一套房子。
不过，同样一段生活，可以有不同的解读。目前被取保的嫌疑人杜刚告诉南风窗，罗敏和罗志常年不出远门且没有固定工作这件事，成了他们“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佐证。而这，可以解释他们为何23年来，经过两次处理后，还一直盯着此事不放，“无非是钱花完了，又想来搞钱”。
疑 心
杜刚所言的两次处理，据他介绍，一次是1998年事发后，他们村里人先后凑了五六万元交了上去，有人告诉他们，这事就调解了，以后再不追究。
另一次是2015年重启调查后，杜平安和杜忠刚服刑，并赔偿45万元。“那钱（45万元）也是村里人一块出的。”杜刚说。
罗家不认可所谓的调解，但钱确实拿到过。事发后几年里，罗敏和母亲的确从派出所多次领到500元、1000元的欠款，算上案发后8000元的丧葬费，先后领了21000元。
但他们认为，那不是赔偿款，“每次领的时候都说是生活救助费”。罗敏说，“要知道是赔偿款还收，那不是把我父亲卖了吗？”
2015年5月，武汉市公安局领导接访了罗志，“那个局长当着我的面给黄陂分局局长打视频电话，让他依法办案”。罗志说，但进入调查程序后，黄陂区表示当年的卷宗遗失。
（黄陂区表示当年的卷宗因保管不善而遗失【受访者供图】）
之后，杜刚、杜忠刚、杜平安被确定为嫌疑人，而当时指使他们的村民杜方柏已在几年前去世。
2016年11月21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杜平安和杜忠刚以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8年和10年有期徒刑。同时，罗家给杜平安和杜忠刚写了谅解书，接受了刑事附带民事调解，获得了45万元的赔偿。
（判决书内容显示，两名被告获刑【受访者供图】）
杜家岗湾的人以为，这次的两人伏法和45万元的赔偿，应该是这件陈年旧案的最终结局，但在罗家人眼里，这才是开始。
杜刚在被羁押7个月后，因为证据不足被取保，之后检察院撤诉。
因为这个，尽管有两人服刑，但罗敏和罗志却并没有感到什么抚慰，反而越发的愤恨。他们认为，司法机关放掉了一个已经到案的“凶手”，而且仍有“凶手”没有到案。作出这种判断的依据是：杜刚在连着四次承认自己往上顶了罗端阳后，突然翻供。
罗敏继续将几厘米厚的信访材料不停地寄往各级司法机关，留下的票根装了一塑料袋。但不管材料寄到哪一级，总要返回到当地公安机关，然后收到一个“不予受理”的回复。
（几厘米厚的信访材料【南风窗记者 何国胜 摄】）
（信访留下的票根【南风窗记者 何国胜 摄】）
这个过程中，罗敏开始渐渐失去对外部的信任。他总觉得，有人要阻止他进一步追凶。
邮寄信访材料时，他会坐50分钟公交到机场，再坐40分钟地铁到汉口火车站，在车站旁边的邮局寄材料。之前，他就在家附近的天河街邮政寄信，但后来他发现里面有个员工好像是杜家岗湾的人，害怕自己信访材料被他截住，后来就再没去过。
有几次，公安机关约他面谈，他都没有去，那大多是在媒体报道之后。他一口认定，公安机关叫他们去，无非是想录点视频，证明“这个案件见人见事，相当于走一个过程，对（上面）有一个交代”。
但之后，他会频繁地给负责该案的人员打电话发短信，询问什么时候才能让所有的“凶手”到案。
对方少有回复，罗敏觉得，这是他们敷衍的证据。
报仇的冲动
不断收到的“不予受理”回复，还有“杀父之仇”愤恨的长存，让罗敏和罗志短暂产生过“私了”的念头。
事情发生后的那几年里，他们的确盯梢过曾经在报纸上登过的对父亲动手的人。但那时没有“私了”，只是确认他们的位置，然后报警。
多年来，两兄弟虽然知道凶手就在几公里外的地方生活，但从未私下找过他们，也没有去制造摩擦。
唯一一次有“攻击性”的举动，发生在2021年7月9日。那天，罗敏拨通杜家岗湾老支书杜忠根的电话，质问他在笔录里为什么说当时刑侦大队带着他母亲一起到村里取钱。杜忠根在电话说自己没讲过这样的话，罗敏当时就拿着笔录对，他很生气，说了几句“老子”。
平日里，他更多的不客气都给了公安机关。罗志每次跟公安机关联系时，说话客气，“领导什么什么，请求什么什么”，罗敏听了就不高兴。“我说你请求他什么，他们现在都是我们的‘敌人’。”
（罗家兄弟带记者去当年的案发现场【南风窗记者 何国胜 摄】）
这也导致他们现在既想要追凶又想要追责。“为什么原始卷宗会丢失？为什么案子这么多年都破不了？”罗敏说，这里面公安负有责任。
在知道原始卷宗丢失后，罗敏就对当年的负责该案的公安机关领导和民警进行举报。
2017年5月，黄陂区检察院作了答复，称当时的刑侦队队长和负责该案案卷材料的二中队队长，分别给予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和相应的纪律处分。但罗敏并不满意，认为他们应该被追究刑责。
“他们应得的”
罗敏和罗志一直因“凶手”的“逍遥法外”感叹不公，而“凶手”一方也难以接受多年后的“再次追究”。
包括2016年判刑的杜忠刚、杜平安，还有后来被撤诉的杜刚，都有一个共同的疑问，“以前交钱赔偿了，派出所说这事调解了，为什么现在又抓我？”杜刚说。
还让他们不满的是，公安机关对罗端阳“小偷”身份的忽视。尽管在2016年判决中，法院已指出，没有充分证据证实罗端阳实施了盗窃行为。但杜刚他们一直强调，罗端阳当初的确是行窃，是他有错在先，因而他们只能算是过失伤人。
“我们还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截撬棍、一条绳子、一个手电筒。”杜刚告诉记者，当时这些物证都交给了派出所，但2015年案件重启时，公安机关并没有出示。罗敏也记得，当初案发时，他跟着母亲在派出所要求出示物证，同样没有。
(相关判决书显示，无充分证据证明罗端阳实施了盗窃行为【图源：新京报】）
撬棍、绳子、手电筒，这些只存在于口供和记忆中的东西，很难再有准确的答案。但可以确认的一点是，这起23年前的旧案，深刻改变了受害者和施害者两方的生活。
嫌疑人杜忠刚入狱时已经71岁，10年的刑期后，人生几乎到终点。杜平安入狱后，杜母难以接受而自尽。杜平安的妹妹杜望珍告诉记者，哥哥入狱后，母亲觉得不公平，为什么一湾人惹的事情，却只抓了她儿子和杜忠刚两人。“你要是把湾里人抓光，我们心里也平衡一点。”杜望珍说。
2017年8月9日，杜母郁结难纾，投水自尽。杜望珍说，那是门前一条水沟，“水不深，50公分左右，她自己扑进去的”。杜望珍也觉得自己哥哥的刑罚不公，她说罗端阳是“小偷”，打他算是自卫，怎么能定成故意伤害。而罗敏觉得，故意伤害罪太轻，应该以故意杀人罪判处。
哥哥判决下来后，杜望珍也去上访过。“我文化程度不高，家里条件也不允许，不像罗敏和罗志把上访当成事情来做。”去了几次后她就放弃了。
（12月14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检查院以故意伤害罪起诉犯罪嫌疑人杜刚【图源：新京报】）
杜刚的生活也有了变故。被羁押7个月回家后，等他的并非是团圆，而是妻子提出的离婚。“她说这7个月她太累了”，杜刚没有挽留，两人办了手续，两个孩子都归了他。
之后，杜刚以为此事就彻底结束了，但现实并非如此。2021年8月25日，杜刚再次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黄陂区分局移送审查起诉。检察院受理后，于2021年12月14日正式提起公诉。
尽管罗端阳的死是意料之外又已成事实，但杜刚现在依然觉得当时抓“小偷”是算做了“好事”，可以后他不想再做“好事”了。
现在回想起23年前的那个夜晚，杜刚后悔了。他觉得，那一晚，自己就不应该巡逻，没承想抓个“小偷”最后会犯了罪。他对指控有异议，也请了律师准备辩护。
目前处于取保状态，但杜刚也没闲着。三个月前，他用以租代购的方式买了一辆车，用来跑“滴滴”，月供4000多元。他说，现在家里就他一个人挣钱，两个老人和两个孩子都得靠他。
罗敏对他们的遭遇生不出同情。他最近在不停地质问当前负责该案的公安机关领导，“为什么杜刚这个涉嫌命案的‘凶手’还能取保？”在他眼里，这些都是他们应得的。
2019年5月，时任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分局局长李庆平曾发短信劝他们接受现在的结果，“年轻人未来路很长，若过于偏执，将陷于无休无止的痛苦”。
当时，罗敏回复给李庆平的短信中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一颗带有血性的心。”
(罗家兄弟与李局长的短信截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