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许多香港居民不欢迎内地医疗援助？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专题：香港最新动态！香港——一场致命的奥密克戎疫情压倒了香港的医疗系统后不久，北京紧急提供帮助。内地施工队建造了庞大的隔离设施。中央政府派出1000多名医务人员支援治疗和检测中心，为了帮助稳定当地的肉类供应，还派出了屠夫。
对在北京支持下的香港政府来说，中央政府的援助是一场及时雨。当地领导人林郑月娥前往与内地接壤的边境，向抵达的医务人员鞠躬表达深切的感激，这是香港很少采用的表达方式。
但对于香港和中国内地的许多人来说，疫情只是暴露了这座1997年回归中国的前英国殖民地城市与该国其他地区之间的政治和文化鸿沟。
一些香港居民批评北京推行的严厉措施，例如集中隔离病人和大范围封锁建筑物，称这些措施破坏了该市长期以来对个人自由的保护。
然而，内地人将这种态度描述为自私和缺乏遏制病毒所必需的国家责任感。
香港大学的研究人员认为香港的750万人口中有一半以上已被感染。疫情的严重程度迫使政府放弃了一些更严格的计划，例如实施封锁以进行大规模检测。香港还未遏制住疫情就计划放松对新冠病毒的控制措施，内地的许多人都对此感到震惊。
著名的内地评论人甄浩源在微博上写道：“让香港继续实验。让我们的医务人员回来，确保我们的边境是封闭的。”
在双方公众的这些激烈情绪之前，北京实施举措将香港全面置于中央政府更直接的控制之下。2020年，北京颁布了一项国家安全法，消除了广泛的异议，并且为了摧毁亲民主反对派阵营，彻底改革了地方选举法。
北京从政治视角描绘其对香港抗疫提供的支援。在医务人员启程前往香港之前，共产党的党旗展示在显眼位置，人们在仪式上高唱国歌。新建的隔离设施醒目地张贴着“中央援港，同心抗疫”的红色横幅。
许多香港居民对此不以为然。在香港流行但在内地被禁止的Facebook平台上，他们抓住安装蹲便器等问题批评隔离设施不够标准，香港普遍不使用蹲便器。
现年33岁的凯西·冯（音）曾是一名护士，她在3月初检测呈阳性时与丈夫和母亲一起被送往隔离设施，她说这种隔离是一种不必要的麻烦。
“这真的扰乱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她说。“这和在家隔离有什么区别？”
凯西·冯想知道花在隔离设施上的钱是否可以更好地利用，例如帮助失业者。“香港真的需要这个吗？为什么香港政府不能说不？”她问。
该市领导人林郑月娥和其他官员表示，无法偏离中央政府消除地方疫情的目标。为了让内地重新开放与香港的边境，香港一直试图降低感染率，但到目前为止未能成功。
前香港医院管理局首席执行官梁柏贤在Facebook发文批评香港政府盲目跟随内地做法，依赖“政治正确的金刚罩”而非科学来指导抗疫。
一些香港医护人员对内地的帮助表示欢迎。
当地一家公立医院41岁的支援小组主管庄伟麟（音）说，他和他的同事已经被疫情推到了极限。由于人员和空间不足，医院被迫将遗体留在病房，旁边还有其他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
“在一个晚上，我和另一位同事一起搬运了80多具遗体。整个医院都需要内地的支持，”庄伟麟说。然而，他承认，他的观点并未得到同事的广泛认同。
长期以来，当地医生一直抵制引进内地医务人员在香港执业，称他们缺乏对当地情况的了解而且英语不流利，英语是香港广泛使用的语言之一。政府上个月动用紧急权力，允许内地医生和护士在香港执业。香港的医疗许可制度与内地不同。
关于内地医生执业资格的公开辩论在一次简报会上出现了不利的转折。香港一家新闻媒体的记者询问官员，如果发生意外，公众如何对内地医生提出投诉。
官媒谴责了这名记者。亲北京的活动人士发起了网上请愿，指责该记者散布针对内地医务人员的仇恨言论，并可能违反了国家安全法。该记者的雇主Now新闻在不断增加的压力下作出道歉。
48岁的公司文员梅维斯·冯（音）说，她认为记者缺乏尊重。“她是在暗示内地医生肯定会犯错，”梅维斯·冯说（她与凯茜·冯没有亲属关系）。她说，她和其他中央政府支持者付费在市中心的商业广告牌上表达对医务人员的支持。
内地医务人员的部署凸显了根深蒂固的文化分歧，以及许多内地人感觉他们在香港受到歧视。在微博上广泛分享的一篇帖子指出，被派往香港的内地护士被要求为病人喂饭和换纸尿片。内地观察人士认为这是有辱人格的，因为这些通常是技术水平较低的工种负责的工作。
但在香港，这些是护士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凯茜·冯曾在香港做过护士，她的姐姐是内地的护士。她说，她相信大部分争议源于人们对香港和内地医疗工作的差异缺乏了解。
“如果你不了解这里的政策，你怎么能只用一只眼来判断，”她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香港的教授田飞龙说，香港对内地的新冠疫情控制方式的抵制是痴迷于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对政治改革感到不安的结果。他在香港报纸《明报》最近的一篇专栏中写道：“香港社会存在对近年制度变革的不适应和内心抵触，存在对国家权威和制度的不认同。”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客席教授林和立说，2019年抗议运动之后的政治镇压也加剧了紧张局势。
“人们只是不希望他们的生活受制于北京，”他说。“但严格控制香港人的言论让情况变得更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