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在仰望星空”

“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在仰望星空”

　　尽管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出生在红房子医院，童年生活在南市区十六铺——但我并不像许多上海人那样依恋上海这座城市。

　　我一直都无法理解，为什么老一辈的父母把上海户口看得重如千斤——上海究竟有什么好的？每天穿梭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谋营生，见不到日出日落和满天繁星，终日忙忙碌碌，生活成本高企，人们活在各种物质攀比中，即便在这个地方一辈子活到头又能怎么样呢？很多人羡慕我有上海的“房票”，然而除了父母之外，我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理由非要待在上海，也没有动力去变现这张房票——说真的，上海户口的特权，我一点不稀罕。

　　这种观点大概也只有我这样从小生活在上海的人才会有吧——外头的人看上海或许遍地是黄金，到处是财富和机会，我看到的却是物欲横流的堕落和迷茫，是“眼前的苟且”，对这个自己成长的地方充满了叛逆心理。

　　我不管走到全国各地哪里，别人对我的评价都很一致：你一点都不像个上海人，无论是外貌还是性格。不过，当他们发现我很会做饭的时候，又会突然觉得我是个典型的上海男人。其实作为一个上海人，我从小到大最大的愿望就是逃离上海，去寻找“诗和远方”。

　　假如说选择居住的城市和择偶一样，存在某种不可妥协的“刚性条件”，那么我的条件就是“必须有山”。在上海见不到真正的山——99米高的佘山显然不能算——我却是个无山不欢的人，只要一看到山便觉得心旷神怡。于我而言，山是连接天空与大地的存在，有山的地方，天地才是完整无缺的。我在29岁那年终于有机会逃离上海，去了山最多最高的西藏，并在那里呆了大半年（详见《十年祛魅（上）一蓑烟雨任平生》）。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有点晚，但我还是想跟大家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永远都不会太晚。

　　在喜马拉雅那样的地方，每一次抬头都能感到自己的渺小，每一口呼吸都能感到自己的真实存在。当我再从西藏回到上海之后万般不适应，觉得那片由大山组成的苍茫真实的世界从我生命里被抽走了。有一次我到上海陆家嘴，站在天桥上被一大圈摩天大楼所包围，突然感到十分虚幻——世界似乎不应该是这样的……那一刻我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这座城市的设计是如此的精巧，就好像无数玻璃高脚杯搭建起来的香槟塔，可越精巧的东西不就越是脆弱吗？要维持这座精巧城市的运作，需要无数人力物力的参与和配合，任何一环出问题都足以让整个系统瘫痪。且不说海啸地震战争之类巨大灾害，上海这样的城市哪怕只是一次大范围长时间的停电都经受不起。

　　后来，我又一次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上海，重返魂牵梦萦的喜马拉雅，越走越远，越走越深，在游历大喜马拉雅的过程中我遇见了藏斯卡河谷。藏斯卡是我去过的最像“诗和远方”的地方——够远，也够诗意——《拉达克往事11·不期而遇的“香格里拉”》中我曾这样描述藏斯卡：

　　“在那之前和之后，我都从未见过也再未见过如此纤尘不染纯净无暇的地方——无论是这里的自然环境，还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既在世外，又是桃源。那一刻，我有种感觉：就算外面的整个世界被毁灭，这里还是太阳照常升起，人们照常生活，直到地老天荒。”

　　我太太和我便是结缘于藏斯卡，她曾跟我说：我们以后去藏斯卡过一次冬天吧！藏斯卡的冬天长达好几个月都与世隔绝，只能从结冰的河面上徒步进出，每天只有晚上通电，过去连手机信号都没有……在那里，人的物质生活会被极度简化，所需满足的无非“温饱”二事。

　　冬季冰封的藏斯卡河谷（图片来源：子非鱼旅行）

　　藏斯卡的人们冬天只能徒步从冰封的河面上进出（图片来源：子非鱼旅行）

　　时常往返于人类文明最先进和最蛮荒的地区，使得我能够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审视这两个以截然不同的逻辑运行着的世界。我得承认我对现代科技文明有一种不信任感，毕竟科技文明建立起来的时间实在太短，还不足以进行足够多的试错，谁知道科技文明会不会是人类走向毁灭的快车道呢？似乎人类文明的发展程度越高，容灾能力就越差——停电或者道路中断一星期，可能对藏斯卡地区的老百姓生活毫无影响；但假如发生在上海、纽约(专题)或东京，足以让所有人的生活都彻底乱套。

　　同时，当我体验过远离现代城市文明的生活之后，也更能明白城市文明究竟好在哪儿。客观来讲，城市最大的好处就是便利，庞大精密的系统支持着满足每个个体的需求。生活在落后的地方，哪怕只是做个饭，都需要自己打柴、挑水，甚至要自己来耕种、屠宰……这种生活方式对个人能力的要求很高，会把人训练成多面手。就拿我认识的生活在藏斯卡的司机来说吧，他们每年出来开车挣钱不过四五个月，我问他平时在家干嘛？他说什么都干，务农、放牧、打零工、造房子、搓羊毛……通晓各种各样的谋生方式——这一切都是在严酷生存环境的逼迫下学会的，就好像随便找一个石器时代的人类，荒野生存能力都能秒杀贝爷。

　　可好逸恶劳却是人的天性，除了极个别的怪胎，没人愿意放着自来水不用，非要去河里打水；当有了更便捷的生活方式，人们会毫不留恋地抛弃传统。电力、公路这些东西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时间非常短，短到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国家实现村村通电网和公路其实也才没几年；至于电信和互联网那更是近几十年才有的——可这些东西一旦出现，人类就立刻完全离不开了，因为实在太方便……科技的进步带来了过去所无法想象的便利，也造成了人们对科技极高的依赖性，这种成瘾性和依赖性正是科技文明“脆弱”的根源。

　　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完全不用担心这种“脆弱”，现代化城市的分工合作能够保证整个社会有条不紊地运作。现代社会运作的底层逻辑是劳动交换，大家之所以愿意挤在城市里，正是因为城市生活的劳动交换效率很高——一切商品和服务归根结底都是劳动的产物，每个人通过自己擅长的劳动，通过商业活动换取别人的劳动。比起传统社会的多面手，现代社会更需要专业人才。我们常会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感觉，这是因为许多上一代人“必需”掌握的一些生活技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被商业化的劳动所替代，变得可以购买到，下一代掌握的技能越来越少。劳动交换的效率变高的同时，必然会产生消费主义，一方面人们为了出售自己的劳动而想方设法创造出需求，另一方面任何存在的需求都很容易通过消费得到满足。

　　因此上海封城之后，许多人出现了极为痛苦的“戒断反应”——突然间大量需求无法被满足，许多平日里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产品，一下子成了奢求。如果不是这次封城，我真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离不开咖啡和可乐，尤其可乐竟然会成为“硬通货”——我看到有人自制珍珠奶茶，但可乐这玩意儿任凭谁都没本事在家自制，哪怕是山寨的。

　　我一直以来都拒绝对任何消费品成瘾，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不喝咖啡，我的生命中没有任何一旦缺少了就会特别痛苦的消费品，正是因为害怕会有这样无法获取到的一天。当然我所设想的“不可获取”场景是长途旅行、隐居山中，从来没想到会在上海碰到“欲求不满”的情况。

　　因此我对上海封城保持了十足的淡定——东西没有就没有呗，再艰苦的日子我都过过，这算得了啥？不过有一说一不吹不黑，上海被一封控，物资条件还不如我在印度(专题)的集中营，那阵子起码要吃啥喝啥都能每天让采购送新鲜的进来，可以在亚马逊上买生活日用品，高墙里的活动范围说实话也比现在居家隔离要大得多……

　　所以这事儿说白了就是个心态问题，有不少人被封控在家憋出了抑郁症；而像我这样的人，关集中营都能关出“世外桃源”的感觉，生活在高度便利的大城市是不是挺浪费的？

　　可惜我不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愁”，作为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要如何生活以及生活在哪儿这些事儿，由不得我自己做主。

　　上海封控之后很多朋友来关心我的情况，一般我都回答说：“我们挺好的，物资不缺。”

　　物资方面我们一家确实没啥太大的问题，对比其他亲戚朋友，我们家应该算得上中等偏上，绿叶菜水果从来都没断过，基本上每顿都能保持四菜一汤的水平。搞物资和做饭是我爸的工作，他长年生活在这边的人脉比较多，而我却是“新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几个主流的抢菜软件早就停止了我们这个区域的服务，早些时候抢过一两次也都空手而归，团购主要是我爸在参与。我们小区居委会隔三差五会组织团购蔬菜包，价格还算合理；老年人需要的药品，居委也会帮忙去配。虽然每天都有人在居委会门口吵架（我住在一楼，正对居委会），但至少我觉得我们的居委会还是挺给力的——不排除这种“给力”是居民们前赴后继吵架吵出来的。

　　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抢菜的，我家这边的站点已经关闭了很长时间。这样也好，省去了每天设闹钟的纠结

　　总之只要不断粮不断药，生命安全有保障，都算不得什么太大的问题吧。然而能活下去并不代表我们家里没问题，有些事情原本我打算等封控结束尘埃落定再写出来，现在看来一切恢复正常似乎遥遥无期……关键在于我们家目前碰到的问题其实还挺有典型性的，可能代表了许多人当下的处境，所以就在这里讲一下吧。不过必须说明的是，我写出来既不是求助也不是抱怨，单纯谈一些对生活的感想。

　　今年一月份回家之后，我们一家三口住到了父母的小区。父母住的是个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小区，五十多平米的老房子，外婆也跟他们住在一起。早在回国之前我妈就跟她隔壁的房东朋友说好了，到时候房子租给我们。我们回来的时候，隔壁的房子还没准备好，不得不在同一个小区我妈朋友闲置的房子里先暂住了两个月，3月初才终于搬到了我妈家隔壁，他们102，我们103，基本上就好像住在一起，同时也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我只能说，多亏及时搬到了隔壁，否则在这次封城中我们无疑会焦头烂额——因为我们两家处于一种“共生”关系——比方说由于刚搬到新的地方，厨具调料都还不全，假如“足不出户”而不能去爸妈那里，我们吃饭都成问题。

　　为了不影响我太太跟我儿子睡觉，我平时都睡在书房里。4月9号凌晨2点多，我妈突然来我房间把我叫醒——外婆半夜里起来上厕所，在客厅里没站稳摔了一跤，一屁股跌坐在地上起不来了。她拉不动，要我来帮忙，我是家里唯一有力气把外婆抱起来的。

　　外婆生于1932年，今年虚岁91。她明明吃得很少，上半身仍是有些胖大，可能人到了她这个年纪，身材早已定型。她左腿膝盖的半月板二十多年前就坏了，当时不肯做置换手术，打那儿之后就经常摔跤。我记得她好几次都因为骨质疏松加上自重太大，摔跤的时候用手一撑，就把手给撑骨裂了；另一个印象是她的胃肠道消化不好，长期需要服用帮助肠胃通畅的药物。

　　我们一家刚回国时跟外婆一起的照片

　　根据家里人说，从去年起外婆的身体明显开始变差，脑袋也开始变得越来越糊涂。2019年她曾因为肠道穿孔做过一次手术，那次手术后元气大伤，再也恢复不到从前的状态。外婆有四个子女，一直以来都是我妈照顾她，最近这几年她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躺在床上看电视，如果要吃饭上厕所就自己拄着根拐杖去，出门的话只能坐轮椅。

　　由于白天晚上都卧床，外婆的作息跟普通人不大一样，经常白天看电视看得迷迷糊糊睡过去，晚上反而睡不着。不过她也不麻烦别人，因此家里人便由着她。正因如此，她才会半夜里起来上厕所结果摔一跤。

　　摔跤对她这种年纪的老人来说，可能是致命的，像这样跌坐在地上最怕髋部骨折。当时外婆坐在地上完全动不了，简单排除了她骨折的可能性后，我从身后架着胳肢窝把她从地上抱起来，我妈在边上配合推轮椅。我们让外婆先坐到轮椅上，把轮椅推到床边，再把她抱到床上。整个过程我跟我妈都非常小心，害怕造成二次伤害。我们吃不准外婆究竟摔伤了哪里，可以肯定的是她这么大年纪摔一跤绝不可能安然无恙。总算这会儿情况看起来不算特别紧急，大半夜的我们也做不了什么，只能让她先在床上躺着。

　　第二天一早，打120叫了救护车，救护车说只有等到晚上才能安排得出车子，而且陪同的家属只能去一个。外婆倔强地表示，她宁愿死在家里，也不要去医院，后来只得取消了救护车的预约。说实话像外婆这种情况就算真的去了医院，医院能做的也不多；而封控期间家人无法去医院轮换看护、送东西，终归很被动。

　　其实我们家里的所有人，都已经对外婆可能发生的状况做好了心理准备，包括外婆自己心里也清楚，自己不过是过一天算一天。毕竟九十多岁的人了，身体只可能是每况愈下，总不见得指望她返老还童吧。

　　像外婆这样摔一跤，尽管不致命，却免不了吃尽苦头。

　　刚摔完的前几天，外婆的气色看起来非常差，扶她坐起来的时候都会忍不住呻吟，但她又说骨头不疼只是皮肉疼。直到第三天她大腿内侧的血瘀才显现了出来，给她用了点活血化瘀的跌打膏药和云南白药喷剂。因为没有去拍片子，吃不准究竟什么情况，以她骨质疏松的情况，不排除轻微骨裂的可能性。她这种情况最需要的无非是静养，假如是平时的话，或许可以让社区卫生院的医生来家里插个导尿管，免去上厕所的折腾；现在医生进不来，也搞不到导尿管，不得不每次上厕所把她搬来搬去。家里有卧床用的扁马桶和尿垫，但外婆一来并没有严重到那种程度，二来她说自己躺着拉不出来，因此我妈跟我需要24小时待命。

　　外婆一直有起夜的习惯，我跟我妈自然就得半夜里起来抱她上厕所。一开始由于缺乏经验，动静闹得很大，外婆半夜两三点起来小个便，全家跟着她一起醒过来然后睡不着。那阵子每天半夜被叫起来，搞得我睡眠很容易惊醒，总想着啥时候该来喊我了，往往到了点自己就会醒来，提心吊胆地等待召唤，那种感觉就好像相声里等着楼上的人把第二只靴子扔下地一样。

　　全家人跟着一起折腾，外婆自己心理负担也很重，成天翻来覆去那么几句话

　　——“还好有希智在，这次多亏了希智啊！没有希智的话我就完了。”

　　——“我现在死么死不掉，受罪啊！你们也跟着我倒霉啊！”

　　尽管我们一直都安慰她，但似乎并不能减轻外婆的焦虑感。我能想象外婆刚摔跤之后那几天的绝望——完全丧失了自主行动能力，每次上厕所都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关键还不知道这样的日子啥时候才是个头。我抱着外婆的时候能够感受她的无力与紧张，我总跟外婆讲：“你就放心好了，我有的是力气，抱你根本不费力，肯定不会摔到你的。”但她还是习惯性地想要用手去抓握些什么。

　　老年人有时候就跟小孩一样，说的话也是孩子气。有一次外婆跟妈妈说，爸爸不是认识医院的医生吗？能不能让医生给她打一针让她死了算了。我们知道，外婆说的只是气话而已，她才不会甘心这个时候一走了之呢——都还没机会见过儿子一面，怎么可能死得瞑目。

　　有一位英国的医生说过：“其实绝大多数因新冠死亡的人都是年纪很大或者本来就有很严重疾病的人，新冠只是推了他们一把。但最难过的是，他们孤独而冰冷地死去，无法和亲人互相告别。”

　　外婆的状况让我深深感受到，疫情挑战的不仅仅是医疗，更是人伦。有时候我跟朋友讨论应对疫情的策略，一层层剥到最后，发现往往会面对一些无解的哲学命题。

　　摔了跤之后，外婆有时候会说气话：“哎，生了两个儿子有什么用！关键时候还是外孙有用。”其实就算她的儿子（也就是我舅舅）过来也帮不上什么忙，毕竟儿子们也都六七十岁了。家里就我这么一个用得上的壮劳力，刚好现在封控期间出不了门能够随叫随到。外婆对此感慨地说：“小时候外婆抱你，现在你抱外婆，也算是还给外婆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周之后，外婆的情况终于渐渐有些好转，搬动的时候她的腿已经不那么疼了，如果状态好的话晚上还能一觉睡到天亮。但估计接下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没有办法自己独立起床上厕所——悲观地讲，甚至可能永远都没法儿自己上厕所了——依然任重道远。

　　照顾外婆这件事上，主要是我妈劳心劳力，我只不过是出点劳力、少睡点觉，作为一个本来就在家工作的人算不得太大的负担。但我们家里不光有老人，还有孕妇和小孩。

　　3月底的时候，我太太确认了怀孕，一如两年前的重演——上一次怀孕正好赶上印度封城（详见《生逢2020（上）时代狂澜里的一粒沙》），这一次是上海封城——不同的是，这一次并不在我们的计划之内。所以大家不用忙着恭喜我，计划外的怀孕也带来了计划外的麻烦。

　　比起上一次的开心，我太太对这次怀孕感到非常焦虑。因为她生馒头的时候是紧急剖腹产，按照医学建议剖腹产怀二胎需要至少等18个月，算起来这次怀孕距离馒头出生才过了15个月，让她十分担心相关的风险。这种焦虑再加上封控期间就医形势的不明朗，让我太太的抑郁症复发了，在家里哭哭啼啼，说如果这次怀孕有问题不得不流产的话，她以后就再也不要小孩了。因此我们得知怀孕后非常迫切地需要去医院做一下早孕检查，不仅排除宫外孕的可能，也要让医生看一下我太太的恢复情况是否适合再次怀孕。

　　我们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跨国婚姻家庭，虽然我太太是外籍，但还是打算省点钱去公立医院生孩子。关于她可以去哪个医院，之前怀馒头的时候我们就打听过了——我所在的上海市闵行区，貌似只有第五人民医院和闵行区中心医院这两家有资质接收外籍产妇。然而3月底的上海已经相当混乱，各种就医难，我们小区当时处于封控，验孕棒都是让外面的朋友代买送过来的。本来我打算带我太太去五院碰碰运气，在居委会了解要如何外出就医的时候，碰到一对同样要去做第一次产检的小夫妻，听他们说五院已经“沦陷”，有很多阳性患者在那里。

　　这时我妈告诉我，我有一个中学同学的老婆在上海一家国际医院的妇产科工作，让我试试看跟他联系。由于我久不在当地，我妈通过她们的“家长八卦联络网”，反而比我更清楚这些老同学的近况。

　　到同学那里一打听，他说他老婆已经住在医院两个星期没回家了，现在公立和私立医院都可能说封就封，而他老婆的医院目前正处于48小时封控排查阶段，排查结束后我们就可以过去做检查。国际医院价格自然要比公立医院贵不少，可我们这种特殊情况也别无选择，只能咬咬牙上了。

　　医院这边确定了之后，还得想办法搞到出门的通行证。我们小区特殊情况外出需要48小时核酸证明，这个条件照理说并不苛刻。然而非常不巧的是，我们最迫切需要的那次核酸报告，花了足足44小时才出结果——3月26号下午3点半做的测试，收到报告是28号中午11点半——也就是说等拿到报告的时候只剩4个小时就过期了。

　　这是我所有核酸中出结果最久的一次

　　那阵子小区的核酸测试不像后来那么密集，居委会也不知道啥时候上头会通知组织下一次。要在4个小时内往返一趟医院做检查实在太紧张，而且医院那边也需要提前做预约。我当机立断，拿着有效期仅4个小时的报告开了个出门条，带着我太太到家附近的检测点自费做核酸，先续上48小时的命再说。

　　中午12点多出小区大门的时候，保安看着我们再过3个小时就会过期的核酸报告皱起了眉头，他说：“我可丑话说在前头啊，你们要是3点半之前回不来，就要自己在外面找地方做好核酸拿到报告才能进来。”我心想现在都封控了，外头应该没啥人吧，3个小时不但足够做核酸，还可以顺便采购点东西。没想到跑到做核酸的地方一看，居然乌泱泱排着长队，核酸检测点却要等到下午1点才开，好多人都提前等着。我们那天出门啥都没干，光是排队就花了足足两个小时，好歹赶在3点前回到了小区。

　　第二天3月29号下午，我们终于顺利抵达了医院，给我太太做了早孕检查。医生告诉我们，剖腹产间隔18个月的医学建议指的是两次分娩之间的时间，按照我们预产期的推算，间隔有23个月，所以并没有太大问题，就算再多等一两年，风险也不会增加或减少。由于我太太之前是紧急剖腹产，B超显示子宫和腹腔的刀口愈合有黏连，这种情况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结缔组织比较厚，旧刀口不容易绷开；坏处则是进行下一次剖腹产的时候下刀可能会看不清楚。

　　我们去检查的时候B超显示是6周大，胎儿已经有了心跳，着床的位置也很好，总之一切正常。我们本来就有二胎的打算，那就既来之则安之吧——想不到继馒头这个“印度封城宝宝”之后，我们又迎来了一个“上海封城宝宝”。

　　核酸检测的漫漫长队

　　到医院检查过才终于让我太太安心了一些

　　但封控期间显然不是适合怀孕的好时机。

　　我太太的早孕反应跟上海的封控简直完全同步——别的孕妇怎么样我不知道，反正我太太的早孕反应非常严重，恶心呕吐，情绪低落，嘴巴发苦，对各种气味极其敏感，口味变得极其随机，原来喜欢吃的东西会突然无法接受，甚至十分钟前想吃的东西可能十分钟后就不想吃了。上一次在印度，她每天只能勉强吃下一些白米饭和酸奶，怀孕前三个月瘦得形销骨立，掉了十多斤的体重。

　　这次的情况比上次也强不了多少，她想吃肯德基吃不到，想吃新鲜的海鱼吃不到，想吃家乡味道的羊肉也吃不到……虽然就算真的帮她弄来这些东西，她也不一定能吃多少，可能有多一些选择能够解下馋终归是好的。这段时间她吃得下的东西非常有限，比如杂粮粥、香蕉、黄油煎面包片、小馄饨——但很快黄油就吃完了，切片面包也无法保证供应，小馄饨更是变成了奢求。后来切片面包总算是团购来了一些，并且在外卖软件上面抢到了几盒小馄饨，但京东上订的罐头黄油在宁波分拣中心卡了好多天都还没动静……

　　早孕阶段的生理反应本身就很难熬，物资供应的受限无疑是雪上加霜。

　　由于我太太早孕阶段的嗅觉变得过度敏感，哪怕是下厨做饭的气味都会令她难以忍受，于是每天给馒头换纸尿裤清理大便的工作就落到了我的头上。

　　馒头倒是精力旺盛能吃能喝，每天比他妈吃得还多。吃得多自然拉得多，大便少则2次多则4次，家里的纸尿裤消耗得飞快，一度面临危机。馒头现在才16个月大，不去玩自己的大便就阿弥陀佛了，不指望能训练他如厕。为了避免纸尿裤的青黄不接，我很早便通过三个不同的渠道订了3箱纸尿裤，看哪个能够先到。走中国邮政的那箱半个多月来纹丝不动，京东对母婴用品进行了优先配送，终于在我弹尽粮绝之前将纸尿裤这一战略物资送到——原本我都已经准备好要剪旧床单回归传统的手洗尿布了。

　　在封控的日子里，每天早上都是我最忙碌的时候，那边正要抱外婆去上厕所，这边可能馒头正在拉大便，日日夜夜伴随着我的不是屎就是尿；与此同时，还得设法安抚食欲不振精神萎靡的孕妇，而楼外正在喊着核酸检测抗原检测……

　　连中国邮政的物流都无法进入上海，已经卡了半个多月了，我只能说这盘棋下得很大……

　　很多人读了我写的那些游记，可能以为莫老师的生活里都是“诗和远方”——我自己曾经也这样以为，但实际上自打有了孩子之后，我的生活就跟许多身不由己的中年人一样，早已沦陷在各种屎尿屁的琐碎之中。每天基本上只有等到晚上馒头睡觉后的夜深人静时，我才能够不受打扰地坐在电脑前专心码字，享受一段独处的时光。

　　当看到馒头的茁壮成长，以及我太太正在孕育的新生命，会让我对“失去外婆”以及“父母越来越老”的前景不再感到忧虑——世世代代都是如此生生不息，我们所面对的不过是千万年来的自然规律。而当看到外婆现在的样子，我则会默默地加紧起身体锻炼——这不是我们家里第一个需要把屎把尿的老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这次回国让我突然发现，自己对这个家庭而言是如此重要，并且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不可替代的顶梁柱。只有锻炼好身体，才能承担得了更多的责任，才能尽可能不成为别人的负担。

　　坦白说，如果我是个像从前那样的孤家寡人，其实还挺希望去方舱体验一下衣食无忧的“阳间”生活；但身处如今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我成为了一个绝不容出现任何闪失的人……

　　写这篇琐碎的文章，是因为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在整个上海整个中国，何止千千万万。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么幸运地可以在家工作，能够继续履行自己为人父、为人夫、为人子的职责。很多老人一定面对着比我外婆更为糟糕的困境；很多人的家人恐怕不只是要去医院做个检查那么简单，急需要进行的手术或许已经一拖再拖……我的“幸运”也只是“截至目前为止”而已，随着封控时间的不断延长，封控地区的不断增加，“不幸”降临的概率对每个人来说都会越来越高。

　　在买不到服务的封城岁月里，许多人都成为了生活的强者，各种潜能被激发了出来。打开朋友圈，个个都是厨师、点心师、烘焙师，还有许多人学会了种菜、理发——我爸就在封城期间生平第一次做了包子，第一次给自己剃了头发。

　　淘宝的购物车里囤了许多东西，解封之后势必会迎来一波报复性消费。这段时期少买了很多不必要的东西，同时也在必需品上多花了很多钱。现在除了家人千万不能生病，重要的家用电器和设施也最好不要坏掉，试想如果家里马桶堵塞，或许画面会很“美丽”，但也或许会催生出一位水管工。

　　封控让社区关系又回到了从前那个守望相助的年代，一向被认为冷漠的都市人，一下子变得团结亲密起来。传统社会对社区组织建设、邻里关系维护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商品经济的欠缺，唯有依靠左邻右里的援手才能抱团生存下去。当现代商业化社会劳动交换被按下暂停键的时候，人们自发回归到了传统。

　　这些天经历的和看到的许多事情，让我觉得这座城市其实并没有那么脆弱，现代文明并没有那么不堪，城市里的人们只是被突如其来的封控搞得措手不及罢了；藏斯卡那样的地方也没有那么“诗和远方”，那里的老百姓只是习惯了生活的艰辛、看淡了人间的疾苦罢了。

　　我太太说，在她的老家拉达克，几乎没听说过活到九十多岁的老人。像我外婆这样的老人假如生活在拉达克，可能在她七十岁半月板损坏之后便活不久了，倒不是有没有人照顾的问题，而是当地气候环境和基础设施都对腿脚不便的老年人非常不友好。那里的人们，对生老病死以及幸福生活的理解，跟现代大都市里的人截然不同。藏斯卡的当地人也绝不会认为自己生活的地方是所谓的“诗和远方”，他们穷尽一生的努力只希望后辈可以走出大山。“诗和远方”之所以能够成为“诗和远方”，恰恰因为我们本身是文明社会的受益者，获得了最大程度的自由，可以往来于“眼前的苟且”与“诗和远方”之间。

　　我问我太太，你还想去藏斯卡过冬吗？那种的生活不就跟封城一样吗？你体验得还不够吗？那里的物质条件甚至还远不如封城的上海呢！

　　要去！——她竟然如此执迷不悟！

　　而我也跟她一样执迷不悟。

　　王尔德曾说：“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在仰望星空。（We are all in the gutter, 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

　　庄子也说过：“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失去了希望和憧憬，忘记了呐喊与追求，比死亡更可悲。人生的意义在于各种各样的体验，即便生活在朝不保夕的世纪危机中、柴米油盐屎尿屁中，也总得有一点对“诗和远方”的执迷不悟，因为那是我们生而自由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