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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阳性男子转阴后曾无家可归 今当保安日薪420

京港台:2022-5-22 01:56| 来源:解放日报 | 评论( 2 )  | 我来说几句


上海阳性男子转阴后曾无家可归 今当保安日薪420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专题:上海情况不妙,疫情最新动态!

  疫情期间,我们采访了很多漂在上海的人。

  他们中,有困在店里的盲人按摩师,有为养家外出跑单的骑手,有住进公安岗亭的建筑工人,有方舱出院无家可归的保安,有滞留上海的卡车司机,有失业的“老男孩”……

  对每位受访者来说,这都是人生中一段极为特殊且难忘的经历。当上海逐渐从疫情中复苏,我们回访了曾经无家可归的他们。何以为家?何以为人生之希望?有的人已经找到答案,有的人正重新上路,还有的人仍在等待。

  小区保安:终于找到了工作

  

  保安孙谔

  4月20日,记者第一次见到孙谔时,他已经在上海火车站北广场上躺了一天一夜。身边坐着两个认识不久的朋友,地上散落着行囊、方便面盒、矿泉水瓶,外围拉着一圈警戒线。他此前露宿街头多日,不幸感染,只得在此等待转运。夜晚的大雨落下前,疾控中心的车抵达,把三人送到国家会展中心方舱医院。

  孙谔来自扬州,25岁,三月中旬来上海,在浦东金桥找了份保安的工作。浦东封控后,他无处可去,就到火车站周围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坐车回老家,却始终没买到车票。孙谔一直想找份工作,于是每天都去做核酸,直到收到“阳性”的通知。

  4月27日上午,孙谔转阴出院,仍然无处可去,又被送回了火车站周围。他在相对暖和一些的地道里歇脚,每天都在尝试找工作。这里每隔一两米就有一个“床铺”,住着流浪汉、快递外卖骑手、各色人等。条件“好”的,住在帐篷里;差一些的,还要烧树枝取暖。孙谔总是戴着两层口罩,担心再度感染。

  没过几天,地道里检出了一例阳性感染者,人们被迫离开。带雨棚的公交车站、桥洞……孙谔到处寻找住处。有人对他说,住马路上不如赖在方舱不走,他反驳:“都说江苏是上海的娘家,我们江苏人来女儿家里,怎么能耍无赖呢?”

  孙谔后来去了嘉定、青浦,找到过一份工作,又被“劝返”,最后还是回到静安。他坚持每天做核酸,坚持每天找工作。“有人告诉我,周围的小区在招聘消杀员、保安,还是有机会的。”

  所幸,孙谔的努力没有白费,最终在一个小区找到了保安的工作,每天工资420元。居委会给了张行军床,提供三餐。他在那里干了十多天,“虽然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但这种感觉真的很踏实、很好。”

  孙谔也一直在和老家联系,寻求回家的可能性。看到上海四条轨交线路即将恢复运营的消息,他顿时感觉回家有望,“老家那边说,隔离宾馆住满了,让我过两天再回。我猜他们的意思是,过两天我就可以回去了!”

  外卖骑手:我得照顾好一家人

  

  骑手黄绍翰

  白天,43岁的骑手黄绍翰穿梭在大街小巷,一单接一单送外卖,一心想多赚些钱。晚上,他看着手机里妻子和孩子的照片,想着什么时候能回小区。

  黄绍翰是广西人,来上海已经十多年。记者第一次见到他,是4月20日凌晨12点半。他刚送完当天的单子,扶着电瓶车孤零零站在闵行区一条小马路边上。

  因为是兼职骑手,平台不提供住宿,黄绍翰只好和几名骑手住在桥下。几人打了几个地铺,有爱心企业给他们送去了一些物资。

  其实黄绍翰住的小区就在这桥洞边上,走过去也没几步路,家人都住在里头。疫情切断了他的收入来源,他只能向居委申请外出跑单,但出了小区就不能再回去。

  “为了生存,没办法,我得照顾好一家人啊。”黄绍翰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当兵几年的经历把他磨炼成一个坚强的男人,但只要提到家人,他的语气一下就变得柔软。

  在外赚钱,不只有跑单的辛苦,很多时候,黄绍翰都在为晚上住在哪伤脑筋。住桥洞的时候,他想洗头,但找不到水,只好拿两瓶矿泉水冲一下。后来桥洞下又来了几个从方舱医院回来的人,据说其中有人“阳”了,他和同事只好另找他地。

  住处并不好找。有的桥洞已经住满了人;有些无人地带,不知被谁用围栏封死了入口;还有一些公共区域,有管理人员明确告知他们不能住人。住在街上,有时还会碰到巡逻人员,要求他们立刻离开。黄绍翰不得不爬起来收拾行李。

  搬离桥洞那晚,记者跟着他找到大桥下的一片空地。这里临河,晚上阴冷潮湿,好在他随身带了被褥,就地搭起帐篷。还有两名骑手因为同样原因住在这里。

  几天后,他还是离开了大桥,他说那儿也不让住人了。幸好,他的儿子设法帮他解决了住宿问题。为补贴家用,儿子也注册成了骑手,一直在外跑单,平时就住在老板的店铺里。老板好心,得知黄绍翰没地方住,便允许他晚上住过去。

  “虽然生活很艰苦,但还是遇到了很多好心人,我挺感激的。”现在,黄绍翰仍在跑单,但不必再担心住宿。他的想法没变:多赚些钱,等待解封,早日和家人团聚。

  盲人按摩师:晒到久违的阳光

  

  盲人按摩师付岑

  “请帮我感谢物业、业委会和民警,如果没有他们,我就得去流浪了。”采访快结束时,付岑叮嘱记者。平时不太透露情绪的她,语气里明显多了几分开心。

  付岑是位盲人按摩师,3月17日起,她独自留守在浦东某小区二楼的盲人按摩店里,一直住了48天。4月下旬,记者曾去店里采访过她,那时,她对未来仍充满担忧:是会一直被困在店里,还是会被安排到别处去,抑或是有机会回老家?

  任何微小的变动,对全盲的她来说都可能是难以克服的恐惧。封控期间,付岑既不会下楼,也不会用手机抢菜,更不知道如何团购。她一开始没向外界求助,靠着同事留在店里的一袋挂面和十几个鸡蛋熬了几天。好在,随后物业、邻居和残联都送来了物资,这让她感到安心。

  她以为可以就此一直住下去直到解封,一次突如其来的变动又让她焦虑不安。5月1日当晚,她突然向记者发来好几条语音,语气慌张。原来,出于疫情防控原因,她被告知不能住在店里,可能会被送到某集中安置点,但她看不见任何东西,陌生环境下的集体生活无疑是巨大挑战。

  “我害怕去到陌生的地方,找东西很不方便,更怕给别人添麻烦,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民警考虑到她的情况确实特殊,希望物业能想想办法,找个地方暂住。物业随即找了一间一楼的办公室。“这总比去安置点好,至少不用离开大楼,也有熟悉的人员陪我。”

  让付岑没想到的是,业委会提出办公室还是不方便——离洗手间太远。一番沟通后,大家为她找到了大楼8楼的一间房间,这里原是酒店公寓,周围也有不少住户,条件比办公室好了不少。5月4日,大家帮付岑把所有行李从一楼搬到八楼,带她住进了新房间。

  房间很宽敞,有张床,还有洗衣机、电视、冰箱和独立卫生间。“东西找起来也很方便。”付岑高兴地告诉记者,原来住在店里,没有窗户,无法感知白天黑夜;现在每天能开窗透透气,还能晒到久违的太阳,心情也好了起来。

  直到今天,物业工作人员每天都会送来一日三餐,邻居偶尔也会送一些自己做的饭菜,陪她聊聊天。现在,她耐心等待着解封,希望能买到一张去广州的车票,回到爸妈身边。

  建筑工人:儿子在等着我

  

  建筑工人聂森

  见到聂森的那一天是4月29日,气温只有十几度,正是春寒料峭时。他穿着单衣,在风中瑟瑟发抖。

  “天太冷了,我在街上睡了一晚上就受不了,只能另找地方。”沿街的商铺都关着门,路上也见不到什么人,拖着行李走了两条马路后,聂森看到一个公安岗亭,探头朝里张望,感觉不像有人的样子,于是试探性地推了推门。锁坏了,门能打开。他摊开铺盖,住了进去。

  “挺暖和的,雨也淋不到。”聂森对这里挺满意。

  58岁的聂森是一名建筑工人,平时跟着包工头四处打零工。今年春节刚过,包工头问他愿不愿意到上海干活,一天工资200多元。他心动了。3月中旬和妻子一起从老家贵州铜仁过来。妻子在长宁区一家火锅店找了份工作,有集体宿舍。聂森为了省钱,没有另外租房,住在工地里。

  4月初,疫情防控手势收紧,工地停工了。聂森和几个工友蜗居在工地里,几天后,他们的核酸检测结果同时显示为阳性。4月14日,聂森被转运至浦东一家方舱医院。4月21日出院后,聂森本想回到工地,却被保安拦下,妻子的宿舍也是封控区,进不去。

  流落街头的那些日子里,聂森不止一次怀念方舱医院的生活:有床睡,饭和水都管够。他指着马路对面的一家便利店说:“店员人很好,不仅卖给我吃的,还会帮我把面泡好。”那时,这家便利店还不能线下营业,但店员看他实在可怜,仍愿意卖他一些生活必需品。

  在岗亭里住了五六天,聂森开始担心:这是别人的地方,会不会再被赶出去?“我是打工的,不是流浪汉,这辈子都没当过流浪汉。”聂森越想越不安,开始在网上求助,想找一个能安心住下来的地方。4月30日,他终于放下了心——黄浦区相关部门将他送到一处临时安置点

  5月20日晚,记者再次联系上聂森,他仍住在临时安置点。“我每天都在看手机,上海到贵阳的高铁一恢复,我就抢票回家,儿子在等着我。”聂森说。

  货车司机:找回原本生活节奏

  

  货车司机陈非

  “一觉醒来,就回不去了。”货车司机陈非是安徽人,3月27日从南京运货至上海奉贤,计划休整一晚再装货回南京。第二天起床刷手机时,他才看到“上海实施分区分批核酸筛查”的新闻。

  和周围20多名同样境遇的货车司机一样,陈非只能先把车停在路边。他从未遇到这种情况,一时有些手足无措。所幸没过多久,金海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队员就发现了他们。执法队员先引导司机将货车停至几条次干道,并保持疫情防控安全距离,再设置通讯录详细整理货车司机信息,“后续要为他们提供生活物资,还要做核酸、抗原检测,无论哪个都不能漏。”

  其后几天,行政执法队每天都会来送几次物资。陈非说,队员们来的时候,就是他一天里最开心的时候。根据疫情防控要求,队员们把物资放到几米远外,提示他自行取走。吃了几次方便面后,街道还协调来了热腾腾的盒饭,“有菜有肉有米饭,真的想都不敢想,吃进嘴里才相信是真的。”

  虽然看不清口罩下队员们的脸,但相处多天后,陈非还是和大家混熟了。一天,街道物资保障小组遇到缺少货车的情况,保障组里的城管队员想到,能不能请滞留在街道的货车司机出个车?虽然很不好意思,但他还是拨通了陈师傅的电话。陈非一听要他帮忙,一口答应下来,5分钟后就把车开到了街道。完成任务后,街道坚持要给陈非报酬,但他始终不愿收。

  “吃了街道这么多天饭,现在能出一份力就出一份力。”陈非还说,以后还有运货需求一定还要叫上他,而且“千万不要给钱”,朴素而真诚的话打动了在场所有人。

  陈非后来收到了有关部门开具的绿色通行证,得以返回南京。记者近日联系他时,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打通——陈非又忙起来了,终于找回了原本的生活节奏。

  “老男孩”:来上海20年,很爱这座城

  

  刘伟

  记者看到刘伟时,他正用手机放着那首《老男孩》。音量被调到最大,歌声回荡在上海火车站北广场。

  在空旷的北广场上,他和不少人一样,打着地铺,风餐露宿。

  不久前,他还是一名小区的兼职保安,负责封控楼宇的安保工作。但随着疫情形势的好转,小区楼宇逐渐解封,他的工作也丢了。

  以往,工作没了可以再找,但此时的上海,却让他没了办法。

  没有地方可以住,只能流浪街头,刘伟和一些无家可归者随后被统一安排到现在的地方。但吃喝拉撒,都成问题。“倒是有人来看过,给我们发了泡面,但是没热水,怎么吃啊……”

  让人有些意外的是,对于现状,他的语气里没有抱怨,只是有一些不解。“防疫的做法,我都理解。但是对我们这样的特殊人群,是不是能有一点人情味?”他苦笑着摸摸头,“我很爱这座城市,只是现在不知道到底怎么了,我为什么会睡在这里。”旁边的同伴大声抱怨两句,他还回过头劝阻:“别这样,好好跟记者说。”

  刘伟不像其他初来乍到的打工者,尽管才30来岁,但他来上海已经20年了。按他自己的说法,自己还在上海念过书。“我在这里接受过教育。”他言语中有一些小小的自豪。

  只是这个已经习惯上海的老男孩,也有些累了。几天后,刘伟告诉记者:“现在想家了,特别想。”他想回重庆老家,但那边告诉他,隔离期间要自己承担酒店费用,一天得两三百元,他盘算了一下自己做保安的报酬,有点舍不得。“好笑的是,他跟我说你要是密接就免费,我真的有点想成为密接。”

  权衡之下,他准备先去武汉,再转道回家,因为听说武汉集中隔离是免费的。抢到了去武汉的票,刘伟就开始收拾行李。不过火车是在虹桥站发车,他准备骑共享单车过去。记者看了下距离,18.9公里。

  临走时,他还不忘感恩:“对了,后来有上海爱心人士自发组织给我们发了一些物资,有帐篷有食物,特别感谢他们。

  “再见上海,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离开,有点伤心。未来打算?等着看呗。”刘伟又哼起了歌,“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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