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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中堂抱此希望,本身就是可笑之事

京港台:2022-5-24 04:21| 来源:翻书侠西木 | 评论( 8 )  | 我来说几句


对李中堂抱此希望,本身就是可笑之事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李鸿章差一点当了总统?没错,如果当时他同意的,没准历史上就真多了一位“李大总统”呢?怎么回事呢?且听我道来。

  1900年,因义和团运动与清廷保守势力合流,酿成激变,帝国主义列强趁机发动侵华战争,整个华北地区几乎全部卷入变乱之中。在此举国鼎沸情势之下,李鸿章、张之洞等东南督抚发起“东南互保”,在南方与列强讲和,实现局部和平。

  在东南与朝廷政见歧异的情况之下,列强、保皇党、海外革命党人与东南督抚关系渐呈微妙情势,所以就有人提出“两广独立”,而且呼声越来越高。

  于是呢,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与梁启超等保皇党妥协,谋求策反两广总督李鸿章,在两广建立“独立”政府,拥戴李鸿章为:“两广共和国总统”。

  说来奇怪,在庚子年的乱局中,不仅是华南的孙文一系,似乎有很多体制外的变革势力都寄希望于李中堂这个安徽人,希望他能与腐朽的旧体制做切割,带着中国走向现代社会。

  此时大家都有一个奇怪的幻觉,觉得李鸿章李中堂或许可以救中国。

  1900年6月,章太炎写信给李中堂:“某等所望于公者,则明绝伪诏,更建政府,养贤致民,以全半壁,今世足以定天下者,无过相国”。而康圣人更是在《知新报》上直言:“天时不可失,人心不可违,变乱之间,差于毫发,成败所决,惟公图之”。

  甚至连一度主张过暗杀李鸿章的梁启超当时也为李鸿章谋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拥两广自立,为亚细亚洲开一新政体”,中策是“督兵北上,勤王剿拳,以谢万国”;下策是“受命入京,投身虎口,行将为顽固党所甘心”。

  这听起来像个笑话,但确实真正存在的事实,这来源于孙中山、梁启超、刘学询(李鸿章的幕僚)、日本(专题)革命党和英国友人的通力合作,但这个合作只存在了一个月不到。

  而这件事背后的最大的推手其实是一个叫何启的人。他是孙中山幕后的金主,也是香港(专题)殖民政府立法局华人(专题)议员。

  这位何启是香港华人领袖,雅丽氏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的创始人,与孙中山可以说是有师生之谊。何启对李鸿章印象一直很好,其原因可能在当初西医书院创立之时,还在北方担任直督的李鸿章就是其赞助人之一。孙中山的老师、西医书院教务长康德黎曾经盛赞李鸿章为“中国之俾斯麦也”。

  

  何启和西医书院与李鸿章的这种关系不可能不对孙中山产生影响,或许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那件事与之也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他与孙的助手陈少白商议,“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这个建议得到陈少白的赞同,后者立即联系在日本的孙中山。

  李鸿章这边负责与革命党人联络的是其幕僚刘学询。这个刘学询在广东能量很大,是个黑白通吃的人物,不仅开了赌馆,富可敌国,而且还能影响当地官员的升迁,被人戏称为“地下组织部长”。

  所以啊,身为地方土豪(专题)的刘学询,有着深厚的高层人脉。早在甲午前后,刘学询就受到两广总督李瀚章、广东巡抚刚毅的赏识和庇护。1899年,刘学询得到出任军机大臣的刚毅之推荐,赴日本考察。返国之后,刘学询又与李鸿章来往密切。李鸿章出任粤督之后,刘学询以“差遣委用”的身份出任李氏幕僚。

  从孙中山那边论,刘学询不仅与其有同乡之谊,更有深层来往。1899年刘学询访日期间 ,曾与孙中山多次秘密会见,表示“若政治革命 ,可以协力,种族革命,恐其事甚难”。刘学询性格特质中有枭雄与野心家的色彩,他对两广独立,李鸿章出任总统一事非常热衷。

  在刘学询的穿针引线下,李鸿章同意与孙文会面。此时,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也竭力推动李鸿章与孙文联合,实行两广独立。卜力和孙中山给李鸿章开出了一张诱人的支票:如果独立成功,将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两广共和国”的“总统”。

  不过呢,粤省独立的计划可能只是何启、刘学询以及革命党人的密谋,李鸿章对之或许知道,但应该不会当真。至于孙中山,似乎也是“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是也认为“此举设使成功,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试 ”。

  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进行试探性接触。1900年6月17日,孙中山一行从日本乘船抵达香港海面 ,为防范李鸿章“设阱诱捕”,“不欲冒险入粤”,特派宫崎寅藏等三位日本友人赴广州与李鸿章的代表刘学询会谈,会谈双方就特赦孙中山、保障他的生命安全和贷款十万两两个问题 ,达成了共识。

  但是,就在这次会谈之后的第二天。朝廷却发布谕旨,命李鸿章北上赴京,收拾那一堆烂摊子。李鸿章似乎放弃了与革命党人的密谋,立即宣布遵旨北上。

  莫非李鸿章之前完全是对革命党人的虚与委蛇,其实也不尽然。义和团运动与清廷保守权贵合流之后,北京政局陷入混乱,未来充满了不可预知性。“东南互保”算是一种未雨绸缪,“两广独立”可能也是李鸿章内心一种最糟糕的危机应对方案了,划地自保而已。

  李鸿章虽然宣布遵旨北上,但并未动身,这莫非他真的在计划搞独立,对清廷阳奉阴违,这也是过于高估李中堂的胆识了。朝廷谕旨令李鸿章北上,粤省官绅却极力挽留,《中国旬报》记载 ,当清廷“特召粤督李鸿章入都,粤省绅商纷纷禀留”。可见,李鸿章在广州,就意味着秩序的稳定。李鸿章逡巡不行,可能与此有关。

  另外,朝廷起初的谕旨仅仅命李氏北上,而未涉及职衔,李鸿章三思之后 , 当虑 及与其含糊 应命 , 不如坐待挟成 。直到后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任命到达,李鸿章才愿意动身北上。

  1900年7月17日,李鸿章乘招商局“安平”轮离穗北 上,经香港时,受到港英当局隆重欢迎,并与香港总督和各国驻港领事会晤。在李鸿章抵港前一天,孙中山也已经从西贡返抵香港海面。因英方受清廷要求而下的驱逐令,当时的孙中山是无法登陆的。

  港英当局可能还想再作努力,但是孙中山此时已经放弃希望,以为“ 李以八十老翁 , 本无远大理想 , 今既取道北上,未必因外人之劝告而终止其行 ”。

  港督卜力试图做最后努力,劝说李鸿章独立,说“ 刻下是两广脱离清廷独立之良好机会 ”。李鸿章对“两广独立”之事不置可否,但是却耐人寻味地探寻了 “英国希望谁当皇帝 ”。卜力回答道:“西方大概会征求他们所能找到的中国最强有力的人的意见,然后作出决定。”李中堂眯起了眼睛,似乎终于拿定了主意,他说:“慈禧皇太后是中国最强有力的人。”

  这场“两广独立”的努力最终化为空花泡影,在天津陷落的时候,李鸿章启程北上,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孙先生也继续努力,完成他希望完成的事业。

  李中堂在北上的路途中说:“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份,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梁启超曾断言,李鸿章没有“独立”的魄力,但在我看来,李中堂有没有魄力不是这件事的关键,说到底,李中堂还是局中人(电视剧),在他的心里天然排斥共和,他的东南互保,保的恐怕还是大清的安危,对他抱有“总统”的希望,本身就是一件可笑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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