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白和"路西法效应"：他们中也有受害者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大白”或是“白卫兵”，已成为中国“动态清零”高压防疫政策中一个负面形象深重的群体。网络上流传很多视频，显示一些大白们盛气凌人，对老百姓暴力相向，招致人们的痛恨。但其实大白们也有不为人知的辛酸。分析指出，中国缺乏独立法治的制约，让路西法效应的影响力放大，身为工具人的大白们，其实也是受害者。
半夜三点就得起床、准备帮人做核酸，陈医生一天要面对上千张不见得都心甘情愿向他张开的嘴，而他自己也是被迫当大白的，正式名称叫“核酸检测员”。
“我们原本都是正规私人诊所的医生，前一阵子封控后、非必要场所禁止营业，上面就要求协助防疫，我们不是自愿从事这项工作的，也没有任何额外报酬。”陈医生出于人身安全考量，不愿具名受访。
邯郸医检大白 “强迫劳动”的工具人
医护大白成了强迫劳动的受害群体，非医检或感染科的陈医生甚至没接受过检测训练，就匆忙上阵，他和他的同事根本无法说不。“管理者说，现在核酸检测是一项政治任务，如果不去，未来相关部门会不断找我们诊所麻烦，让我们难经营。”他告诉记者。
他感叹自己就是个工具人，大白防护服一穿上就是五个小时，连上厕所都难。
“唯一的好处是，像上个月封城，物资很难买到，但我们能领到早餐和午餐盒饭，甚至饮料，很多人舍不得吃，下班后带回去给家人，这大概是支撑我的动力吧！”在看不到解封尽头的黑暗中，陈医生说，他只能这么“正面”思考。
陈医生所处的河北邯郸市，是个超过九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号称京、津、冀的“南天门”。最近一次疫情高峰是4月6日，验出78例无症状感染者后，随即从4月8日0时起，邯郸市主城区进入封控管理，直到5月16日才初步解除主城区内的交通管制，但陈医生说，到现在为止多数小区仍是管控状态，得有出行证，才能出门。
河北省安迁安市的一个社区居委会发布通知，要求住户交出房门钥匙，由社区人员将居民反锁屋内。（网络图片）
现代版“围魏救赵”：封河北多城保北京
不管封控区还是管控区，身为大白的陈医生也数不清全市已经做了几轮全员核酸，在几乎没有疫情的邯郸，做核酸成为城市运动，在陈医生看来，就是政治。
“这完全不像防疫，做核酸就是一种大规模群聚。小区又大多只留一个门，大量路被封死，这肯定是不科学的，防疫最重要的是减少聚集，但很多零感染的小区仍然封控。在我看，这更多的是政治站队，把邯郸当成保护北京市的防线。”
古有“围魏救赵”，如今牺牲几乎没有疫情的邯郸，让社会与经济活动停摆， 是“封赵保京”。以对外交通为例，邯郸目前仅有航空国内线飞往海南海口，而到北京的高铁仍停开。
在中国，防疫已不只是医疗专业的事。陈医生说，“中国的根本大法就是领导的看法”，专业哪里重要，而且专业人士还有愿意依附权势者，“前一阵子有同行在微信群里抱怨防疫作为，遭人举报。”
从共情疲劳到“路西法效应”
他感叹，新冠病毒并不可怕，但可怕的是人心，在越来越像座大监狱的中国，人们的“共情疲劳”（compassion fatigue）也变得更严重，甚至还成为加害者。
陈医生说，在邯郸，有人确诊后被追究法律责任，只因为封控令后没能及时回到住家闭关。
“现在就是一种人人自危、在近乎恐惧的压力下，疫情带来的创伤很多人都是不敢说的。但行为藏不住，光是我这两年接诊的患者中，我都能察觉抑郁症非常多。有那种肚子疼的患者，一直怀疑自己肚子里有剪刀、有蛇，或莫名胸疼，但找不出病因。”他说。
本台多次拨打邯郸市卫健委的电话，但无人接听。
共情疲劳常出现在医护人员或是前线执法群体，欧美国家有较完整的心理咨询体系与资源协助。
做消杀大白好过在家闭关：我要活着
上面陈医生代表的医护大白是不得已而为之；而另一种大白，也就是负责上门消杀的社区工作人员或名为志愿者的工作人员则是为了要活着。
“我要交房租要还房贷，压力肯定很大的啊！做消杀工作心里感受，也没什么分享的，也还行，但就是一户户去，一开始其实也害怕，觉得有点危险，要接触的人这么多。”一名在上海当过三天消杀大白的王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王先生后来因为自己居住的小区出现阳性病例也变成封控区，出不了门，这份临时工也没了，至今负责接洽他的街道办工作人员，还没把一天六百元人民币的薪资给他。
王先生住在浦东区，平时是个理发师，也因为上海关闭非必要场所后，他没了经济来源，朋友介绍他到邻近小区当临时工。他也因为人身安全考量不愿具名受访。
他告诉记者，在家关了近两个月后，当消杀大白能出门赚点钱，日子比较好打发。
“在家里嘛！憋得要发疯了嘛，太无聊，没事干就吃、睡啊！”他说。当记者询问包括消毒液成分及安全用量，他都不清楚，他说自己也没想这么多，遇到不配合的居民，会有居委会的人和公安负责处理，他只负责喷洒。
他强调自己那三天工作很守规矩，也抱怨网上把大白描述成“简单粗暴的机器人”，“不是每个人都胡乱来的，我只是打份工，活着。”
现实中确实有这种“简单粗暴的机器人”大白自称民警爬窗进入民宅，或是自称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大白暴力踹门入屋，只是为了要抓民众到方舱隔离；就更不要说穿上防护服的医院警卫人员，只听“没有核酸阴性不让入院”的单一指令，让原本可以挽救的生命，葬送在盲目一刀切的执法手中。
这种大白们所暴露出来的人性的恶是可以用心理学理论来解释的。
在台湾大学心理系名誉教授黄光国看来，这类已成为工具人的大白们，映照了1970年代争议颇高的斯坦福监狱研究、由美国心理学大师津巴多（Philip Zimbardo）所提出的“路西法效应”，强调“情境效益”与“团体动力”可以让好人变坏人。
“去个人化”加强“权威性人格”
“他的概念是叫‘去个人化’，这有一定的道理。也就是当你没有办法辨识我是谁的话，我的行为是会不一样。这时，会让人的‘权威性人格’特别明显。”黄光国告诉本台。
但他说，要完全用“路西法效应”来解释现在中国的情况，不见得准确，关键还是在文化差异。
黄光国专研人格与社会心理学，他特别专注于心理学的本土化运动，尤其是华人传统与儒家主义对心理学研究的影响。
他分析，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具有崇高地位，且重视原则与法律观念；华人社会则强调要拿捏局势，人的服从性也较高，能接受政府强制管制时间可以很长。尽管如此，“到最后还是会忍无可忍，反抗极端的压迫，这也是人性，上海就是一个例子。”黄光国说。
包括民众对小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暴力相向、到近来网上流传大白互殴的情况，黄光国提醒，“过去成功的经验，不能保证你未来就一定成功；而一个文化的长处，常常也是它的短处。”
要怎么改变“路西法效应”，避免好人变坏人呢？津巴多在《路西法效应》一书中说：“如果你要改变一个人，就要改变整个情境；如果你要改变情境，就要找出权力来源。”
对于权力运用该有的规范，中国官员不是不明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曾经说过，“要努力做到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这讲的是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也是法治社会对人行为的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