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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学历造假 陈春花背后的另一类群体值得注意

京港台:2022-8-10 20:35| 来源:文化纵横 | 评论( 6 )  | 我来说几句


除了学历造假 陈春花背后的另一类群体值得注意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导读】据媒体报道,近期,曾流行于各大网络平台的某知名学者,意想不到地被流量反噬,一时间学历造假风波涌起,以至于其最终辞任名校教职。人们发现,类似学者营销现象并非孤例,事实上,今天有一大批“明星学者”活跃于网络平台和公众视野之中。那么,为什么“学者明星化”会变成一种趋势,耐得住寂寞做学问的学者反而变少了?

  本文指出,今天学术界正面临普遍焦虑:好好上课、发表期刊、发布成果,已经不够了,为争取更多资源,学者还要学会自我营销,让自己的研究得到更多市场关注。过去,利他的知识分子要推广自己的思想观点,会在公共领域非常活跃,对各种公共议题发声,甚至挑战主流观点,尽管这样可能损害个人前途。而今天,随着大学的企业化发展,学术界出现一种新的群体:营销型知识分子。他们选择随波逐流,不表达与主流相斥的意见,以免把潜在的捐赠者、读者或点击量给吓跑了。在讲座和其他学术场合,他们避免与同行发生争论或冲突,而是熟悉商务礼仪,互惠互利。

  作者指出,面向市场,影响了学者的自我认知,并催生一套新的世界观——教授们不再是服务于校园、专业或某一知识群体的一员,他们变成一个自我品牌。风险被内化为教授们市场思维的一部分,教职或出版上的成败,成了个人的运气或个人的问题,没有什么能再给他们保障。这一方面是因为目前学术界内部竞争激烈,“僧多粥少”突出;另一方面,学者的焦虑、传统学术伦理的走弱,也与“专业性”的破产有关。近年来一些日益扁平化的学术领域,所谓的“自由选择”,给其背书的往往就是市场的认可。

  营销的重负:教授的新责任

  教授的主要任务是教学和研究,过去,这两项任务谁更优先是争论的焦点,合起来,则是社会对这一职业的主要期待。当然,这一工作还包含了年度评审、升等互评等等。不过现在,似乎又加了一个新任务:营销推广。教授们必须推广自己任教的班级、所属院系、所效力的专业组织,甚至直接推广自己。在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上,必须用自己的文章、课程、谈话、见解乃至人格吸引关注。

  是不是好好上课、在业内期刊或出版社发布新成果这些传统的标准,都不够用了呢?你必须喊出声来,我的研究和我的课程很好、很重要,必须自己去争取资源。理想的 “全垒打”选手,是在Academia.edu或者自己建的网站上传最新论文,同时在社交网站上发布动向。如果不是对公众,那么至少要让学校的管理层、项目资助人、学生或是其他教授知道。例如,一旦写了新文章,出了新书,就得发邮件给旧雨新知,好言好语让他们帮忙传播起来。收到了赠书,也最好在第一时间贴出来广而告之。“友谊”在营销推广中也获得了新含义。学校的公关与宣传部门可不会帮你做这些。

  当然,传播学术成果是件好事,礼尚往来也是好事。但是有时候营销推广是刚需——如果不推广自己,就会被不可预知的大浪打到沉底。在这样的情境下,学界认同的正常渠道看来是不够用了,学者们需要获得更大的存在感。因此,卡内基梅隆大学英文系教授杰弗里·威廉姆斯(Jeffrey J. Williams)近日在《高等教育纪事报》撰文说,现在知识界出现了一个新品种——“营销型知识分子”。

  营销型知识分子是企业型大学发展的一个自然后果。在 “硬科学”领域,从1980年代起,研究的标准就偏向强调专利和市场转化。尤其是计算机和工程科学这些实操领域的教授,长期以来都会担任企业的顾问,或者有自己的公司。他们自由出入企业界。今天,这种打造个人品牌的需求渗入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如果这种营销推广的冲动更偏向利他,那么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在公共领域非常活跃的知识分子,肩负文化与政治使命,对各种公共议题发声,通常地,是挑战主流观点,引发不适。这么做的后果往往是以损害个人前途为代价。20世纪中叶的莱昂内尔·特里林、汉娜·阿伦特及至更晚近的爱德华·萨义德、阿兰·沃尔夫、朱迪斯·巴特勒和罗宾·凯利,都是抵抗主流的力士。

  相比之下,营销型知识分子则是随波逐流,他们的学术世界没有政治与社会的一席之地。典型的态度是,表现得稍微活跃一点,显示你不是个书呆子就挺好,不用太锋芒毕露,事事跟人意见不同,看上去特不友好——可别把潜在的捐赠者、读者或点击量给吓跑了。

  威廉姆斯分享了一个他最近的观察:在讲座和其他学术场合,过去的默认操作是质疑讲演人,甚至跟他吵一顿,而现在的学界中人更倾向于避免冲突。大家互道,“谢谢你的讲演”“谢谢你的问题”,好像很有商务礼仪的样子,让人恍惚以为走进了星巴克。

  另外,百舸争流似的自我推广,也与目前学术界岗位竞争日渐激烈有关。每年都持续有人毕业,但教职越来越少。现在美国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博士毕业生能找到体面的全职工作。焦虑的研究生和菜鸟青年教师们必须四处活动,参与研讨会和酒会,吹风、打探,自我营销。这个行为模式不新鲜(例如我们古代士子也要带着自荐书),但在人人都有社交账号的今天,更显得来势汹汹。

  通常被作为标杆的20世纪中叶的 “纽约(专题)知识分子群体”也无法免于自我营销。然而,他们对文化毫不掩饰地批评,尤其批判那些被商业诉求凌驾于上的文化。而今天,我们已经承认,市场是人类互动的主流形式,那些不参与的人是自甘落后。

  在这里,威廉姆斯还提出一个必要的区分不承担那么多社会批判责任的文学知识分子。这个传统类别囊括了一众在媒体上评点莎士比亚、济慈、梭罗或扎迪·史密斯的学者。去年的爆款书《制造简·奥斯汀》就是一个显例。这本书在英国收获了巨大的媒体关注。威廉姆斯觉得,这些文学知识分子的工作固然令人尊敬,但是通常无涉道德与政治,要么就是只包含稀薄的社会批判、承担几近于无的风险。他们的牙齿已经磨平,而不是如狼般尖利。

  新的推广需求促使学者们出产更多面向市场的成果、技能和见解,同时也催生了一套新的世界观。也就是说,今天席卷高等教育领域的自立门户、自我营销大潮,和生意有关,更和教授们的自我认知有关。他们已经不再是服务于校园、专业或某一知识群体的一员,他们首先是一个自我品牌。风险被内化为教授们市场思维的一部分,他们深深认识到,自己在教职或出版上的成败完全是个人的运气或个人的问题,没有什么能再给他们保障。他们好像一个个孤立的细胞,必须为生存而不断竞争、自我更新,因而也为此持续焦虑。

  实际上,教授的焦虑、传统学术伦理的走弱也和 “专业性”的破产有关。通常是行业控制着特殊知识的分配,工作是根据行会规范和标准在开展。例如,你会强烈希望自己的医生也被其他医生认可。而在近年来一些日益扁平化的学术领域,要小心,你认为的自由选择,给其背书的可能是市场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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