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文斌反驳"中国债务陷阱论"的理由站得住脚吗？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在访问非洲期间，谈到中国的债务陷阱问题。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提出五点反驳。那么这些回应站得住脚吗？ 专家们又是怎么看的呢？以下请听本台记者凯迪与美国南卡罗莱纳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以及旅居美国的经济学者郑旭光的讨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周在访问南非期间，公布了“美国撒哈拉以南非洲战略”。布林肯强调说，美国并未要非洲在华盛顿与北京之间选边站，不过在白宫发表的相关文件中，美国还是对中国发出了严厉批评，称中国将非洲“视为一个重要舞台，以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推进其自身狭隘商业和地缘政治利益，破坏透明度和开放性，削弱美国与非洲人民和政府关系。”
他还说，“美国既会回应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日益增长的有关外国活动和影响力，也会参与一个正在经历巨大社会经济、政治和安全变化的地区的事务。”
本周四（8月18日），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有中国官媒记者提出，布林肯在访非期间再度炒作所谓“中国债务陷阱论”，中方有何评论？发言人汪文斌回应时称，所谓“中国债务陷阱”是美国和西方为转嫁自身责任“炮制的谎言”，“站不住脚”。
他列举了五点，首先是商业和多边债权人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债权方；第二，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债务增量主要来自西方商业债权人和多边机构；第三，发展中国家中长期偿付债务主要流向西方商业债权人和多边机构；第四，西方商业债权人融资成本远高于中方；第五，西方商业债权人和多边机构缺席国际减缓债行动。
中国的贷款非商业性而具政治性： 不可比
记者：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以及旅居美国的经济学者郑旭光，来谈谈汪文斌所给出的这五点回应是否有道理。
首先，请问郑旭光先生，汪文斌回应称，商业和多边债权人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债权方，到2020年底，82个低中收入国家公共外债结构中，中国占比不足10%。您对此怎么看？
郑旭光：首先来讲，中国说自己的比例只有10%，但是10%就可以说是第一名的国家了，因为西方有那么多国家，都加在一起，中国的比重相对好像不重，但是你单挑出来，可能就是第一名。
另外，它不是一个比例的问题，而是一个协议条款的问题。“中国债务陷阱”说的就是双方的债权、权利义务关系，不是一个通常的商业性关系。汪文斌自己说这个利率比较低。我们知道陷入“债务陷阱”的国家，往往其还款性并不好，所以从商业贷款来讲，西方国家往往给的利率是比较高的，因为风险大。而汪文斌说，中国提供的利率普遍低于西方国家的贷款，为什么呢？这个不是商业性的贷款，就是政治性的。
比如，西方可能无法理解中国的那种大国荣耀，中国崛起了、强大了等等。它要维持在非洲、南亚等地的军事政治存在。另外，它在联合国里也有这种多边博弈的政治需求。这个类似于毛泽东时期对亚非拉国家的援助。它们这种传统的联系，到了现在这个时代，也就披上了全球化的贸易的外衣，但丝绒手套后还是政治的因素居多，否则你无法解释一个国家财务信用并不好，项目还款回款评估也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你为什么还要低利率去给它。那只能说是带有援助性质的，是商业机构不会干的事情。
“债务陷阱”是中国自身债务问题的转移与延伸
记者：那么谢田教授，您是否也觉得发言人汪文斌的回应是答非所问，回避了其中实质性的问题？
谢田：对，汪文斌只是从西方债权人、商业机构和政府，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贷款，他没有指出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其他西方国家如果是商业性的贷款，他们都是做过可行性评估的，他们承担自己的风险，所以一切条款都是非常透明清楚的。而西方国家的贷款更多的属于援助性贷款，没有更多的附加条件、政治条件，一般来说也没有行贿受贿行为在里面。
美国所指的中国让非洲国家陷入“债务陷阱”，首先这些项目是经不起可行性的推敲，还有它是带了很多政治目的的。我们知道中共实际上是通过“一带一路”，这些商业性贷款和援助，有政治目的绑架在其中。这些贷款利率虽然稍低了一些，但这些项目实际上是延续了中国在自己土地上过度的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就是属于扩张性和浪费性的，结果让中国老百姓也背上了这些债务，所以中国本身就有这种债务问题。现在它是把这种过度基建这种债务问题转移到了这些非洲及发展中国家，虽然利率低，也是一个沉重的债务负担。这就是布林肯所说的债务陷阱问题。
贷款条件不透明 成中外权贵洗钱手段
记者：郑先生，您刚才谈到中国的债务条款问题，美国也一直批评中国和这些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债务协议不公开、不透明。您能否再给我们具体举例说明一下。
郑旭光：这些协议往往有很多秘密协定，比如说这个协定不能向第三方公开，或者说我们的协议受限于两国关系，如果你做了违背中国利益的事情，协议可能要被迫中止等等，如中国国家发展银行的协议往往带有这些条款。就是它的经济利益是从属于政治利益的。换句话说，很多国家没有这个还款的习惯，中国也没有期待着这个钱一定会回来。它是要把它变成一种政治影响力或者一种军事存在。同时，它也是一种洗钱方式。比如，很多中国贷款给当地的钱，又让中国的工程公司去承揽建设，这中间是一个巨大的灰色利益链。
此外，在当地比较腐败的政治体系中有些掮客，有的甚至就是来自总统府，中国通过这些贷款项目对他们还有利益输送。而一般西方政府和私人公司不可能这么做。
总体来看，我认为这些贷款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尽管它披着经济的外衣；另外，它也是当地的权贵和中国的权贵洗钱的一种手段。
揭露真相是西方国家最好的应对之道
记者：最近，七国集团领导人在年度峰会上承诺在五年内筹集六千亿美元，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您觉得这种和中国比投资的方式，能否有效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和影响力扩张呢？
郑旭光：我觉得笼而统之地说，我们也要在当地搞基建，帮助当地国家，我觉得这个是没有意义的。西方国家还是应该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帮助当地实现比较清廉的政治，这才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去和中国搞这种投资竞争，很难竞争过它。因为商业机构当然没有动力，西方国家政府给他们低息贷款和中国拼，那么当地官员可以在其中有灰色收入，西方国家是否也要和他们搞这种勾兑？
记者：谢田教授，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谢田：我想西方社会如果想应对的话，就是要告诉人们这些项目的真相，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迫使政府公开这些项目的内幕，让人们知道背后的政治交易。这个就足够了。
记者：谢谢两位接受我们的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