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王朝1566》里，改稻为桑是重头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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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明王朝1566》里，改稻为桑是重头戏。嘉靖晚年，财政吃紧，亏空严重，朝廷急需开源节流。时任内阁首辅严嵩提出这个改稻为桑的策略。他算了笔经济账，认为改稻为桑能大幅提高财政收入，又能应付答应洋人的丝绸订单，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嘉靖听后大喜，同意改稻为桑，同时嘱咐不要加税，以示对百姓的关照。
纸面上看，改稻为桑不仅提高了朝廷收入，还振兴了整个织布行业，可大明的事情，坏就坏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层层加码、不断变味儿。
首先浙江总督胡宗宪就感到不妥，他认为：此事过于操之过急，如果三年缓改，改稻为桑或可成功。但执行者却要一年之内就出成果，要一刀切式地改，必定会出大乱子。
果然，负责“改稻为桑”的官员背着“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的包袱，不顾浙江商贾和农户的实际情况，要求当地作坊一年内织出五十万匹丝绸。为了快速推行改稻为桑，当地官员不但派人骑着战马践踏秧苗，竟然还毁堤淹田，借天灾酿成人祸。
严世蕃等人被利益驱动，铤而走险，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干下毁堤淹田这等伤天害理之事。按照现在的说法，群众受灾、大堤损毁，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一定要严肃追责问责的。
首先嘉靖帝是永远正确的，每一句话都是金口玉言，是不可能错的，更不可能担责。批准改稻为桑这样利国利民的好事，何错之有。即使了解到因为强推改稻为桑，导致毁堤淹田和基层的实际情况后，仍不改初衷，让胡宗宪和内阁想个办法出来。他关心的是大局，不是谁死谁活的问题，淹没区区两个县算什么，钦定的国策必须要推行下去。
严世蕃，这是改稻为桑始作俑者，也是毁堤淹田的罪魁祸首。改稻为桑可以缓解财政压力，又可趁机大捞特捞，老百姓死活他顾不了那么多。嘉靖得知内幕而不处分严世蕃，很大程度上是投鼠忌器，为了保持权力平衡。处分了严世蕃，等于承认了决策失误，这是嘉靖万万不愿意看到的。处分严世蕃的理由，也不是因为毁堤淹田。
胡宗宪，作为浙直总督和浙江巡抚必须为管辖区域内发生的事情负责，无论是推行国策不力，还是决堤淹田。他识大体、顾大局，明说河道失修，实说毁堤淹田，既保全了嘉靖的颜面，保全了严嵩父子，也实现了暂缓推行改稻为桑的目的。虽然毁堤淹田是马宁远背着他干的，但他主动承担责任，以退为进，被免去浙江巡抚职务。
郑泌昌和何茂才作为毁堤淹田的高层执行者，之所以强推改稻为桑和毁堤淹田，一是为了从中牟利，也是为了政绩驱动。他们的罪过，嘉靖是心知肚明的。不问责他们，是因为还不到倒严的时候，更是维护自己的颜面。
杭州知府马宁远和淳安、建德两个知县是纯粹的背锅侠。他们三人加上躺着中枪的李玄，成了冤大头、替死鬼。他们是基层干部，不仅坚决执行了改稻为桑的决策，导致发生群体性事件，需要背锅；更坚决执行内阁严世蕃、浙江布政使郑泌昌、织造局杨金水毁堤淹田伤天害理的命令，更要背锅。
他们只是决策部署的执行者，但却是追责问责最大的受害者。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有没有错？当然没有错，因为你是下级，下级必须服从上级。问责你有没有错？肯定没错，谁让你是基层干部。追责问责哪有追问自己的？古往今来，有谁承认是自己的决策失误，不都是处理基层干部吗。
一个决策不管初衷是多么美好，出台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各地实际，考虑基层的承受能力和群众认可程度。否则就是你一厢情愿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即使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进，必然导致劳民伤财、民怨沸腾。况且各级官府在执行决策时，因为政绩驱动，一定层层加码。
如朝廷安排三年完成十万户改稻为桑，到了省级郑泌昌就会说两年完成十五万户，州府高瀚文就是一年完成二十万户，县级王用汲就是半年完成三十万户。谁先完成，谁有政绩，谁就是先进，就会被评为大明优秀知县（知府、巡抚），进而实现政治进步。
分配任务后，各级就会成立督导组，月调度、月通报、月考核、月排名，两次排名末位的约谈或免职。最基层的干部为了避免被约谈、被免职，一定想尽各种办法完成任务，所以有了马踏青苗事件。这样层层加码逼迫下级不出问题才怪。
一个地方出问题，追责问责那里的地方官，全国各个地方都出问题了，那就要从决策方面找原因了。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网民评论：
寂静路程：两千多年了，只见城头变幻大王旗，内在还是不曾改变。
与你共乘海浪的大臭柴：太阳底下无新事。
Furdanalin：结论，大萌这种计划经济体制社会，资本主义萌芽个屁。
江阴人氏：改稻为桑不动摇是吧。
王强毛巾：数字出官，官出数字。但是数字在毛巾厂就不行，毛巾厂不但要看利润，还要股东的同意。
不一样的烟火和我们：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为了所谓的面子，最痛恨面子。
ixihong999：改稻为桑是国策！！！我看懂了！
村长Uncle：要算政治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