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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教授、红三代:中国神话根本不存在

京港台:2024-1-31 22:07| 来源:今周刊 | 评论( 45 )  | 我来说几句


MIT教授、红三代:中国神话根本不存在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早在2022年,当全世界都以为中国会在新冠疫情后迎来强劲的经济复苏,国际知名中国研究学者、曾任世界银行顾问,现任麻省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学院教授的黄亚生,就已经写书预言——中国经济将迎来衰退。

  身为“红色家族”第三代,爷爷黄负生是中国共产党创党元老,黄亚生成长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因见证过贫穷、压迫、溷乱的社会,黄亚生对共产专制体制抱持质疑。赴美留学后,他长期投入中国政经研究,以社会科学角度解释中国社会现象,见解鞭辟入里。

  针对目前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消费疲软、外资撤离等经济困境,黄亚生认为须归因于专制体制。

  戳破“中国模式”成功表相

  发展来自民主体制养分

  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歌勐进。许多人认为这要归功于“中国模式”,也就是以计划经济、宏观调控等措施干预市场,保持一党专政的威权体制,让经济在相对不自由的环境缴出亮眼成绩。

  但黄亚生认为,其实“中国模式”并无特别之处。归根究柢,是民主自由体制有利于经济发展,专制体制则不然。黄亚生观察,专制体制下的中国之所以取得经济上的成功,是因为向外汲取了民主自由体制的有利条件,“若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正是最自由开放的时期。”

  他举例,1978年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香港(专题)作为英国扶植的国际金融中心,为中国提供原本缺乏的法治和有效率的自由金融市场。许多由中国官方扶植的企业,得利于香港的金融市场而快速发展。例如联想,1994年在香港上市,因此在创立、扩张时期都能取得足够的资本,“这在中国本身的体制下是不可能发生的。”

  此外,国际合作也解放了中国的科技发展,例如原本采用“上对下”管理的中国大学,因与美国大学合作而享有学术自由。“这是为什么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大学,还是能够取得很多科技方面的进展。”黄亚生补充,许多中国的科技公司也在此时期走进国际市场,例如华为(专题)。“许多人认为华为是靠中国政府扶持、政策补贴的公司,但你仔细看历史,华为许多早期的成功都是在海外。它是中国最有国际合作精神的企业。”

  简而言之,黄亚生认为,中国经济并非受益于专制政府的干预措施,而是“借用”了西方的民主法治体制、自由金融市场及产业合作、学术合作而成功。“中国的成功,是开放的成功,是改革的成功,是在国家权力减少的情况下成功,而不是在国家权力增加的时候成功。”

  厘清了这一点后,如今中国陷入经济困境的原因也就呼之欲出——在习近平(专题)领导下,中国在政治或经济上都正走回封闭路线。

  

  封闭路线致科技落后

  土地国有制成经济困境远因

  近年中国政府重返专制,也升高对经济的干预。香港向中国金融体系靠拢,无法发挥自由金融市场的作用,股市一落千丈。而习政府对西方世界充满敌意,发动“战狼外交”,导致与西方交流中断,随之而来的是外资撤离、一波波贸易战和经济制裁。

  黄亚生观察,失去国外的资金、学术交流和产业技术合作,中国于是大力资助国内研发。然而,他不看好这种“闭门造车”模式,他以华为为例,指华为声称使用中芯自研芯片的产品,拆解后发现,其实使用的是台积电较旧的芯片,显示中国研发成果有限,也凸显国际合作之于科技发展仍然重要。

  中国政府另一项重要干预措施是国营事业。由于土地国有,要动员兴建基础建设相对容易,透过大量基建来创造内需,是中国刺激经济的手段之一。黄亚生则认为,基建并不能真正帮助经济,一些中国官方经济学家如林毅夫等人是错置了因果关系,以为“大量基建成就GDP(国内生产毛额)高成长”,实际上却是“GDP高成长使政府财政收入上升,因此有本钱推动基建”,一味推动基建,只会适得其反。

  黄亚生指出,尤其2008年金融海啸后,中国为了救急,推动“4万亿投资计划”,投入4兆人民币(专题),却造成通货膨胀、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延续至今。

  此外,黄亚生补充,土地国有制虽然有利基础建设,却也导致在都市化的过程中,农村人口财务收入几乎毫无成长。他感叹,如果中国20年前就开始实施土地私有化政策,或许建不了这么多的机场、高速公路与高楼大厦,“但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而当这个占中国逾3成人口的族群收入提高,许多现今的经济问题如消费疲软、产能过剩、地方政府高负债等,或许都不会存在。

  换言之,种种迹象都显示,舍弃与民主世界交流、走回专制老路的中国经济正陷入困境。但要中共放弃专制,又谈何容易?

  

  黄亚生资料照片

  无法脱离专制体制有迹可循

  科举制度为统治阶层服务

  在2023年出版的《EAST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一书中,黄亚生讨论到中国无法脱离专制体制是有迹可循的,并且要一路回溯到隋朝,甚至更早。

  “民主的思想啊、科学啊,没有在中国能够出现,就是因为科举制度。”他表示,中国历史上曾有思想多元、百家争鸣的时代,只是自隋朝实施科举制度以后,专注于一家思想而抑制了其他思惟方式,也让日后的专制政权更便于统治。此外,“科举制度把最聪明的人纳入国家体系、文官体系,他们就不去搞科学了。”

  

  不仅如此,黄亚生观察,考试制度也使中国社会强调个人竞争,而非集体合作。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中国就很少出现社会集体的政治表达,这无疑也是专制政府巩固威权的有利条件。

  不过,近代中国史上也曾出现民主自由的契机。黄亚生认为,中国政治经济最民主的时期在邓小平时代。“当时赵紫阳是总书记,邓小平是军委主席,李先念是国家主席,李鹏是国务院总理,还有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陈云,相当于是五权领导。”当时的经济政策讲究实事求是,以数据为准,具一定的客观性,和如今中国政府强硬推动基础建设的手段相比,更自由也有效率。

  “如果赵紫阳没有失势,中国的政治不会是现在这样。”黄亚生感叹,六四事件后,温和派的赵紫阳遭软禁,强硬派上台;中央顾问委员会被废除,也让一八年习近平修改《宪法》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更畅行无阻,而其导致的自然结果是,习近平几乎一人掌握了所有的权力。

  一连串历史的偶然,让中国走回专制老路,在这条路上中国能走多远,不得而知,唯一可以预期的,或许是专制体制下的中国经济,将持续受到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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