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我作品探索的就是自由

严歌苓：我作品探索的就是自由

　　世界日报报道  今年年初，记者从微博看到有位在美国的创作者写：刷到朋友的照片，才发现「女作家」在2023年就发了新书，是自己在德国成立的出版机构所出，据说是这么多年来「最自由的创作」。

　　而后又有一位追随者众的读书博主转发：看了这条才得知「喜欢的作家」的近况。她的百科词条已无，然而作品的词条仍在，她编剧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只剩下刘恆一位编剧，「芳华」乾脆就没编剧。作品尚在，但作者佚名。

　　若不是看到她作品的名字，可能记者还要花一些时间去想他们指的「女作家」、「喜欢的作家」究竟是谁？在4月纽约(专题)的一场公开活动中，严歌苓用「在他们给我『拉黑』以后」，来指她两年多前为铁鍊女与新冠疫情等中国时政问题发声之后的境遇，而「拉黑」这一生动和口语化的词，博得了现场一阵大笑。

　　「想要自由 甘蔗就不能两头甜」

　　整整一个4月，定居德国柏林的严歌苓携新作《米拉蒂》，开启了在美国各地的宣传之旅，每一场活动都座无虚席，甚至因为人数过多，部分观众被安排到其他的房间，透过大屏幕看直播。

　　她的美国外交官丈夫王乐仁(Lawrence A. Walker)，也在每一场活动陪伴左右。他被她称为「如今所有部门的老总」，身兼出版人、财务总监、公关、音乐剧製作人等数职，她在台前、他在台下，一摞子有待签售的新书之后，活动间，两人不时有眼神或言语的交会。

　　和以往出版社至少有十几人来安排，而她只需亮相、说相对短促的场面话相比；严歌苓说，如今放弃每年几千万人民币(专题)的中国国内版税，而得「自己摇着货郎鼓走街串巷，摆摊卖自己的书」，这对于清高的知识分子来说，确是有些难为情的。

　　「哎唷，我就觉得好苦，图什么呢？」她说：「就图了自由了，我这是自作自受、求仁得仁。就是这么一回事。你想要自由，甘蔗就不能有两头甜」。

　　《第九个寡妇》写土改 下笔没有顾虑

　　除了新书发表会外，4月上旬，在曼哈顿中城一家表演艺术剧场，由严歌苓小说《扶桑》改编的同名音乐剧进行了两场结合音乐的业内剧本围读，这是她的作品、也是华语小说首次被改编成音乐剧。

　　在中国大陆反响最大的那几年，严歌苓的小说可以卖上几百万册，作品和剧作频繁被改编成名导们的电影，张艺谋还与她签署了作品优先权，只有他决定不拍时，才将改编权再予他人。这让人误以为她已经习惯也可能享受聚光灯下的声名，以至也会让人有些难以追溯：在探索自由边界的过程之中，她是如何在两年前决定按下发送键，然后不可逆又更极致地走向另一种生活。

　　「我觉得我的作品一直以来所探索的东西实际上非常连贯，那就是『自由』，」严歌苓这样回答：「就是你想失去多少表达、思考、言说、讨论的自由，作为一个有丰富思想与感情的人，自由在一点点失去的话，对我来说很不舒服。」

　　严歌苓忆述，2005年，她随丈夫外派到了非洲，那片土地的飢饿、苦难、腐败与政府的不作为，使她开始写以中国土地改革为主题与背景的《第九个寡妇》」。

　　「土改在红色中国的历史上非常重大，是颠覆性的巨大运动，我那时候也知道，这本小说不被出版的可能性很大，」严歌苓说，但她下笔时并未留情，也没有顾虑。

　　「《芳华》是我最诚实的一本书」

　　2011年，对她最重要的作品、也是她公认的代表作《陆犯焉识》出版，她以自己的家族历史为摹本，以「我祖父」为主人公，讲述了他作为政治犯在文革(专题)时期的劳改生涯，也反映一代知识分子在红色风暴中被摧残的命运。她清楚这一本书「他们不喜欢」。

　　到2017年，她在数次採访中都提及，《芳华》是她「最诚实的一本书」，她深挖，也写了许许多多内心的东西。她写主人公刘峰，看见一群着军装的越战后的残疾老兵在街上乞讨，当她得知被改成「一群残废儿童」时，「我就闹了，我说(书)不出了，但我想到我的编辑也很辛苦，这也不是他的错」。

　　当然这些反应和追求，并非首先是为了政治诉求。数年前，她曾在纽约时报的访谈中说，她是为艺术而非政治诉求来书写历史。此次她也在访谈中重申，艺术和审美要当先，「我没有把政治和说清历史真相放在重要的位置，而是把艺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是小说特色的第一位」。

　　「哪天我也自我审查就坏了」

　　在新作《米拉蒂》中，她写主人公米拉的父亲米潇，在接受多年的红色洗脑后，进入80年代那么一瞬创作的自由，却反而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创作，这和她的作家父亲萧马有某种相通，他曾痛苦地向严歌苓提及，自己在政治指导的氛围中已经被掰扯成某种形状，很难再跳脱出来。

　　「哪天我的脑子裡或是下意识裡也出现了自我审查，那就坏了，悲哀都来不及，创作出来的东西一定一塌煳涂，那趁这个没有出现与滋长，我就赶紧写了《米拉蒂》，」严歌苓说，「没有什么比自由创作更重要」。

　　而此次她携《米拉蒂》，似乎又到了一种全新的自由天地，这是她第一本没有审查的书，写起来自由洒脱。

　　而另一方面，用「不说」来保全，似乎也愈来愈难过她自己的关隘，「我要完成自己的人生完整度。不说的话，我就不喜欢自己了。我的选择是每年上千万收入不要了，财比我痛痛快快做人，次要很多。」

　　而结果正如她所言，是「求仁得仁」，上了黑名单的同时，也是自己为自己买下了更多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