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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步弯曲的?

京港台:2024-6-12 22:02| 来源:杨锦麟|老杨到处说 | 评论( 31 )  | 我来说几句


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步弯曲的?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署名「大川」的作者曾对五十年代的胡风事件发表过感慨。

  1949年,胡风写了一首交响乐式的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那诗句那抒情,是说:不仅全中国、而且全人类,在此之前都是黑洞,时间根本就没开始,只有到了某人在城楼子上一声吆喝,时间才正式算是开始了。

  马屁不可谓不响、舔功不可谓不精。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5年后,被他狂拍马屁的领袖,下令逮捕他,连他太太一起抓。罪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

  他有什么罪过呢?

  据说是因为跟周扬辩论文艺思想,被舒芜揭发,反对“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

  后来胡风的孩子问他:姓毛的为什么对你这么狠?

  胡风说:“…因为他不喜欢别人不佩服他。也许他觉得我不尊重他。”

  不佩服、不尊重,就抓、就关。

  在秦城监狱关了10年后,对他进行了审判。

  抓了10年后,才进行审判。判刑14年。

  没过两年,又改判无期徒刑。

  胡风的亲朋好友,亲朋好友的亲朋好友,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但是能拐弯抹角联系上的人,以及完全没有关系的人,成千上万,都被抓被关,罪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

  胡风的家乡,湖北黄冈蕲qi春县,全县的语文老师,虽然没有一个人认识胡风,但是全被停职审查一年,交待清楚与胡风的关系。

  在监狱中胡风得了精神分裂症。1979年被释出狱之后没几年,就去世了。

  大风说,各界名人在整胡风的时候,像非洲草原上最擅长掏肛的鬣狗群一样,一拥而上:

  戏剧家夏衍(胡风20多年的老朋友,一夜之间反目):彻底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是我们革命事业一个伟大的胜利。这等于从我们的身体上割掉了一个足以致命的毒瘤。阶级敌人一刻也没有睡觉,他们处心积虑地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缺口,他们在磨刀,窥测方向。

  作协副主席冯雪峰(第一个建议法律处理胡风的人):胡风曾经挑拨鲁迅和茅盾的关系,这就是他反革命的证据。应该作出决定,把胡风从中国作家协会清洗出去,撤销一切职务,并建议政府依法处理。

  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吴伯萧:反革命分子胡风,走也好,滚也好,割下头颅抛掷也好,我们再也不会上当了,我们必须彻底清查这个反动集团的底细。

  作家老舍发文《看透了胡风的心》

  作家丁玲发文《敌人在哪里?》

  “世纪老人”冰心发文《我看出了胡风的阴谋》

  “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巴金发文《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

  大戏剧家曹禺发文《胡风,你的主子是谁?》

  著名演员赵丹发文《我的愤怒已达极点》;

  历史学家翦伯赞发文《坚决反对胡风集团的罪行》;

  画家丰子恺发文《肃清阴险的反革命分子》;

  豫剧艺术家常香玉发文《坚决镇压胡风》;

  音乐家马思聪发文《胡风——蛀墙角的白蚁》;

  这些整胡风的人们,日后还有反右和文革(专题)等着他们。一个个都遭受了跟胡风类似比胡风更惨的下场。

  大风感慨,洪洞县里,哪有一个好人?

  只有一个好人,就是胡风的太太梅志,对胡风始终不离不弃。梅志被抓时,坚信胡风无罪,拒绝划清界限,放出来之后几次探监,又要求重返监狱陪伴胡风,二十多年冤案中,她一直陪伴他照顾他,最后送走他,最后晚年又为平反胡风冤案奔走呼吁。梅志最后活到了90岁。

  梅志,是中国女性的勇敢、坚韧、诚实、正直的化身。

  不由得记起一句话:荒诞的时代没有干净的人

  厦门大学七七级中文系毕业的陈徒手,在其《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这两部作品中,写新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当中的种种难堪,讲述11位大学教授1949年后“思想改造”的过程。

  黄宗英曾经打电话给陈徒手:“冯亦代看了你这本书,看哭了。书中说到的这些人都是他的熟人,但是你说的这些事他又不知道,所以哭了。”

  1957年“反右”,中国作协开了二十多次大会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会上常常状况不断,有人骂,有人哭,有人闹。一次会议,天津女作家柳溪当众揭发陈企霞,指认陈曾和自己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床笫之间的细节也一一抖落。全场愕然。

  陈徒手抄到这份会议记录,大感震撼:“这大概是最残酷的一次,原本都是老朋友,当着面争得你死我活,拿最恶心的事情来治你。”

  为了整陈企霞,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专程去天津动员柳溪来现场。陈企霞任《文艺报》主编,原本“很神气、很坚持的一个人”,一下垮掉了。

  陈徒手总结:“反右是一个战役套着另一个战役,一个人套着另一个人,好像都有安排。”先反丁玲,再是冯雪峰,回头再斗丁玲。最后开会表决是否开除丁玲党籍,丁玲自己也举了手。

  《人有病,天知否》用到的档案材料不及他抄录总数的一半,绝大部分信息是首次公布。

  《梁启超传》作者、评论家解玺璋评价:陈徒手的当代知识分子研究,始终依托大量的官方材料和原始档案,无一字无来历。

  1987年1月,党号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协也不断开展学习和运动。每次开理事会,左右两派争相发言,攻击对方观点是自由化,火药味十足。一次文代会,陈徒手做记录,王蒙说:这里有问题,你们不要动不动给中央报警。“可见当时有人没完没了地告状。”陈徒手回忆。

  1980年代末作协整顿,书记、副书记免职,党组成员全部撤换,七十多岁的刘白羽重返作协,担任《人民文学》主编。

  1950年代“人人过关”的局面又出现了。

  《人有病,天知否》引用了汪曾祺“文革”后写的检查等材料,都是从未公布过的全新材料。事后在陈徒手提醒下,汪朗去京剧团索要档案,以防销毁,却遭到档案处的拒绝:家属是不能看的。

  陈徒手有一阵研究梁思成,想查1960年代梁思成在历届北京市人大的发言,根据目录,什么也没查到。档案馆的做法是:把北京市人大的所有会议发言稿,钉成厚厚一本,陈徒手只好从头至尾翻阅,最后找到了梁思成的部分发言。

  陈徒手读了市面上几乎所有梁思成的传记,编排得好看,卖得也好,但是“抄来抄去,没有新意”,最后强化的都是梁思成“解放后如何跟随社会主义道路”。陈徒手在档案和口述中发现梁思成的另外一面,则从未展现在世人面前。

  “反右”时期,梁思成被批得很狼狈,到后来,他也开始批别人。他在斗钱伟长的会议上言辞激烈:“用我们的丁字尺,把你打成肉酱”。“打成肉酱”是“反右”时期工农兵的常用语之一。

  陈徒手对冯友兰的评价是:“他的经历有标本性质,他一直在斗争,又一直游离,关键时候他能收缩,永远是喘口气又活过来了。”

  他这样理解冯友兰晚年参加“梁效写作组”:“就是给人家改写古文注释,并不是多大罪恶,结果被人说得那么恶心。”

  即使忠厚如老舍,也会本能地规避危险。“‘右派’吴祖光挨斗,老舍会上也频繁发言附和。但私下他对吴祖光又很关照,吴祖光后来去北大(专题)荒劳改,老舍买一些吴祖光的画回来,送给吴的夫人新凤霞,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他们的关心。后来吴祖光写文章,还感慨老舍先生做人还是挺好的。”陈徒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64年文化界整风,北京市委想要保全自己,便把老舍推了出去....1966年8月,红色恐怖,那一个月特别厉害。但其实之后,整个形势就缓和了。老舍如果不自杀的话,就能扛下去了。”陈徒手对老舍自杀的理解是:“1949年以后他没吃过什么苦,突然间这样他受不了。”

  “不能苛求他们,主要是时代很荒诞。”知识分子在特殊年代集体萎缩,陈徒手想展示的却还是他们美好和善良的一面。

  陈徒手常自问:换作我,会怎么样?“也许我还不如他们,假如不粉碎‘四人帮’,不改革开放,我们接下去都会是这个命运。”

  “一定要保自己——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难堪、最令人痛心的地方。当然,在那种政治环境中,人人都有当脏手的可能,这次不脏,下次就要脏,谁都没有干干净净的。”陈徒手说。

  在一连串排山倒海、接踵而来的“运动组合拳”的“洗礼”下,知识分子们已经没有了这种“硬气”。

  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一步弯曲的?“思想改造”、“洗澡”这些消失于教科书,只会偶尔散落在网络世界隐秘角落的陌生词汇,究竟意味着什么?知识分子又如何看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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