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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叫做“我比你大”的病

京港台:2024-6-18 22:57| 来源:上报 | 评论( 8 )  | 我来说几句


有一种叫做“我比你大”的病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周末在家死嗑美国汉学家卜正民的巨著〈忽必烈的猎豹〉,边看边笑,非常有即视感。这部书用13个故事,描绘了约8世纪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及其内在统治逻辑。对照著现今中国对外关系,以及台湾(专题)若干立委老爱用“我比你大”的心态来讲话或行事,便觉此书真正戳到了某些核心观念,至少打破了我们对中华道统一以贯之的迷思,发现了历朝历代游牧入侵者,不全然是被汉文化“同化”,他们也“同化”了汉族统治者,甚至将若干观念深植到文化传统之中,在最根本的价值观上,形塑了现在的政治思维。

  “我比你大”意谓可以支配你

  举个例来说,“凌迟”这种酷刑,就是把人绑起来,一片一片的削他的肉,让他痛苦三天才死。这种刑罚据考证应起于唐代,起源应是游牧民族在火堆上烤羊,边烤就边用刀子片下来吃了。但此刑罚一直沿用到清末,明代这个号称汉民族为主的朝代也没放过,名将袁崇焕便是被以通敌叛国等罪名,公开在北京甘石桥凌迟,围观百姓甚至生吞其肉。大陆网友做了一系列影片,题名“崖山之后无中华”,比较宋代与后来中国朝代的法律、制度、经济、科技、与女性地位,更像是种“华夷之别”。所以,网友才说在崖山海战陆秀夫负8岁幼主跳海而亡后,所谓的中华文化实已灭亡,接下来的元、明、清,实施的全是游牧民族的那一套,统治者与为他服务的官僚是人,但小民们却是牲畜,要不怎么见了官大人要下跪并自称“奴才”呢?这种情况在民国稍好点,但那是被西方文明影响的表面,骨子里主宰整个政治与社会系统的,仍然是人与畜,主与奴,上与下,强与弱,大与小,婆与媳,夫与妾…,等等的阶级地位分别与支配关系。不但在官场如此,公司亦是如此,老板就是皇上,甚至在酒桌上也要显个老大,叫你干杯就干杯,不干杯就是“骄傲”、“不服从”,等下回去铁定整你。

  当一个人吐出“我比你大”这几个字的时候,不论他是立委、学长、还是长官,他的意思是他的阶级地位比你高,他有此地位可以支配你,你不听话或反抗就是违反了道德伦理,其罪可罚,其心当诛。而上位者由此获得优越感与成就感。同一套逻辑,也常在同一个人身上,用不同的型式表现于比他大、比他强、比他地位高的人身上,这便是“攀比”。“攀”指的是攀权附贵,“运交华盖欲何求?”能逮到一条大鱼,就是人生飞黄腾达的百年机遇。“比”则是与同侪相比,不论是同学、同乡、同榜、同事、同期…,我一定要比其他人快一步,挤到高一层的位子,才能超越正常规矩,支配到那些本来与我平级的人,那才叫一个“爽”字。这就像条水蛭,一生都在寻找最白最嫩的大腿,“咬定肥肉不放松”,最高等级的水蛭则是咬到皇上的耳垂子那儿,既有血吸,又能在皇上耳边嚼耳根子,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于是这群水蛭,便组成了“恩庇-侍从”体制的主体,一级一级的向下传递著不断被重新演绎的讯号旨意,流动著各种公私利益及需求供给,形成一个封闭性极强的人际关系网络。

  统治中华大地的语言逻辑

  但世间的资源永远有限,愈向上空位愈少,愈向下则资源愈稀薄,于是这个体系便必须有个边界。边界的存在是物理性的,生物性的,自然天生形成的。边界限制的不是觅食区域或发展空间,而是分配人数,分配人数愈少就分得愈多,所以要有敌我之分,主从之别,高下之辨。就像割韭菜,镰刀以为自己是分配体制内的一员,其实他只是工具;农夫以为自己比镰刀高级,应该分得到了吧?其实他只能领点工资。真正的韭菜集货场与大盘商,或后头的金主,才是分配体系的一份子。所以,为什么“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因为想闯入利益分配体系的那一员,或要将其排出分配体系的那一位,才是真正的敌人。大敌当前,索要贡奉,没关系,损点面子吃点亏,下去割一波韭菜给他就是了,只要不损及分配体系的边界,都不算“敌我矛盾”。

  换句话说,这些阶级观念,其实是被孔夫子那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阶级意识,包装起来的游牧民族血腥边界。孔夫子至少还讲个“礼”,礼虽有等级之分,但还存在著一些人的基本平等,谁会跟狗打恭作揖呢?但在游牧体系中,人与畜是两种不同的群体,人可以是平等的,但对畜牲就不要客气,奴隶是被当作畜牲的人类,终究是个畜牲。所以动不动放话“打死你”、“饿死你”、“死路一条”、“粉身碎骨”,都是人对畜的语言逻辑,胡萝卜与棒子并用也是。而为什么台湾有些人对此类语言深信不疑,甚至大表认同呢?因为他们也是那群游牧野蛮血统的传承者,终究这种野蛮逻辑已经统治中华大地800年了,愈高级的人类愈信这一套,他们可能也是在无意识中被教育成这个样子。

  卜正民书中并没有提到上述这些,而是用故事阐明了所谓“大国”、“统一”的世界观,其实来自元、清等游牧民族统治者。中国现在对边界的认知,其实是继承于清,“一带一路”的想像,其实源自于蒙古帝国最巨大的时期。中国人对统一的执念,其实来自皇权的教化。“华夷之别”则来自皇朝的不安全感,而且还是外来统治者,对内在叛乱的心魔,所生出来的不安全感。1768年,清乾隆时闹过一个“叫魂案”,原本只是无知乡民的迷信,却在皇上心中形成了阴影,演变成全国抓和尚、道士、乞丐的通天大案,还被汉学家孔飞力写成一本书,很能说明这种外来统治者先天的不安全感。

  西方进化 中国却反祖

  但历代中国人却患了集体的斯德哥尔摩症,不但认同了外来统治者,还充份吸收、内化了游牧民族的统治逻辑,成为现代中国生活习惯与价值观的一部份。所以,“华夷之辨”、“内外有别”,演化成了“勾结外国势力”,甚至刺杀外国游客,朝向义和团发展。“改革开放”到了老习手里,逐渐演化成了“朝贡贸易”,“不允许有人吃饭砸锅”,甚或反朝“国进民退”的计划经济“返祖”。“战狼外交”其实是在模仿18、19世纪欧洲殖民帝国的嘴脸,人家进化了,中国却返祖了,还把人家丢弃的东西,拿来当作自己的荣耀,王冠上的宝石。被统治者不断模仿著外来蛮夷统治者的观念、习惯、与行为模式,梦想著有天自己也可以支配这个世界,把其他国家当作畜牲,结果把自己活成了自己原本最厌恶的那种人,这不是悲剧,什么叫作悲剧?

  回到中国历史,“统一”不是中国的常态,分裂与统一一直是交替循环的。秦以前的周,约有500多年是春秋战国,小国割据,周天子仅是共主,孔夫子所濡慕的三皇五帝,部落政治的成份可能更大。新疆、西藏、蒙古、台湾,在清以前皆非中国领土,真要吵起架来恐怕比乌克兰更有得吵。而中国人对“统一”的迷恋,实来自对游牧民族征伐战斗的能力的崇拜,且是种打不过他,就说他老子其实是我儿子,那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其根源还是“我比你大”那种阶级式的,对上对大的崇拜。那其实是一种病,一种心虚自卑的病,让自己可以偷点懒,但面子上过得去。

  所以,台湾真想与对岸有所区隔,必须在观念上重新洗过一轮。认清自己可以做到“小而强”,而不是一路崇拜那个“大而虚”的神话帝国。对内,放下那种官大一级压死人的阶级意识,阶级只在工作时有其功能,上了饭桌便让人倒胃,连上厕所都要派7个警员保护,更成为笑话。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好好耕耘手边脚边的一亩三分地,不是比那些虚幻的大国梦想,更贴近现实,也更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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