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暴力、羞耻感：看见台湾白色恐怖的女性故事

性、暴力、羞耻感：看见台湾白色恐怖的女性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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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W 中文- 德国之声 (@dw_chinese) May 19, 2025

　　5月19日是台湾行政院订定的白色恐怖记忆日，用来铭记76年前宣告戒严的这天。台湾威权时期的受难女性——特别是遭受国家性暴力者——她们的经历鲜为人知，高菊花是少数说出来的亲历者。民主化历程跟台湾类似的韩国，曾在518民主运动期间发生国家性暴力；DW记者也亲访光州，从韩国的究责经验回看台湾。

　　后辈记忆中的高菊花，是个非常爱漂亮、优雅端庄的老太太。“我每次去她家里，看到她的时候，她都装扮好了。”音乐制作人熊儒贤向DW说道：“她是个每天都在等待的女人……在等有人来关心她，但是她太多故事不能讲，或者是没有人讲。好像她呼唤最多的，只有她养的猫的名字。”

　　不只是戒严时期的政治犯之女，高菊花同时也是白色恐怖时代的直接受难者。她出身台湾原住民菁英家庭，受日本教育长大，有过赴美留学的机会，却因父亲高一生被捕，作为长女的她放弃梦想，一肩担起家计，成了名为“派娜娜”的驻唱歌手，1950年代曾风靡歌坛。

　　50多年后，熊儒贤与几位音乐人替高菊花录制专辑，时常上山到她家找她。夜深人静的时刻，伴著酒、食物与歌曲，高菊花倾诉道：“你们要听我的故事吗？我怕你们会受不了。”

　　这个终于被诉说的故事，在高菊花过世近10年后，成为一部以她为主角的纪录片《禁锢的余生》。片中，高菊花自述20多岁的她在歌厅唱歌，国民党政府要她提供性招待给外国人。“可是我是女人啊，跟他睡觉，要劝他，很难为情，真的很难受。”

　　高菊花一生有过很多名字。她的邹族名为Paicu Yata'uyungana，日文名是矢多喜久子，国民政府执政后取汉名高菊花，舞台上的艺名则是派娜娜。图像来源: Wild Fire Music

　　台湾作家林蔚昀比对波兰和台湾的国家档案以及相关人士回忆录，指出高菊花被迫提供性服务的对象，应是国民政府欲拉拢的波兰共产党人士，当时政府希望利用她劝说对方“投奔自由”。

　　背负著“政治犯后代”标签，高菊花顽强走过近20年的高压监控；为了得到自由，她曾被迫“自首”，低头“认罪”。“因为我跟普通人不一样嘛，后面有一个‘黑的牌子’，什么时候枪毙都可以的人……我真的那时候是拚命地活过来，真的，我不要死。”她说。

　　这样的高菊花，长年有抽菸喝酒的习惯。过往的创伤，她很少对亲近的人言说；她的女儿也是到了长大之后，才知道妈妈曾是歌手。熊儒贤则认为，她从没有真正放下：“她还是觉得很羞耻，被污名化、被黑化那样的心态。”

　　台湾独立音乐厂牌“野火乐集”在2000年代中后期开始接触高菊花，替她制作专辑，近年把当时的影像访谈素材制成纪录片。图像来源: Wild Fire Music

　　白色恐怖下的国家性暴力是什么样子？

　　台湾自1949年实施戒严，38年后解严，但一直到1992年《刑法》一百条修法，台湾才称得上有真正的言论自由。政治受难者也陆续透过口述史访谈“现身”，诉说受难经历。

　　近年，台湾电影《返校》、《流麻沟十五号》等影视作品以白色恐怖历史为题材，把女性受难者更多元的面向呈现在大众眼前，后者更描绘了美貌囚犯被长官“召见”、出卖身体换取些许“自由”的剧情。

　　不过，威权时期的国家性暴力究竟有哪些实际案例，依旧少为人知。曾任职台湾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简称“促转会”）的彭仁郁向DW表示，以高菊花的故事为起点，或许能让更多台湾人“理解可能有更多生命没有那么具备传奇性，以至于被淹没、被遗忘的，众多女性的受害”。

　　当时台湾政府以“检肃匪谍”或“惩治叛乱”等理由，大规模抓捕人民；部分受难者还被加诸性别的迫害，既失去政治思想的自由，也被剥夺身体的性自主。被迫“陪睡”是其中一种可能的暴力形式；也有政治受难者转述狱中见闻，提及针对性器官的刑求。

　　作家柏杨曾称，他在狱中目睹记者沈嫄璋遭受“坐麻绳”逼供，称她全身光裸，下身被架在粗麻绳上摩擦移动，鲜血直流；女性政治犯张常美的丈夫欧阳剑华后来以柏杨的忆述为基础，描绘出酷刑场面，画作上附注：“沈小姐不胜羞愤，即哭求停止，自愿认罪。”

　　景美人权园区的国家人权博物馆内，留有白色恐怖时期拘禁政治犯的监牢。图像来源: Yu-Chun Chou/DW

　　“当国家体制里握有权力的人，要对少数族裔或异议分子进行压迫的时候，性别的暴力就是让他们可以剥除政治思想犯尊严的手段。”彭仁郁指出，恰恰是因为性暴力带来的强烈屈辱感，才如此有效击溃“受害者最后一道尊严的防线”。

　　不只女性可能遭遇国家性暴力。作家冯冯曾在《雾航》一书出柜坦承自己是男同志，称自己在威权时期曾遭政府拘禁与性凌虐，后来又如何努力挣脱政治暴力的束缚。这部自传曾改编为剧作《灰男孩》；然而，政府档案并没有留下他被关押的案件。

　　“国家留下的纪录，当然是有利于国家的纪录。”彭仁郁认为，“当加害者拒绝承认他做的暴力行为，唯一能做见证的就只剩受害者自己的经验。”若受害者愿意且有能力说出来，“我们才有机会知道当时的国家，到底用什么样残暴的方法对付人民”。

　　为何难以追究？

　　白色恐怖期间受国家性暴力者，只有极少数亲历者如高菊花的案例，才有相对较明确的指控与佐证。

　　在台湾，无论官方或民间，都没有任何数据能得知白色恐怖下的国家性暴力有多广泛。前促转会主委杨翠向DW表示，这并非单纯用数字衡量的问题，“一个不义的政权，造成一个人受害，它就是不对”。

　　杨翠和彭仁郁都指出，这类案件几乎只有非当事人、第二手的见证者口述，加上年代久远，因此极难确认。杨翠说：“从那些口述当中，我当然相信它是具体存在的，但可能没有办法一一指认某个A或B或C，目前很难。”

　　彭仁郁透露，曾有白色恐怖亲历者的后代告诉她，他母亲临终前说小时候目睹姐姐遭闯入家里的军人强暴。“这位后代自己承担了家族的历史，不知道要跟谁说；等到促转会成立以后，他跑来告诉我，可是我也无能为力，因为这种案件非常难查证。”

　　“转型正义的意涵就是要让这些当事人知道，不是她的错，不是她有问题，是国家、是体制的问题。”杨翠表示，首先要让国家性暴力受害者感受到，社会已经愿意聆听与接纳，而且国家也承认当时犯下错误，受害者才会敢于“把这么羞耻的事情说出来”。

　　然而，台湾转型正义太晚起步。最初是30多年前由民间发起，但一直到2018年，民进党政府依《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成立促转会，才有了第一个专责机构。2022年，促转会发布阶段性报告并停止运作，把后续工作移交给各政府部会。

　　促转会的核心任务包含公开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平复司法不法等；不过，推动转型正义在台湾面臨巨大反弹声浪，常遭指“撕裂社会”或“制造对立”。彭仁郁说，当时连核心的基础工程都推不动，更遑论要把性暴力议题纳为焦点。

　　杨翠认为，台湾恐怕已错过对白色恐怖国家性暴力的记忆建构时机。政府至今并未承认当时存在性暴力的不法行为；许多有可能亲口述说的受难者，还没来得及发声就已离世。

　　借鉴韩国？

　　“我们一直到2019年还在问：‘你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人家韩国都已经在说你要行动了，然后我们还在说你要记得吗？”杨翠引述《返校》电影中的经典台词，认为这部片“非常传神反映了时代对于记忆的恐慌”。

　　现阶段，台湾的转型正义以赔偿与补偿为主，究责方面进度缓慢，没能在法律上确认“谁是加害者”。虽然《促转条例》规定应“厘清压迫体制加害者及参与者责任”，促转会解散后相关工作也移交给法务机关，但到现在台湾仍无一部清楚定义加害者的专法或专章。

　　相较之下，韩国早在1990年代起便以国家和法律的力量追究人权侵害者的责任，例如下令压制1980年“518光州民主化运动”的全斗焕，在1996年遭法院判刑。针对大规模人权侵害，如光州518的镇压、1948年开始的济州四三大屠杀等，各有特别法究责；此外也有真相调查与和解的基本法，更有利于向相关单位调阅档案。

　　韩国过去的国家性暴力究责则迟至2018年才启动。当时韩国爆发Me Too浪潮，促使光州518运动时曾遭军警性侵的女性站出来，揭露自身经历；韩国官方随后成立调查机构，证实戒严军的确对女性集体施暴、性侵。

　　替518性暴力受害者争取权益的倡议团体“果实”（열매）理事尹景会（윤경회）在光州接受DW采訪，转述一位受害者的回忆：当年抗争，她协助收拾遭军人射杀的死者遗体，随身携带剪刀。遭遇性侵那晚，她用剪刀刺向施暴的军人再尝试自尽，最后被人发现送医，活了下来。

　　这位受害女性自述：“被殴打，身中弹片，在无麻醉下接受手术，还遭受性暴力，但即便如此，我也无法停止行动。我不知道当时哪来的力量，只知道我不断地向上帝祈祷说，请赐我勇气，像献出生命的人一样行动。”

　　去年12月，518运动时的国家性暴力受害者提起集体诉讼，审判预计今年展开。尹景会直指政府应该对国家性暴力负责，“因为这是在对光州市民血腥镇压的作战过程中，有具体的指示、与作战活动连结，或是在非法逮捕、拘禁、调查过程中系统性发生的”。

　　在尹景会看来，政府的责任不只在于揭露真相、承认她们是“国家的受害者”，还应赔偿她们。此外也有必要协助受害者的创伤复原，“但国家没有做到那样的角色”，于是她透过倡议组织，与受害者一起走疗愈之路。

　　韩国追究国家性暴力的经验，是否有足供台湾参考之处？彭仁郁认为，韩国的受害者还有些人在世，还可以集结，且有能力行动；即使诉讼未必能赢，仍是促进社会关注的一种抗争手段。

　　台湾促转会2019年也曾访韩，拜会国会、人权机关和受难者团体，交流转型正义经验。杨翠说，即使韩国确实比台湾积极，对方却也自认不足。“转型正义不能做KPI……他们也还在努力中，那我们不能放弃，不要急躁，因为急躁就没有办法做扎根的工作。”

　　为什么要述说威权时期的女性故事？

　　数十年过去，当代台湾人若要理解白色恐怖，靠的是亲历者留下的记忆与见证，还有后来的人不断重新述说、诠释，为故事赋予意义。

　　制作高菊花纪录片的熊儒贤在高菊花身上找到了力量，认为自己有义务“保护”高菊花、好好说出当时的故事：“我不能吹捧高菊花，但她的故事是非常真实的女性力量；也必须从她身上看到，我们在反对这件事情（国家性暴力）。”

　　彭仁郁从事创伤疗愈工作，她也肯认受害者记忆“公共化”的重要：从2023年台湾的Me Too运动经验出发，白色恐怖下的国家性暴力如果也能在文学艺术创作中被更多人看见，就不只是“被封锁在政治的层面”，而更能让人感受到共鸣，威力也更大。

　　杨翠自身是政治受难者后代，后来走上文学和历史研究的道路。她认为即使年轻世代不一定了解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却很容易就能体会女性受难者被剥夺身体自主权的痛苦，因为活在自由社会的人们理解“身体不该被任意侵犯”。

　　现年20多岁从事人权工作的女性，则不约而同提到社会沟通与教育。“台湾共生青年协会”秘书长潘美向DW表示，如果人们希望追求一个更包容的未来，就有必要“好好梳理”过去的问题，告诉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我重视你的经历，我不是想要丢下你就继续往前走。”

　　“陈文成基金会”志工张瑀婕经常到NGO的市集摆摊，她形容自己这代是“种底气的人”，要透过讲述威权历史，让更多人感受到民主自由可贵，以及女性发声的意义。

　　“前人留下来的底气不够，不够让我们这一代的人知道，女生其实有很多力量，”她告诉DW：“我们就是在把底气种好……让更年轻的人可以自由地伸展自己的空间。”

　　（DW记者唐宓对此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