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吵翻！大二医学生飞机上救人被质疑"没资格"?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近日，
一名武汉大学大二医学生
在飞机上救人的事情，
引发网友关注。
7月19日，孙毅杰乘坐从武汉飞往新疆的航班，他听到机上紧急寻医广播后，他即前往查看情况，发现一名二十多岁的女生靠在座椅上脸色苍白、双手颤抖，后得知其头晕、手指发麻、呼吸困难、脉搏细弱等。
在向其了解过往病史时，这名女生告诉孙毅杰，她有过猝死生还、体位性低血压等情况。他观察到，女生的神志有些涣散，瞳孔直径也有点放大，而且对答能力越来越差。
孙毅杰表示，他当时的操作很简单，是一些基本的体格检查，包括观察脉搏、神志、呼吸、心率，再通过一些简单的仪器设备为其量血压、查血氧饱和度。处理操作也很简单，就是让她吸氧，随后平卧。这名女生的情况逐渐好转。
几天后，孙毅杰回访了她，对方称情况比较稳定，并说等孙毅杰回到武汉后，要为他送锦旗。
7月24日，孙毅杰在飞机上救人一事被武汉大学官微发布，不少网友称赞其见义勇为。
记者注意到，也有网友质疑其“临床知识匮乏、没有执业资格”。
7月27日，记者联系上这位救人的19岁小伙孙毅杰，他证实自己当日在某平台发声，回应网友在航班上救人“风险极高”的质疑。
孙毅杰回忆，武汉大学放暑假，7月19日，他搭乘成都航空客机从武汉返回新疆。
“事发当天下午两点左右，当时航班上有广播呼叫医生，我听到就过去查看，客舱座椅上一位女孩精神状态很不好，说头晕，手指发麻，有点呼吸困难。”
“航班上没有医生，是有急救箱的，当时给她测了血压、心率和血氧饱和度，然后用听诊器听了一下心率和呼吸。当时测量她的生命体征算是平稳状态的，我其实也没有做特别多的特殊处理，就是些一般治疗，比如让她改变体位呀，吸点氧呀。”
孙毅杰告诉记者，整个施救过程中，有航班安全员手持记录仪记录，还有乘务员在场见证。
经过简单的救治，女孩的症状逐渐好转，脸色也恢复了。担心女孩出现意外，孙毅杰一直陪护在身旁，“我当时在她旁边一直待到下午4点，大约一个半小时。”
飞机落地下飞机前，他与女孩加了微信还合了影，“后面和她在聊，她说身体恢复得还可以，还不错，她说这几天病情比较稳定，还说要送我个锦旗。”
孙毅杰在飞机上复盘抢救过程，并提出后续建议
孙毅杰称，相关质疑并不影响他的选择，以后在类似情况下他仍然会出手相助，“不会为了保护自己而选择袖手旁观、明哲保身，要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对自己和患者负责任”。
孙毅杰告诉记者，他就读的武汉大学发了公众号表扬的文章。此事引发关注后，他在欣慰之余，也看到一位网友的质疑。
“这位质疑的网友身份不清楚，他的主要意图是什么呢，我感觉是对武汉大学的宣传有点不满，他觉得不该拿出来宣传，觉得会产生误导，对我身上的争议焦点主要是他的帖子评论区一些不太友善的言论，有网友说我‘临床知识匮乏，没有执业资格，抢救手段有限，病人和医护人员的风险都极高’。”
孙毅杰很清楚自己的边界感， “我知道我现在没有医生执业证，不能给她开处方用药，我的检查是不涉及药品和有创操作，我知道边界在哪里。这种见义勇为或者紧急救助的行为，是不需要执业证的，而且如果我的操作没有问题，产生了民事损害，也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
孙毅杰认为，危急时刻，有些患者心脏骤停，只有宝贵的4-6分钟的黄金抢救时间，只能尽最大努力去挽救生命。如果考虑行医资质问题，是很不现实的。
孙毅杰告诉记者，“以后碰到这种情况，我还是会义无反顾去伸手的。在患者生命面前，别的什么都可以放到后面。”
7月27日，记者加了这位患病女孩的微信，截至发稿，暂未获得回复。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杜洁律师、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均认为，结合孙毅杰的行为，其符合“见义勇为”的四大核心要件：无约定义务；无法定义务；为他人权益；紧急救助。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明确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该条的立法目的是“解除救助人的后顾之忧，鼓励社会公众互帮互助”。
航班乘务长向孙毅杰表示感谢
值得注意的是，事发前，孙毅杰刚结束为期两周的《早期接触临床》课程，该课程是为“零基础”的一年级医学生提供临床基本技能训练。
按照学校规定，孙毅杰还在大学一年级时选择了自己的临床导师，在医院急诊科见习。导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洪山院区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刘梦林评价，“不论是在学校还是在临床上，他就像个小太阳一样温暖着身边的人。这次飞机上的救人事件，正是出于他善良品质的本能。”
医学生机舱救人， 质疑者在“苛责”什么？
一架万米高空的飞机上，突发急病的乘客痛苦呻吟，武汉大学大二医学生孙毅杰响应机组号召参与施救。这本是医者仁心的暖心时刻，却也不乏质疑声传出：他是否有资质？若后果严重该担何责？而这些质疑本身也引发质疑：这是不是“键盘侠”对挺身而出者的苛责？
医学救护的确是有较高门槛的工作，外界对于资质的担忧可以理解。但是，当病情在万米高空突如其来，当医疗资源尚无法覆盖航班，如以资质之名将救助者拒之门外，可能会错失宝贵的救援“黄金时间”。何况，具体到这一事件中，孙同学有急诊临床经验，对病人进行的处置并没有超出他的专业范围。
外界的质疑，其实更多的并非对于孙同学的义举本身，而是出于对挺身而出者面临的责任风险的忧虑。即使《中华人(专题)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确立了对于“善意救助者”的民事豁免责任，它既适用于普通人，也适用于专业医生，但“好人条款”在现实中常因种种原因打折扣，甚至给救助者带来麻烦。这种不确定性，的确会让不少人却步。
他人需要帮助时，我出手相助，如何免除后顾之忧？我需要帮助时，如何让他人在帮助我时无须再三踌躇？不同的忧虑，反映的是同一问题的两面。更好地保护挺身而出的仁心医者和好心群众，其实就是更好地保护我们自己。
紧急救助免责条款是构建“敢救、愿救”社会的重要基石，是对电光石火之间决定行善举者的兜底保障，但在现实中，似乎还有明显不足。而“空中紧急医疗事件”本质上是航司将应急责任转移给了偶然的个体和自发的救助，航司有必要设置更完善的基础应急医疗设备、建立更精细的救助流程。
回到这一事件本身，相信绝大部分质疑者并非针对孙同学，反而是为孙同学设身处地着想，是为救助者未雨绸缪。
在急救的“黄金时间”，不完美的行动永远优于完美的观望。当善良勇敢的人站出来的时候，他们也许不会有那么多瞻前顾后，但法律法规应该替他们多“瞻前顾后”；他们的背后不应该只有人们支持的目光，也应该拥有更能让他们“后顾无忧”的制度性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