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了（春节征文）

一个甲子转眼飘过，我已然经历过六十多个春节了。个中滋味，酸甜苦辣，难以备言。今天回忆起来，有些细节居然历历在目。写出来与大家分享，或可在年夜饭之余，聊充谈资。

（一）温馨快乐的大家庭过年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我还在髫龀之龄，过年是一年之中最快乐的期待。父亲是长子，上有高堂，下有众多弟妹，所以我们家是过年的中心。每到大年三十，吃年夜饭之前必先炷香祭祖。

八仙桌上摆设着好几盘荤素菜色，好几付碗筷盘碟；还有一对烛台，插着两支红烛；一个香炉，准备上香的。妈妈早早的吩咐过我们几个小孩子：站在旁边，不准乱动，不准说话，更不准去碰桌子（因为祖宗在吃饭呢！）爸爸点亮了红烛，又点起几根线香，插在香炉里，便在拜垫上跪下磕头。然后是爷爷奶奶，然后是妈妈，整个房间一点儿声音都没有，每个人都那么肃穆地站着。

最后才轮到小孩子。我们有点害怕，又有点兴奋，学着大人的样子跪下磕头，向从未谋面的祖宗们致敬。弟弟是最小的孩子，他拜完之后，大家一起静默几分钟，爸爸就宣布仪式结束了。妈妈忙着把饭菜端回厨房重新加热，我们则起劲地把一个圆台面扛出来，因为年夜饭人多，八仙桌坐不下。

长大了，才知道圣人有“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教诲。每年岁末的祭祖，恐怕也属于“慎终追远”的一部分。中国的宗法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有太多的糟粕，不过“慎终追远”这一条，在我个人还是把它当作正面的传统。

第二天便是年初一，叔叔们、姑姑姑父都会带着孩子来我们家，给爷爷奶奶拜年，给大哥大嫂拜年。那一天家里是最热闹啦，我们小孩要给大人鞠无数个躬，但也会收获一厚迭压岁钱红包。我已经记不清每个红包里有多少钱了，反正不多，不会超过5元。这些红包，过完年都会上缴给妈妈，不过当时我们还是很满足，满足于那种快乐的情绪。

年初二，爸爸妈妈便带着我们去叔叔家拜年，堂兄弟姐妹们便又叽叽喳喳地玩在一堆，闹在一堆。叔叔家离开我家不远，我们便一路走了去。路上比平日热闹多了，小孩子们都穿着新衣服，大人们手里还拿着年礼。时不时的，弄堂里会扔出一个小鞭炮来，吓你一跳。

年初三，按例是去姑姑家拜年。姑姑住得远，要坐好长时间的公共汽车。小孩子更兴奋了，像是去远足。姑姑家附近有一个公园，春节也开门，大人在家聊天，小孩就惦记着去公园玩，把过年积攒下来的鞭炮全部放光。

过完初三，就算过完年了。记忆中有那么七八年，年年如此，都成为习惯了。小孩子不懂事儿，心中没有乌云，就这么快快乐乐地盼着过年，不需要做作业，玩得高兴，吃得满足。童年的回忆，还是充满着欢乐。

（二）凄风苦雨挨过十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红潮飙起，过年当然也在必须扫除的“四旧”范围。前几天看到村里一篇博文说起上海的造反派头头潘国平倡议不准过年，我完全记不起有这么一回事了。不过，即使他不倡议，整个国家似乎已经没有过年的气氛了。

爸爸自杀走了，姑姑也自杀走了。全家被扫地出门，同另外两家黑九类同住一幢楼。1967年一月，年关近了，整幢房子三家住户都是抄家对象，最怕听到的是雷鸣一般的敲门声，那一定是红卫兵小将的光临，只是不知道轮到的是哪一家。

弟弟五六岁的时候，最喜欢充当开门的角色。每当门铃一响，他一定大喊着“我来开，我来开”，箭一般地窜下楼去。有一次，他兴奋地把门打开，门口站着的竟是日常给他打针的曹医生伯伯，吓得他转身就逃。这件趣事一直被爸妈引为笑谈。可是文革时候的敲门声，引不起半点开门的兴奋，只有惴惴战栗的恐惧。

又过了几年，我已经去农村了。1969年的春节，是去农村后第一次回家过年。却在最后一分钟接到“抓革命促生产”的决定，击碎了所有人回上海过年的梦想。可是那时候，我们还年轻，血气方刚，居然集体反抗“抓革命促生产”的混帐乱命，义无反顾地逃回上海。我有一篇博文《逃回上海》，便是写的那一场斗争。[url]https://www.backchina.com/blog/298023/article-156849.html[/url]

潘国平的倡议似乎未能持久，文革中还是有过年的。政府为了显示对百姓的关怀，过年时节会发一些额外的票证，让百姓能买到比平时好一些的食品。我记忆中上海的春节发过一种鱼票，分普通票和花式票两种。普通票能买到的带鱼大概两指宽，花式票则能买到四指宽的大带鱼。为了那张花式票，我凌晨四五点钟就去菜场排队了。即便起得如此早，也排不到第一个，我的位置离开鱼摊位大概十几公尺，前面没有人排着，但放着几个小凳子，还有好几块石子，这些都代表着一个个排在我前面的人。那时候物资极其匮乏，什么都得排队，肉摊、鱼摊、蛋摊、蔬菜摊，一个人排不过来，就只好请石子当代表。我以为十几公尺的距离应该不妨碍我最终能买到四指宽的带鱼，便很笃定地等着。六点正开市，我前面的队伍瞬间膨胀起来，凳子和石子都变成了一个个实体的人，包括不断插档（加塞）进来的人，我的位置反而一步步地往后退。一个钟头之后，总算轮到我了，但是鱼摊上已经空空如也，不要说四指宽，两指宽的普通票带鱼也没有了。售货员耸耸肩，一副爱莫能助的脸色。我知道，摊位桌子下，她留着好几条四指宽的带鱼呢，那是她自己的，或者是给她亲戚朋友的。这一年，我没有买到带鱼，生生地浪费了一张普通票和一张花式票。其实也没有什么太遗憾，生无可恋，吃不吃带鱼有什么关系呢。

（三）海外过年做美梦

来北美二十余年了，再也没有国内过年的气氛。除夕是要上班的，回家也累了，没有心思再弄年夜饭。我们把妈妈接到美国来了，有一年，妈妈同我商量，说我们再炷个香罢。红烛点起来了，菜肴也都摆上，可是爸爸不在了，他坐在桌子边某一副碗筷的位置上了。妈妈领头上的香，我们都磕下头去。心里再也没有儿时那种神秘的兴奋感。我理解妈妈的心里，一定比我们更加悲苦，所以自从那一次炷香之后，她再也不提这个事了。

今天，妈妈已经在天堂和爸爸团聚了，我也已经是霜鬓皤首的老人。不过，我却有了过年的梦想。有一天，太太在网上找到一张图片：爷爷奶奶、儿子媳妇、孙子孙女六个人，笑容满面地在过年。我们两个看得爱不释手，就把这张图片设定在各自的电脑屏幕上。太太说，天天看着，哪一天就美梦成真了。

我很盼着美梦成真的那一天，我一定会认认真真地过一次年，下厨给孩子们做好吃的，不去饭店，就在家里吃年夜饭。把亲家和亲家母都邀来，他们也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在美国也没有其他亲戚。八个人老老小小围坐一桌，在远离故园的万里之外过个纯粹的中国年，给孙儿们讲讲中国人“慎终追远”的传统。他们听不听得懂是另外一码事，于我，也算尽了责任啦。

宋人蒋竹山有《虞美人∙听雨》一词：“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描摹人生不同阶段的迥异心境，十分传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