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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中、六中、八中与北大、清华都是红卫兵运动的策源地，也是“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发起学校。这些中学的红卫兵都是“西城纠察队”骨干力量，而且这些中学也都是当时中国的贵族学校。
四、六、八中红卫兵领袖的父母多是中央级、省部级干部。中央级高干是众人皆知的传奇英雄。因而中央级干部子女不必高调登场就已经被推上舞台了，他们往往不是红卫兵的发起者，而是被人拥戴出来的。这些贵族子弟们因为大都有身居高位的父辈，由此获得了不足为外人道也的上层政治动向的信息。
今天，当年叱咤风云的红卫兵领袖大都成为各个领域呼风唤雨的人物，或进入各级党政部门，或富可敌国，再度不可一世。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这些曾经的红卫兵领袖，在蛰伏多年以后，再次华丽地登上历史舞台，其中有许多当代中国的风云人物。
德国诗人海涅说过一切暴政，都从焚书开始，而以焚人终结。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如此，文革也是如此。这些贵族学校拥有得天独厚的师资条件和硬件设施，但是文革初起，文明那面薄薄的面纱无法阻挡野蛮和暴力的蔓延。这些贵族学校的学生惊诧地看到：堆着大量图书馆的书籍被点燃，化作青烟缕缕，升空而去。在硝烟中，他们隐隐约约地感到，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这些贵族子弟们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变化的，他们万事齐备，只欠东风，只等领袖登高一呼，便应者云集。喝“狼奶”长大的孩子，身上能没有狼性吗？但谁也没有料到暴力如此迅猛地到来。批斗大会在充满火药味的气氛中变得有些失控。不断有红卫兵冲上舞台，抡起皮带，向‘黑帮’们劈头盖脸抽去，台上无人制止，台下齐声叫好。打人的先例一开，场面就再难以控制。大会的组织者和主持者听之任之，甚至鼓励怂恿，致使暴力行为逐渐升级。
当时，薄熙来三兄弟都是北京四中学生，薄熙来是红卫兵激进组织“联动”的重要成员。可惜薄熙来没有写书撰稿，否则我们也许可以从中找到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的灵感来源。
在领袖和中央文革的纵容下，红卫兵攫取了随意拘押民众和使用私刑的特权，成为无法无天的暴民集团。学校设立了非法拘押市民和学生的“黑牢”。除了皮带与棍棒的酷刑，外加剃阴阳头，戴高帽，挂重大铁牌，无所不用其极。更可怕的是，一个人完整进去，皮开肉绽出来。
很多红卫兵领袖认为，“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名声不好，是因为中央文革的妖魔化。其实“西纠”这个组织和这个组织的暴力是得到某些领导的认同。可以从北京四中学生刘辉宣谱写的《造反歌》，又称《红卫兵战歌》中看到“西纠”的斗争矛头和暴力色彩。歌词中唱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刘辉宣就是北京四中最早的红卫兵，成立“西纠”时，他也成了“西纠”成员。刘辉宣肯定是老子英雄。其父也是位老革命，第一次授军衔时被授大校。
担任过“西纠”宣传部长的高干子弟秦某也辩解说：“西纠”没有组织过抄家，打人。但事实上“西城纠察队”是比红卫兵更激进、更残酷的组织。“西纠”在六中设置了劳改营，围墙上拉了电网，备有皮鞭、皮带、棍棒等刑具。关押的主要是校领导、教师及反动学生。
红卫兵运动并非自发产生，它始终未能脱离高层权力斗争的影响和控制。秦晓曾回忆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上问“西纠”司令孔丹：你们红卫兵不能这么打人，把刘诗昆的胳膊都打断了，人家是弹琴的嘛，怎么这么过分？但叶仍然称赞说“西纠”的“通令”写得好，并让他们有事找他。后来周恩来说，这事不能找叶帅，应该是我做的事。“西纠”的住房、汽车、厨师和相关费用，都由国务院提供。可见，当时周恩来就意识到“西纠”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在后来的语境里，周恩来这样做，是利用“西纠”维持秩序和保护老干部。
“西纠”在红卫兵暴行中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抄家、刑讯、屠杀、驱逐以及疯狂的“破四旧”，是“西纠”的典型符号，带来的是无数人的被迫害和文物的破坏。他们的行为没有任何革命性或者正义性，而是用残暴的手段实行白色恐怖。按现代来定义的话，他们是恐怖主义分子。
“西纠”总司令是孔丹，副总司令是陈小鲁，宣传部长由秦晓担任，后来的一些名人如任志强、薛蛮子等也是成员之一。“西纠”的许多通告等文件措辞严厉，措施严酷，其中第四号通告中的一句限期离开北京，即将十余万人驱逐出皇城；大批被批斗者从此颠沛流离，惨死于此次流放！此通告迅速在全国流传后，为害更甚！几个中学生，一个娃娃组织，缘何一度竟能操盘中国，影响全局，竟有如此大的能量？
当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发现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西纠”成为保守官僚的马前卒，立即将其打成反动组织。戚本禹训斥“西纠”是宪兵队，陈伯达则明确建议解散“西纠”。江青针对“西纠”的恶行批道：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他们以贵族自居，以为血统高贵，盛气凌人，什么东西！
于是“西纠”的命运如过山车般，从云端跌入地狱。“西纠”被取缔的最终原因也许非常复杂，但冠冕堂皇的理由，却正是因为该组织的集中营式的关押，和日趋失控的相互间武斗等。
对于“西纠”大搞红色恐怖的往事，《我们这些年：党史重大事件亲历者说》这本书上有一篇《红卫兵中醒着的人》文章作了精彩的回忆。作者是李卫雨、张爱民、纪彭，其中李卫雨是李聚奎的女儿，文革初期是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的学生。这篇文章追溯“联动”的历史，还是相当尊重客观事实的。比如说‘联动’成立前后，其前身“西纠”等红卫兵纠察队大搞红色恐怖，打人抓人甚至杀了许多人，在北京造成了不良影响。承认“西纠”杀人了，这就比秦某、孔某、董某这些“西纠”领导人遮遮掩掩的态度强得多。但是作者认为，这种杀人事件只是“过激”行为，本身没什么，只是给北京人留下了“不良影响”的话把，倘使北京人都忘记了这件事，就等于没有发生。
诡异的是，一九八四年“西纠”被中央彻底平反了！这份平反文件中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北京市先后成立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和“首都中学红卫兵连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为反动组织，许多成员受到关押审查和迫害。
由此，被利用成为当事人拒绝忏悔的挡箭牌，“西纠”的有些头头就认为，我党历来就有用通俗的话语阐释政治甚至哲学原理的传统，比如枪杆子里出政权，无土不豪，无绅不劣这类山寨版的马克思主义，都曾是中国革命的经典句式，所以文革中的‘造反有理’也是这套话语的延续。
因此，对于红卫兵的暴行，一位“西纠”的头头振振有词地辩解说：红卫兵有过非常过激的暴力行径，这是错的。但是我们看到当今的世界，看看那些群众性暴行，相比之下，当年红卫兵的暴行可以说是够克制、够文明的。这些自以为血统高贵的红卫兵的灵魂足够坚强，不会因为当过迫害者而良心不安。只要世界上有比他们更坏的人，如萨达姆、本拉登和卡扎菲，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由此可见，期望红卫兵群体首先忏悔是不可能的。
更诡异的是陈毅之子陈小鲁已公开向媒体就文革谈了二十几次感受，并向受其迫害的老师表示道歉。
陈小鲁（右二）带领其他校友向老师鞠躬道歉
四、六、八中红卫兵领袖的父母多是中央级、省部级干部。中央级高干是众人皆知的传奇英雄。因而中央级干部子女不必高调登场就已经被推上舞台了，他们往往不是红卫兵的发起者，而是被人拥戴出来的。这些贵族子弟们因为大都有身居高位的父辈，由此获得了不足为外人道也的上层政治动向的信息。
今天，当年叱咤风云的红卫兵领袖大都成为各个领域呼风唤雨的人物，或进入各级党政部门，或富可敌国，再度不可一世。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这些曾经的红卫兵领袖，在蛰伏多年以后，再次华丽地登上历史舞台，其中有许多当代中国的风云人物。
德国诗人海涅说过一切暴政，都从焚书开始，而以焚人终结。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如此，文革也是如此。这些贵族学校拥有得天独厚的师资条件和硬件设施，但是文革初起，文明那面薄薄的面纱无法阻挡野蛮和暴力的蔓延。这些贵族学校的学生惊诧地看到：堆着大量图书馆的书籍被点燃，化作青烟缕缕，升空而去。在硝烟中，他们隐隐约约地感到，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这些贵族子弟们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变化的，他们万事齐备，只欠东风，只等领袖登高一呼，便应者云集。喝“狼奶”长大的孩子，身上能没有狼性吗？但谁也没有料到暴力如此迅猛地到来。批斗大会在充满火药味的气氛中变得有些失控。不断有红卫兵冲上舞台，抡起皮带，向‘黑帮’们劈头盖脸抽去，台上无人制止，台下齐声叫好。打人的先例一开，场面就再难以控制。大会的组织者和主持者听之任之，甚至鼓励怂恿，致使暴力行为逐渐升级。
当时，薄熙来三兄弟都是北京四中学生，薄熙来是红卫兵激进组织“联动”的重要成员。可惜薄熙来没有写书撰稿，否则我们也许可以从中找到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的灵感来源。
在领袖和中央文革的纵容下，红卫兵攫取了随意拘押民众和使用私刑的特权，成为无法无天的暴民集团。学校设立了非法拘押市民和学生的“黑牢”。除了皮带与棍棒的酷刑，外加剃阴阳头，戴高帽，挂重大铁牌，无所不用其极。更可怕的是，一个人完整进去，皮开肉绽出来。
很多红卫兵领袖认为，“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名声不好，是因为中央文革的妖魔化。其实“西纠”这个组织和这个组织的暴力是得到某些领导的认同。可以从北京四中学生刘辉宣谱写的《造反歌》，又称《红卫兵战歌》中看到“西纠”的斗争矛头和暴力色彩。歌词中唱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刘辉宣就是北京四中最早的红卫兵，成立“西纠”时，他也成了“西纠”成员。刘辉宣肯定是老子英雄。其父也是位老革命，第一次授军衔时被授大校。
担任过“西纠”宣传部长的高干子弟秦某也辩解说：“西纠”没有组织过抄家，打人。但事实上“西城纠察队”是比红卫兵更激进、更残酷的组织。“西纠”在六中设置了劳改营，围墙上拉了电网，备有皮鞭、皮带、棍棒等刑具。关押的主要是校领导、教师及反动学生。
红卫兵运动并非自发产生，它始终未能脱离高层权力斗争的影响和控制。秦晓曾回忆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上问“西纠”司令孔丹：你们红卫兵不能这么打人，把刘诗昆的胳膊都打断了，人家是弹琴的嘛，怎么这么过分？但叶仍然称赞说“西纠”的“通令”写得好，并让他们有事找他。后来周恩来说，这事不能找叶帅，应该是我做的事。“西纠”的住房、汽车、厨师和相关费用，都由国务院提供。可见，当时周恩来就意识到“西纠”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在后来的语境里，周恩来这样做，是利用“西纠”维持秩序和保护老干部。
“西纠”在红卫兵暴行中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抄家、刑讯、屠杀、驱逐以及疯狂的“破四旧”，是“西纠”的典型符号，带来的是无数人的被迫害和文物的破坏。他们的行为没有任何革命性或者正义性，而是用残暴的手段实行白色恐怖。按现代来定义的话，他们是恐怖主义分子。
“西纠”总司令是孔丹，副总司令是陈小鲁，宣传部长由秦晓担任，后来的一些名人如任志强、薛蛮子等也是成员之一。“西纠”的许多通告等文件措辞严厉，措施严酷，其中第四号通告中的一句限期离开北京，即将十余万人驱逐出皇城；大批被批斗者从此颠沛流离，惨死于此次流放！此通告迅速在全国流传后，为害更甚！几个中学生，一个娃娃组织，缘何一度竟能操盘中国，影响全局，竟有如此大的能量？
当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发现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西纠”成为保守官僚的马前卒，立即将其打成反动组织。戚本禹训斥“西纠”是宪兵队，陈伯达则明确建议解散“西纠”。江青针对“西纠”的恶行批道：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他们以贵族自居，以为血统高贵，盛气凌人，什么东西！
于是“西纠”的命运如过山车般，从云端跌入地狱。“西纠”被取缔的最终原因也许非常复杂，但冠冕堂皇的理由，却正是因为该组织的集中营式的关押，和日趋失控的相互间武斗等。
对于“西纠”大搞红色恐怖的往事，《我们这些年：党史重大事件亲历者说》这本书上有一篇《红卫兵中醒着的人》文章作了精彩的回忆。作者是李卫雨、张爱民、纪彭，其中李卫雨是李聚奎的女儿，文革初期是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的学生。这篇文章追溯“联动”的历史，还是相当尊重客观事实的。比如说‘联动’成立前后，其前身“西纠”等红卫兵纠察队大搞红色恐怖，打人抓人甚至杀了许多人，在北京造成了不良影响。承认“西纠”杀人了，这就比秦某、孔某、董某这些“西纠”领导人遮遮掩掩的态度强得多。但是作者认为，这种杀人事件只是“过激”行为，本身没什么，只是给北京人留下了“不良影响”的话把，倘使北京人都忘记了这件事，就等于没有发生。
诡异的是，一九八四年“西纠”被中央彻底平反了！这份平反文件中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北京市先后成立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和“首都中学红卫兵连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为反动组织，许多成员受到关押审查和迫害。
由此，被利用成为当事人拒绝忏悔的挡箭牌，“西纠”的有些头头就认为，我党历来就有用通俗的话语阐释政治甚至哲学原理的传统，比如枪杆子里出政权，无土不豪，无绅不劣这类山寨版的马克思主义，都曾是中国革命的经典句式，所以文革中的‘造反有理’也是这套话语的延续。
因此，对于红卫兵的暴行，一位“西纠”的头头振振有词地辩解说：红卫兵有过非常过激的暴力行径，这是错的。但是我们看到当今的世界，看看那些群众性暴行，相比之下，当年红卫兵的暴行可以说是够克制、够文明的。这些自以为血统高贵的红卫兵的灵魂足够坚强，不会因为当过迫害者而良心不安。只要世界上有比他们更坏的人，如萨达姆、本拉登和卡扎菲，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由此可见，期望红卫兵群体首先忏悔是不可能的。
更诡异的是陈毅之子陈小鲁已公开向媒体就文革谈了二十几次感受，并向受其迫害的老师表示道歉。
陈小鲁（右二）带领其他校友向老师鞠躬道歉
陈小鲁说将近半个世纪，经历了风风雨雨，开始一步步反思，当时觉得文革是政治错误，后来发现它的根本问题在于违宪。他还主动反复提及反日游行里那些砸车打同胞的年轻人，文革的基因是不是已经消除了？类似的东西会不会再发生？这很难说。此前他曾经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实际上已经有点迟了，为什么这么晚才公开道歉，因为你过去不愿意面对这个历史。但在北京八中道歉会现场，陈小鲁的情绪则有点激动。他放下手中备好的讲稿，大声地致开场词：文革之后，老师对我们的冒犯宽容大度，我想代表八中当年伤害过你们的校友，向你们真挚地道歉！
陈小鲁
陈小鲁的道歉狠狠打了平反的文件脸！如果陈小鲁的道歉是正确的、他是做了违法的事，是犯了罪，则许多成员受到关押审查就是中央文革的正确决定，面不是“迫害”，平反就是错误的！同样平反文件对江青的指控也是错的！如果，平反的文件是对的，则陈小鲁的道歉是错的。我们应该相信陈小鲁的道歉是真诚的，因为他是在文革中干过坏事的贵族子弟中第一个道歉者。当然，还有许多有趣的现象，如“西纠”的司令孔某就一直保持沉默，从未见孔某高调道歉过。
文化大革命的作恶方式，主要是文斗、即政治的无情斗争、残酷迫害。武斗，公然打人，打死人则是最能揭示文化大革命残暴的一个方面。而不尊重他人的生命权的，又不道歉的，不是敢于担当的贵族，而是胡同里的流氓混混。（作者雲山林）
陈小鲁
陈小鲁的道歉狠狠打了平反的文件脸！如果陈小鲁的道歉是正确的、他是做了违法的事，是犯了罪，则许多成员受到关押审查就是中央文革的正确决定，面不是“迫害”，平反就是错误的！同样平反文件对江青的指控也是错的！如果，平反的文件是对的，则陈小鲁的道歉是错的。我们应该相信陈小鲁的道歉是真诚的，因为他是在文革中干过坏事的贵族子弟中第一个道歉者。当然，还有许多有趣的现象，如“西纠”的司令孔某就一直保持沉默，从未见孔某高调道歉过。
文化大革命的作恶方式，主要是文斗、即政治的无情斗争、残酷迫害。武斗，公然打人，打死人则是最能揭示文化大革命残暴的一个方面。而不尊重他人的生命权的，又不道歉的，不是敢于担当的贵族，而是胡同里的流氓混混。（作者雲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