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 又一观

作者:反弹琵琶  于 2019-6-5 15:22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作者分类:漫议杂坛|通用分类:热点杂谈|已有1评论

 一九八九年发生在北京的六四风波,实质上是一次被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镇压了的反革命的颜色革命。

  一、“六四风波”是有国际背景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长期进行和平演变,造成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就是最明显的证明。如果没有西方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支持,“六四风波”不可能闹到如此“不可收拾”的程度。早在6月4日之前,制造事件的一些头目早已备办好了出国手续,事件发生后很快溜之大吉,逃到西方,受到西方一些国家的庇护就是明显的例证。

  二、在西方和平演变的影响下,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抬头:追求政治上“西方化”,经济上“私有化”,思想上“自由化”。加上共产党内的一些领导干部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以权谋私,贪污腐败,造成党风和社会风气恶化,使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降低。加上当时物价大幅度上涨、经济秩序混乱,使人们产生了一些不满和怨气。一有机会就会发泄了出来。

  三、部分群众对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下台以及下台的方式不满。4月15日胡耀邦去世,一些学生借胡去世进行悼念活动。很快学生的纪念活动演变成为一场反对官倒,反对腐败,争取民主、争取自由的学生运动。学生运动的起因有着深刻的国内外政治、经济背景,是与当时国内外各种势力的斗争和较量有关的。中国国内少数有野心的政治人物想利用学生运动推翻政府而掌权,西方国家则希望建立一个亲西方的政府,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进行资本经济殖民。

  四、中国政府和北京市对形势估计不足,缺少相关经验,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甚至没有防暴警察队伍。在处理学生运动及突发事件时应对不及时,处理欠得当,加之党政高层领导意见不一,这一切都被国内外别有企图者利用。如18日深夜,由于在新华门静坐的学生只剩下数人,武警将他们拖走时动手打了人,引发了强烈的反应。4月26日人民日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发表后,学生和市民反应更加强烈,对将事件定性为“动乱”表示强烈不满,产生了很大的抵触情绪,导致了4月27日的大规模游行,致使运动升级而一发而不可收拾,“学生运动”演变成真正的动乱。【事实证明人民日报“反对动乱”的提法是正确的。】

  五、学生们的行动过于激进和幼稚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经历过“六四风波”的很多学生进行了反思,一些人认为学生也应对事件负有部分责任。少数激进学生以为流血会唤醒民众,不知退让和妥协。学生们摆不正自己的位置,要求与政府平起平坐,把政府当成谈判对手,甚至要超越政府之上(参见附件1:首都高校学生《请愿书》)。在政府关闭对话渠道并实施戒严以后,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更是不理智的,是任何政府都不能容许的。5月19日凌晨,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时劝告学生“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忧心如焚。”“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赵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同学们“早些结束绝食”。学生们就是不听劝告,后果可想而知了。【注:与赵思想右倾,态度暧昧有很大关系。】

  六、中国政府动用军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手段。当时北京交通瘫痪,北京市政府已不能行使职能,近乎瘫痪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面临崩溃的危险。在此紧急关头,邓小平果断出手,力挽狂澜,动用军队是正确的选择。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府进行谴责的时候,认为平定“六四风波”是为维护国家稳定所必须采取的手段,是邓小平晚年最大的功劳。李光耀先生对“六四风波”及邓小平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假如没有邓小平英明果断的决策,力挽狂澜,中国有可能像苏联一样解体,甚至可能爆发内战,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改革成就了。还有台湾学者李敖曾将中国的“六四风波”比作美国1932年发生“酬恤金进军事件”,认为中国对六四事件的处理方法是无独有偶,美国早在五、六十年前就使用过了。可见军队介入,是美国发明的,可惜美国没有申请专利。

  七、5月30日早晨新闻广播中就播出了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的《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以及陈希同(当时的北京市市长)签署的北京市政府戒严令(第一、第二、第三),宣布“戒严自5月20 日上午10时起实行。戒严期间,严禁游行,请愿罢工等活动;严禁中外记者利用采访进行挑唆、煽动性宣传报道;外国人不准介入中国公民违反戒严令的活动。”因此,学生和部分市民在此后继续占驻天安门广场静坐示威、随意拦截车辆、设置路卡都是违犯戒严令的。无论在任何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些行为都是法理所不容的,是违法的行为。

八、中国政府应在适当的时候,组织一些学者对“六四风波”进行深入的调

查研究,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做出公正客观的评价。长期对“六四风波”采取回避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与其回避不如面对。当然目前是不是适当的时机,何时是适当的时机,需要慎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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